在人类迈向数字文明的进程中，欧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数字时代重新发现欧洲独特的数字禀赋和价值，对于当下的中国不但有着应对中美技术博弈的重大意义，更有着迈入数字时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长远战略意义。
我在2023年参加了两场欧洲学术会议。第一场是2023年6月16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中国商会“中欧商业高峰论坛”，我准备了一个中德数字互信的发言。第二场是6月19日至21日，在芬兰举办的欧洲互联网治理论坛（EuroDig）。在我参加过的全球诸多互联网相关会议中，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GF）、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乌镇峰会、EuroDig无疑都是高质量的论坛。而本次EuroDig全面呈现了全球网络空间关键议题，包括在全球数字契约、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都有涉及。不仅如此，论坛参会专家层次和发言质量都非常高，各个场次都令人不忍错过。
在本次EuroDig上，最吸引我的当属芬兰交通和通信部部长蒂莫·哈拉卡（Timo Harakka），他是《数据资本主义》一书的作者。我此行的主要任务是承办一个“建立中欧数字互信”的工作坊。我与乌镇数字文明研究院首席专家吴飞教授、钟布教授主持“建立中欧数字互信”小组的发言。本次论坛中来自亚洲的只有我们三人。实际上，这是中国和欧洲之间沟通交流的最佳平台之一。只有这种相互深入，才能更好理解彼此，促进互信。在国际网络治理方面，中国还是后来者，在争取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互联网方面，我们更是远远不足。他们的办会方式，他们的视角和观点，很多值得我们学习。
IGF作为全球网络治理最大的“神仙会”，全球各路“神仙”汇聚日本京都。俗话说，不会脱口而出Multistakeholder，你就不算迈进国际网络治理的门。没有参加过IGF，你就很难说是网络治理领域中人。随着联合国《全球数字契约》的推进，全球网络治理正引领历史性的转折，无论是看热闹还是看门道，IGF都是最佳观景台。
IGF开幕之后第一场重磅专场，专注人工智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领衔展示了日本利用IGF进一步推动“广岛AI进程”的战略意图。需要指出，七国集团依然是IGF等国际平台的主导性力量，七国集团所折射的主导力量依然是欧洲发达国家。即便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网民数量占据全球80%以上，在全球网络治理机制中依然处于参与状态，话语权很少，任重道远。
会议期间，有欧洲专家问我，在数据和AI治理的制度建设方面，中国和欧洲最大的差异是什么？这个问题真有点挑战。我思考了十秒，回答道：非要说一个最大的差异，那就是欧洲是“先瞄准，再开枪”，欧洲的制度能力目前全球独一无二。而中国是“先开枪，再瞄准”。我们中国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喜欢让子弹飞一会，慢慢寻找靶子。有时候子弹飞得有点累了，也可以先停下来休息休息。一定要客观地看到，中国这种方式其实也不是坏事。首先，符合我们的做事方式和制度能力。其次，一切都有过程，中国在努力追赶，努力提高。总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达到“边开枪，边瞄准”的新境界。正视问题，直面差距，奋起直追，还是我们当下真实的境况。
数字文明作为新的文明形态，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创新，尤其是制度层面的创新。但是，无论是新文明还是旧文明，其核心都是不断推动和改善人类生存状态，造福全人类。作为有着文明深厚底蕴的欧洲，依然处于数字文明的中央，在急剧变幻的地缘政治浪潮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而在工业时代落后的中国，在新一轮数字文明进程中，积极进取，不断突破，也站在了一个共同引领全球发展的新位置。文化交融、文明互鉴，推动中国更深入融入世界，也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根本使命。
没有数字互信，就没有数字时代。今天，大国之间的数字互信和数字鸿沟开始出现问题。随着数字技术将全球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国与国的数字互信问题还会更加严峻。如何解决数字互信问题，我们面临两条道路的抉择，不同的选择其结局会完全不同。一条是消极防御，以隔绝、脱钩、去风险化等方式，通过更加封闭来应对。这种方式短期似乎可行，但事实上并不解决问题，更不符合长远利益。而另一条道路是积极防御，正视问题，在自身保持非歧视、公平竞争的开放的前提下，针对信任和安全问题，建立有效的技术方案和制度体系。后者才能实现数字时代整个世界的互联互通，才能实现双赢。如今，中欧之间的数字互信就面临封闭和开放的不同道路选择。多利益相关方机制应该积极发挥作用，站在人类数字文明的角度，积极推动立足长远、造福全体民众的开放道路。
当然，当下最亟须解决的问题是进一步走出隔阂，加强中欧之间多层次沟通，这是理解和互信的前提。欧洲通过《通用数字保护条例》《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人工智能法案》等，确立了数字时代制度创新的引领性地位。2024年4月20日，是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30周年纪念日。中国互联网30年，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黄金30年，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30年。在这一关键时刻，全球网民将达56亿，普及率超过70%，人类数字时代全面到来。数字文明不再是展望，而是现实。技术创新、商业创新和制度创新，也迈入新的阶段，尤其是数字时代的制度创新，成为重中之重。
（作者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方兴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