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戏剧创作的三个命题：尊重传统、重塑经典与跨文化交流

——新编豫剧《程婴救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解读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戏剧一直存在着三个“怪圈”，那就是：改编经典却难成经典，获得大奖却难占领市场，国人欣赏却难走出国门。这三种现象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在较短的时间内也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扭转，成为当代戏剧发展的最大困惑。然而，十年来却有一部作品不断打破这三个“怪圈”，在当代戏剧史上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华彩篇章，它就是由河南省豫剧二团演出的新编历史剧《程婴救孤》（以下简称《程》剧）。之所以这样说，主要缘于三方面的事实：一是十年来它囊括了中国舞台艺术的所有奖项，而且几乎都是以高居榜首的成绩出现，成为这个时代的“艺术精品”；二是十年来它创造了巨额的经济利润，演出超过800场，收入超过2000万元，成为这个时代既叫好又叫座的“保留剧目”；三是自2008年以来，它多次代表国家走出国门参与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激烈“交锋”中，不断彰显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成为当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所以，《程》剧自问世以来，除了受到观众的热捧之外，也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成为一个倍受瞩目的“文化现象”，引起我们对当代戏剧发展现状进行思考。截至2011年底，以《程》剧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仅中国知网就收入31篇，而且多数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学术界围绕《程》剧主要探讨三个问题，即：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经典，并能站在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制高点上参与世界文化交流。本文以《程》剧的十年发展历程为依据，通过对其创作、演出、交流的艺术实践进行深入剖析，试就其在上述三个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进行解读，以期对当下的戏剧发展有所裨益。

一

近年来，改编经典似乎成了一种潮流，大有一拥而上的趋势。经典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具有独特价值、饱含伟大精神的文化遗产，它具有典范性、权威性和恒久性。经典蕴含的价值是巨大的、丰富的，后人对其进行继承并重新阐释本无可非议，但让人遗憾的是，许多改编后的经典却成不了新的经典，而且多数由于加入所谓的“新潮观念”而成了不伦不类的东西。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改编者对民族历史无端地漠视，对文化传统随意地割裂，对价值理念肆意地颠覆。在一些“知识精英”们看来，“除了几次农民起义和四大发明，中国历史变成一部丑恶黑暗的原罪历史。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帝王不见了，帝王都被涂抹成所谓‘封建暴君’，一部极其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华民族奋斗与发展的历史，变成了使激进的知识精英提起来就愤恨、就耻辱、使许多人为之自卑自亵自渎自虐的所谓‘厚黑’政治史，所谓‘酱缸’文化史。”[1]因此，包括经典在内的民族历史到了他们的手中，就成了可以任意揉搓的面团，想揉搓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以至使改编后的经典面目全非，甚至令人啼笑皆。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面对民族的历史、面对民族的文化经典呢？《程》剧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

《程》剧改编自元杂剧《赵氏孤儿》，这是一部真正的艺术经典，是被大学者王国维称为“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作品。剧中讲述了春秋时期，晋国大夫赵盾一家300余口被奸臣屠岸贾所害，只剩下公主（赵盾之子赵朔之妻）腹中的胎儿幸免于难，赵盾门客程婴等人冒死救孤并慷慨赴义的悲壮历史。数百年来，这部作品在中国戏曲界、文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仅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还是最早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程》剧在继承原著基本情节和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密织针线，以当代人的视角和理念，重新演绎了这段让无数中华儿女为之震撼的悲壮历史，不仅成了当代豫剧的扛鼎之作，也成了新时期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换的典范，为经典名著的改编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那么《程》剧何以没有掉入“改编经典难成经典”的“怪圈”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创作者对经典怀有一种敬畏之心。经典是传统文化的高度浓缩，它一经形成就会成为一种文化标本，它的价值只能被重新阐释而无法被时间消除。经典意味着什么？经典标识着一个民族的身份，也体现出一个民族文化的凝聚力。犹太人在失去家国的二千五百多年里，始终保存着民族的文化经典《塔木德》，正是对民族文化的坚守才让他们最终得以复国。一个民族不论漂泊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只要他们保持对自己文化的记忆，他们就不会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程》剧创作于世纪之初，那是一个希望与困惑交织、激情与疲软相伴的年代，经济的高速发展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却是思想的迷茫和身份的迷失，多数人患上了“精神低迷”的“时代疾病”，对于他们来说，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这种“思想的迷茫”和“身份的迷失”，正是缘于对民族文化的冷漠和无知。《程》剧的创作者们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怀着治疗这种“时代疾病”的责任感，把目光重新集聚在传统上，集聚在民族的文化经典上。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一题材，正是看重了程婴的救孤之举是一种视死如归、敢于担当的民族精神，而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来说，最缺少的就是这种民族精神。正如《程》剧的编剧陈涌泉所说：“我在改编中着重突出的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善良与残暴的比拼，是一个民族在大是大非面前应有的态度。程婴等人冒死历险，用生命救下的，决不是一个复仇的种子，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良知。”[2]

其次，创作者具有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马克思说过：“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3]历史不会主动地给人以启示，当后人面对历史时，必须有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必须主动地从历史中吸取营养、接受教训。那么，什么是历史自觉呢？它就是对历史规律的清醒认识，对历史方向的准确把握，对历史前景的主动营造。“读史先求达其通义。能打通，则一切历史均是当代史。”[4]经典作为一种凝固的历史，当后人面对它时，除了虔诚的敬重之外，就是要主动地吸收其最有价值的部分为当代所用。“对于人类，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应该是那类能够引领人的精神走向圣洁的戏剧作品。”[5]由此可知，《程》剧的创作目的是明确而又具体的，就是要通过对民族精神的复燃，为民族点燃照亮前行之路的火炬，让这个时代找不到心灵家园的人重新找到回家的路。

第三，创作者继承了经典中的历史精神。经典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后人来说它总是精华与糟粕并存，我们需要继承的应该是沉淀于其中的历史精神。那么，什么是历史精神？简言之，就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被阐释、升华，而又始终受到后人敬畏的精神。《程》剧所传达的热爱和平、追求正义、忍辱负重、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曾激励着一代代华夏儿女，为了民族的振兴而前赴后继，成了植入中华民族骨髓深处的精神动力，成了中华民族遭万劫而不毁的历史精神。编剧陈涌泉在改编这一经典名剧时，首先看重的就是原作中千百年来一直被后人传颂的历史精神，主题立意的确立，人物关系的设置，故事情节的展开，都是基于表现和强化这种历史精神，体现出一种严谨的创作态度。《程》剧虽然演的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但观众并没有感觉到它很遥远，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改编者“复活”了原著中的历史精神，使观众在欣赏它时一下子就走进了历史深处，唤醒了流淌在血液中的文化记忆，观众与剧中的人物同悲同欢，一同去扣问人类的良知，一同去经受生命的历练，让观众在满足审美期待中完成灵魂的升华。

第四，契合当代观众的审美心理。《程》剧在尊重原著基本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对故事情节和主题立意都作了巧妙而又必要的改动，全剧的主题由“忠奸斗争”变为“正义与邪恶的比拼”，全剧的重心由“复仇”转移到“救孤”，救孤动机由知恩图报转移到匡扶正义，救孤目的由个体复仇转移到维护国家社稷。通过程婴的“救孤之险”、“育孤之艰”、“还孤之痛”，拓展了人性的丰富内涵，将个体人格、民族精神和理性光辉巧妙地统一起来，具备了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在《程》剧的改编中，我着力突出的就是‘人’，集中展示人的心路历程，充分展现人的精神世界，主动关注人的生命价值。”[6]《程》剧正是通过对人物命运的展示，使民族精神逐步得以显现，程婴十六年的育孤历程，是他个体生命价值不断得以升华的过程，也是民族精神不断得以展现的过程。这种民族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前赴后继的奋斗史，构成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伸张正义的抗争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忍辱负重、舍生取义的担当史，它不仅支撑着我们的民族从远古走到现在，而且还会支撑我们的民族从现在走向未来。这对于信仰出现真空、道德出现滑坡、意志出现疲软的当代人来说，无疑是一剂良药，一盏明烛，一片甘霖。当代观众在欣赏《程》剧时，能够在历史与现实、情感与理智的互动沟通中, 感悟到生命的意义, 领略到人格的魅力，在回归历史、回归人性、回归纯真的审美冲动中，心灵接受了洗礼, 灵魂找到了归宿。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戏剧的整体滑坡，以“振兴戏剧”为目的的各种评奖活动应运而生。客观地说，在评奖机制的促进下，确实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作品，推出了一批戏剧新人，为处于低谷中的戏剧注入了一针催化剂。但随之而来的是，艺术生产被“评奖”这根杠杆牢牢地支配着，造成了“天下之作，皆为奖来”的局面。然而，这根杠杆并没有撬动戏剧的真正繁荣，而是将许多作品无情地埋葬，一些剧目在追逐大奖的过程中，因为没有到达决策者的意愿而不幸殒命；一些剧目获奖后因患有先天的“不适症”，很快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事实上，几个艺术大奖根本无法撑起艺术的天空，“精品只是旗帜，下面应有众多的舰队，而我们只有精品的旗帜在空中飘扬，下面却无所依托”。[7]于是，就出现了另外一个“怪圈”，很多获得大奖的剧目，却赢得不了观众，占领不了市场，更无法成为保留剧目。究其原因，这些剧目大都存在着三个问题：

一是本体与身份迷失。戏剧是文化而不是工具，过去有人把戏剧当成政治宣传的工具，使戏剧迷失于意识形态，现在又有人把它当作捞取名利的工具，使戏剧迷失于外部环境，考虑最少的就是戏剧的艺术本体与文化身份，这种本体与身份的迷失才是戏剧最大的迷失。追逐大奖使戏剧成为由某些少数人操控的工具，导致戏剧“文化身份”的严重丧失，使戏剧创作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非文化化、反审美化的倾向。当戏剧失去了文化的属性，就会自然而然地受到质疑：“戏剧还是戏剧吗？”这才是戏剧的最大危机。

二是目的与手段错位。在“评奖”杠杆的撬动下，很多决策者把获奖、特别是获得大奖当成了戏剧创作的唯一目的。这种创作导向严重地违背了促进戏剧繁荣的评奖初衷，使戏剧逐步走上了一条脱离民众的贵族化、庸俗化的道路。因为他们只考虑为领导演戏、为评委演戏、为政绩演戏，而唯独不考虑为观众演戏。事实上，戏剧这颗参天大树叶子应拼命往上长，接受阳光雨露，根应使劲往下扎，越扎越深。可当评奖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成为目的时，戏剧创作就变成了“唯奖是图”，使戏剧逐步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成为一种典型的“树梢发展、树根破坏”的发展模式，致使戏剧赖以存在的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三是内容与形式倒置。在追逐大奖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创作出来的戏剧作品往往都是大制作的“典范”，一部戏下来，少则几百万，多则上千万。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戏剧的生存状况越来越萧条，可舞台制作却变得越来越豪华。一些创作者不喜欢去深入现实揭示社会矛盾，不喜欢去体验生活刻画艺术典型，只喜欢在历史题材上猎新奇，在灯光布景上翻花样，使戏剧成了一个被抽空思想内涵、徒具华丽形式的文化“侏儒”。戏剧的危机固然有历史、时代的种种原因，但戏剧内容上的陈腐和对现实生活的脱离，无疑是戏剧陷入困境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只要剧场里演绎不出动人的戏剧故事，舞台布景再豪华，舞台设计再翻新，观众也不会自愿掏钱走进剧场。

《程》剧问世以来，屡获全国大奖，2004年荣获第七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第一名；2005年荣获2004—2005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第一名；2007年荣获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2008年荣获“中国戏曲学会奖”……然而，《程》剧的成功不仅在于它获得了这么多大奖，更在于它获得大奖的同时，也在观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打破了“获得大奖却难占领市场”这个“怪圈”。那么，《程》剧何以能成为一部既叫好又叫座的保留剧目呢？

首先，《程》剧贯穿着精品创作的理念。《程》剧上马伊始，河南省豫剧二团就明确提出，要把该剧打造成可供剧团吃饭立身的精品剧目。也就是说，创作《程》剧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不单单是为了追逐大奖，而是要打造能够使剧团实现突围的精品力作。但一般人未必知道，2001年河南省豫剧二团决定排《程》剧时，团里的账户上只剩下800元钱。这与那些动辄投入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大制作相比，简直寒酸到了极点。但以程婴的扮演者李树建为首的河南省豫剧二团的全体演职人员，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怀着振兴豫剧的梦想，踏上了一条艰难而又漫长的求索之路。他们之所以有这种魄力和勇气，缘于他们对精品的清醒认识，他们认为，“精品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能够被广大人民接受的，能够反映历史基本规律和人类普遍情感的作品。”[8]事实证明，《程》剧具备了精品的这些要素，他们走出了一条“用精品意识指导艺术，用精品艺术吸引观众”的传统戏曲现代传承发展的新路子。《程》剧成功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这出戏的本身，它不仅救活了河南省豫剧二团，也带动了一个剧种的发展，促进了河南戏剧的整体繁荣。

其次，《程》剧始终面向演出市场。《程》剧从800元起家，到演出800场，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创造了当代戏剧演出场次的奇迹，成为新时期中国地方戏一道亮丽的风景。这其中的关键在于，《程》剧一开始就不是冲着大奖而来，它追求的是“看家戏”，是“吃饭戏”，占领市场才是它的真正目的。他们由“向上看”变为“向下沉”，始终瞄准市场需求，获得大奖只是作为打造精品、占领市场的手段，最终走出了那种“大奖一大撂，就是不上座”的“怪圈”。《程》剧荣获一系列大奖之后，他们仍然不遗余力地去开发市场，他们和《大河报》、河南英协房地产公司合作，实施强势媒体做舆论宣传、知名企业做经济后盾、著名院团做演出实体的“三位一体”市场开发战略。为了很好地占领演出市场，他们加大宣传力度，率先成立网站，聘请新闻发言人、名誉团长，牢牢把握住市场的发展变化，使《程》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占鳌头，拥有了广阔的天地，获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第三，《程》剧在与观众的交流中不断提高。《程》剧一切从观众出发，一切为观众服务，始终坚持在演出中进行锤炼，在市场中接受检验。在《程》剧的数百场演出中，其中70％是在农村演出，为了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把过去的“我演啥你看啥”变为“你看啥我演啥”。这种深入基层、接近观众、精益求精的艺术精神，不仅锻炼出一支高素质的演出队伍，也使《程》剧与观众达成了一种高度的默契。其实，在《程》剧赴杭州夺奖之前，他们就已演出了400多场，做了几次修改，排了几个版本；即使在《程》剧夺得大奖之后，他们也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不断地对其做进一步的修改完善。根据观众的需要，十年来《程》剧大的修改就有十余次，小的修改已不计其数，而且每次修改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正是在与观众的真诚交流中，《程》剧日臻成熟，并最终成为一部专家认可、市场接受、观众称赞的剧目。

第四，《程》剧拥有一支本色的创作和演出队伍。何谓本色？就是事物不加矫饰的本来面目。对于戏剧创作而言，本色即意味着最大程度地展示剧种的艺术魅力，突出强化剧种的地域特色，提升剧种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众所周知，剧本是一切戏剧活动的根本，拥有适合剧种演出的剧本，对剧种的发展至关重要。《程》剧的编剧陈涌泉是地道的河南人，他生于斯、长于斯，不仅熟知豫剧的艺术特质，也熟知产生豫剧的文化土壤，可以说是豫剧的“本色”编剧，这使得《程》剧的剧本既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又具备了舞台演出的一切要素，为后来的所有开掘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与此同时，《程》剧也从全国聘请了一批主创人员，如总导演黄在敏、舞美设计薛殿杰、灯光设计伊天夫等。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主创人员尊重本土文化，尊重艺术规律，怀着对艺术的负责、对河南的负责，潜心研究，将他们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技巧与河南本土文化有机地结合，不仅使《程》剧一开始就站在了全国的水准上，更保证了《程》剧始终都是“豫剧味”、“河南味”，没有出现剧种特色被弱化、甚至被异化的现象。说到《程》剧的成功，不能不说“程婴”的扮演者李树建。他在继承豫剧“豫西调”的基础上，吸收融汇各家之长，丰富了豫剧须生行当的内涵。他的表演大胆借鉴话剧、影视的技巧，既突出强化了豫剧的剧种特色，又使观众感到新颖别致。除此之外，《程》剧还不断培养新生代演员，正像《朝阳沟》不断拥有新生代演员一样，《程》剧拥有了第二代演员，使该剧的艺术生命力不断地得到延伸。这与那些到全国各地聘请名角参与演出，夺奖时临时组合、夺奖后四处分散的剧目相比，具有更强的稳固性。

三

《程》剧搬上舞台之后，不仅演遍了祖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还多次代表国家到欧洲和美国交流，在赢得中国观众好评的同时，也在世界上产生了良好反响，成为当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程》剧先后参与文化部重大交流项目“情系中原——两岸文化联谊行”、“第十届亚洲艺术节”演出和“迎奥运——两岸豫剧大巡演”活动，参加“中原文化港澳行”、“第十八届澳门艺术节”，并赴台北演出。2008年之后，受文化部组派，《程》剧先后参加了“罗马中国艺术节”、“第15届洛杉矶国际家庭电影节”、国际戏剧协会第33次世界代表大会，并赴法国巴黎和巴约那、美国洛杉矶和俄勒冈州进行演出。这些交流使《程》剧代表着中华文化步入了世界戏剧艺术之林，站在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前列。

《程》剧在世界各地的成功巡演，为民族文化参与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经验，为中华文化“走出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当代中国，伴随着经济的腾飞，中华文化开始逐步走向世界，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华文化在世界上还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大多时候中华文化“走出去”只是一种文化展示，而不是真正的文化输出。很多冠以各种大奖头衔的剧目，也很少能到国际舞台上去参与跨文化交流，出现了“家里热闹，外面冷清”的局面。为什么那些让国人啧啧称赞的“精品”却不能走出国门呢？为了弄清这个答案，就让我们循着《程》剧近年来参与跨文化交流的足迹，去寻找其中的奥秘吧。

跨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去交流？跨文化交流是指发生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组织和国家之间的一种交流。人类的跨文化交流古来有之，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发生得如此频繁，而且涉及如此宽广的领域，达到如此深入的程度。“文化交流与合作已成为继政治外交、经贸合作之后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在世界政治领域，文化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各国的政治实践中，它常常被作为各国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9]随着中国由区域大国走向世界大国，中国也逐步走到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同世界的交往变得越来越密切，这不仅缘于中国了解世界的需要，同时也缘于世界了解中国的需要。“在文化差异性的前提下，人类不同类型文明的对话是必要的和必然的”。[10]党的十七大报告曾提出，要提高中华文化的“创新能力”和“传播能力”，我们不仅要有打造文化精品的“创新能力”，还要有把这种精品文化进行输出的“传播能力”。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应该有拿到世界上去交流的勇气与构想，因为，只有在与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我们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的、属于这个时代的、具有世界意义的精品，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想法和做法只会被这个时代所淘汰。

从决策层面来讲，《程》剧走向世界，是一种有意而为之的文化输出，是主动参与异质文化面对面交流的大胆尝试，顺应了世界文化发展合作的潮流。2008年，河南省文化厅启动“河南精品艺术海外行”计划，《程》剧就是这个计划推出的第一个剧目。当年五月，《程》剧先赴意大利参加“罗马中国艺术节”，之后又到法国巡演。这是登陆欧洲的第一个大型豫剧剧目，在欧洲的上流社会产生了强烈反响，继上世纪梅兰芳之后，在欧洲再一次掀起“中国戏剧热”。之后，《程》剧又两次赴美国演出，并获得“第15届洛杉矶国际家庭电影节”最佳外语戏曲影片奖，成为中国参加国际影展获奖的第一部民族戏剧电影。《程》剧从演红国内市场到主动走出国门，具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输出意识，成为中国戏曲在跨文化交流中“敢吃螃蟹的人”。而这种意识正是全球化时代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必须具备的发展理念，必须拥有的前行勇气。可以说，《程》剧在世界舞台上的精彩亮相，让我们看到了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可能性，也拥有了走向世界的文化自信。

跨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拿什么要去交流？跨文化交流的核心是文化输出，输出越多，在双向交流中越占主导地位。文化输出主要有三种形式，即文化理念输出、文化产品输出、文化服务输出。三种形式中又以文化产品输出为主体。那么，什么样的文化产品才是跨文化交流的最好载体呢？著名的人类学家弗莱认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是分层次的，“文化的上部层次是一个民族特有的创造力的产物，主要是文学和艺术。”[11]跨文化交流的实践表明，最具民族创造力的艺术品始终是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这不仅因为艺术可以直接地去面对，直接地去感受，更因为艺术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通过艺术可以一下子窥视到这个民族的内在心灵，只有去了解一个民族的艺术，才能真正地了解这个民族的心理品格。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我们应该拿什么样的艺术品去参与跨文化交流呢？著名学者王岳川曾说，我们输出的文化既不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那种落后愚昧、衰败脆弱的文化，也不是“中国威胁论”制造者所宣扬的那种冲突性文化，而是经过汰变的创新文化……使中国的文化思想成为人类的文化思想，使中国文化不仅成为构建和谐人类的思想武器，并且直接参与这一构建过程。[12]《程》剧之所以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掀起“中国文化热”，是因为它具备了一种与人类进行交流对话的艺术品格，传达出一种根植于民族心灵深处，同时又能让其他热爱人类和平、尊重文化差异的民族产生共鸣的价值取向。黑格尔说过：“纯粹直观中的民族精神，就是在历史中所透现的普遍人性。”[13]《程》剧中所张扬的匡扶社稷、惩恶扬善的实践操守，所追求的担当责任、重信守义的理想人格，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文化能够在人类文明中大放异彩，并引起其他民族强烈共鸣的核心价值。这种核心价值正是全球化时代，维系人类和平发展、促进文化多样发展的桥梁和纽带。“让西方人认知和接受了中华民族积淀深厚的理性精神和人格风范，找到了中西文化沟通和互信的重要途径，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中华民族价值观所具有的超越历史和国界的普遍意义。”[14]中国要走向世界，必须担当起大国的责任，必须树立大国的文化形象。在“中国威胁论”的谣言不断被制造的今天，《程》剧所张扬的“理性精神和人格风范”成了塑造我们民族文化形象的法宝，成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对话的重要凭借。

跨文化交流的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去交流？由于跨文化交流发生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和群体之间，存在着异质文化如何沟通融合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程》剧巡演世界的过程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它体现出跨文化交流的五个基本原则。

首先，体现了跨文化交流的整体输出原则。《程》剧从2006年开始参与对外及对港澳台文化交流，而这一年正是河南对外文化交流迎来高峰的第一年。从这一年开始，河南连续四年承办文化部年度重大交流项目，并执行“非洲合作计划”、“央地合作计划”。可以说，《程》剧走向世界的6年，正是河南对外文化开放获得突飞猛进的6年，是中原文化成集团军式走向世界的6年，《程》剧是在河南对外文化开放的整体输出中逐步走向世界的。

其次，体现了跨文化交流的精品引领原则。文化交流的规律之一是由强势文化到弱势文化的流转，只有那些具有深厚文化底蕴、鲜明民族风格和浓郁时代特色的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才能占据主导地位。《程》剧在获得国家大奖之后，河南省文化厅迅速将其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主打剧目，以此彰显河南当代创新文化的发展活力。尤其是2008年河南实施“精品艺术海外行”计划之后，《程》剧更是成了河南对外文化交流的先锋，并出色地完成了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

第三，体现了跨文化交流的由近及远原则。人类文化交流史表明，同属于一个“文化圈”的民族，更容易发生文化交流。首先是地缘相近、历史上同属一个“文化圈”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其目的是巩固发展，深化合作；其次是建立友好关系和文化合作项目的国家和地区，其目的是拓展空间，扩大影响；最后是文化上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其目的是消除误解，增进友谊。《程》剧先是在国内参与对外交流活动，接着配合河南对外开放战略，赴港澳台地区进行演出，最后是走向欧洲和美国等地进行交流，随着交流范围的扩大，其影响也得到了不断的延伸。

第四，体现了跨文化交流的区位选择原则。由于跨文化交流发生在异质文化之间，因而交流区位的选择非常重要，如果选择得当，会使交流在差异的基础上拥有更多的共通共融之处。《程》剧之所以首选法国和美国交流，是因为《程》剧的故事早在200多年前就已传到了法国，这使得法国的观众在欣赏《程》剧时，拥有了强烈的审美期待；河南与美国俄勒冈州早在十年前就已开始了文化交流，而且十年来从未中断，为《程》剧到该地区进行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体现了跨文化交流的重视译介原则。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重要标志，但语言既是一座桥，又是一堵墙，因而语言译介在文化交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程》剧赴欧洲演出之前，专门制作了意大利文和法文字幕，还在两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特别是为了适应欧洲观众的欣赏习惯，特意排了欧洲版的《程》剧。这是除了《程》剧艺术成就本身突出之外，它能打动欧洲观众的最重要的因素。

《程》剧作为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成功范例，作为民族文化参与跨文化交流的先锋，它的成功之处还不止这些，应继续对其进行总结，以挖掘其更深的文化意蕴，但上述的经验无疑是重要而又宝贵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并把加快中华文化“走出去”作为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在这一背景下，戏剧必须有担当意识，不仅要积极参与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之中，更应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文化品牌。创作出既属于这个时代、又属于整个人类的戏剧精品，是当代戏剧人的光荣和责任。可以肯定地说，在未来国与国之间的文化竞争中，中国有影响力的作品必定是以中国文化理念为指导、以中国文化元素为构件的作品，那种靠借用外来“新潮观念”而无视民族历史的所谓“文化创新”，在跨文化交流中只能去步人后尘。这是《程》剧给我们提供的重要启示，也是当代戏剧创作应该遵循的法则。因此，对于当代的戏剧人来说，其创作的起点应是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其创作终点应是激烈竞争的国际文化市场，这不仅是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更应成为树立一个大国形象的文化自觉。

注释：

[1]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第4页。

[2]陈涌泉：《“孤儿热”中的冷思考》，《中国戏剧》2004年第4期，第4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2卷，118页。

[4]何辛：《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序。

[5]陈涌泉：《“孤儿热”中的冷思考》，《中国戏剧》2004年第4期，第42页。

[6]陈涌泉：《“孤儿热”中的冷思考》，《中国戏剧》2004年第4期，第42页。

[7]彭奇志：《戏剧，走出迷失的困境》，《文艺报》，2006年1月6日。

[8]陈涌泉：《崛起的历程——河南戏剧新时期30年回眸》，《河南戏剧》，2011年第6期，53页。

[9]梁岩：《中国文化外宣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2010年3月，2页。

[10]纳麒：《文明对话‘三部曲’：差异、碰撞与融合》，《文化研究》2007第6期，64页。

[11]弗莱：《文化认同的层次》，印地安纳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169页，转引自陈淳、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39页。

[12]王岳川：《新世纪中国文化创新之路》，《价值中国网》，2009年11月5日。

[13]转引自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5页。

[14]张大新：《传统理念与人格范式的颠覆、消解与重构——新编豫剧〈程婴救孤〉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启示》，《河南戏剧》，2011年第1期，36页。

监 审：赵慎珠

责 编：岳林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