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春联一样，以红色为主色调的年画，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画种之一，为我国特有。

史料记载，年画最初起源于古代的“门神画”，具体年代不详，也没有年画一说。东汉末年《风俗通义·祭典》记载：“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前事冀以卫凶也。”年画在宋代被称为纸画，在明代被称为画贴，在清代被称作画张、卫画、画片等，直到清道光29年（1849年），在李光庭的《乡言解颐》一书中始见“年画”一词。

记忆犹新的是，20世纪90年代前，在城市和乡村，不管家庭条件如何，日子过得怎么样，过年时，几乎每家每户都要买几张年画来张贴。每年只要一进入年末岁首，年画市场异常火爆。这些画作，一般都是印在大张的白纸上，内容充实，色泽鲜艳，种类繁多，武将、财神、门神、观音、八仙、寿星等应有尽有。由此可见，年画在人们心中的位置至关重要。

年画类型一般都是根据家庭成员的喜好来选择。老年人一般喜欢贴《麻姑献寿》；书香门第或有文化底蕴的家庭，会选择梅兰竹菊一类有文化品位的四扇屏年画。记忆中，领袖画有《毛主席去安源》，英雄画有《草原英雄小姐妹》，肖像画有《难忘的岁月》，样板戏画有《沙家浜》《红灯记》，工农业生产画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神话画有《牛郎织女》《西游记》，古装画有《岳母刺字》《穆桂英挂帅》。除此之外，还有象征新的一年能招财进宝、五谷丰登的摇钱树和聚宝盆，有《连年有余》的娃娃抱金鱼等等。

在那个年代，一进入腊月后，大人们便开始“忙年”了。除准备各种吃的、喝的，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外，就是贴年画、挂春联，目的是让房屋焕然一新。就我家而言，父亲买来新的年画后，都会把上面的故事讲给我和弟弟妹妹听，以至于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八仙”的姓名，知道许多古代神话故事。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一幅名叫《摇钱树》的年画：画的中央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树上挂满了铜钱、元宝、鞭炮等，树下是一群身着节日盛装的小孩，在欢快地玩耍，整个画面充满着浓浓的节日气氛。长大后我才明白，父亲是想用这幅年画表达对家庭的期盼，希望一家人来年能过上富足美满、兴旺昌盛的好日子。

张贴年画首先是煮浆糊。母亲说，煮浆糊要用纯白面粉，才能保证年画粘贴得牢靠。这个活儿一般是由她亲自来做。母亲很会精打细算，嫌家里煮饭的铁锅太大，因而把面粉抓到盛饭的大铁勺子里，放水搅匀后，点上一堆小火，慢慢地熬。随着白色的面浆由白而黄，由生到熟，一股面香亦从淡到浓，溢满整个房间，馋得我们直咽口水。浆糊熬好稍微冷却一会儿后，父亲和母亲便开始张贴年画了。

贴年画是很有讲究的。大门上要贴“门神”，一个凶神恶煞的大汉手执大刀，头戴盔甲，身披战袍，让人看了不寒而栗，“小鬼”自然不敢来侵犯。灶房要贴“灶神”，灶神很慈祥，预示着一年四季天天开火，灶火旺盛；堂屋要贴“财神”，祈愿四季发财，官运财运亨通；老人的屋里要贴“仙童拜寿”，一个胖娃娃骑在蛟龙身上，手托一盘仙桃，寓意老人长命百岁。接下来才是我们小孩子的屋子，父母会贴一些我们喜欢的年画。

父母贴年画时，由于我和弟弟妹妹帮不上忙，只能站在旁边看热闹。母亲作为一家主妇，除夕这天本来最为忙碌，之所以撂下其他活儿来贴年画，是因为没有她的参与，那些浆糊是根本不够用的。张贴年画时，父母二人分工明确，母亲手拿两把笤帚，一旧一新，旧的用来往墙上涂抹浆糊，待父亲把画贴上后，再用新笤帚轻扫一下，年画便平平整整地贴牢了。神奇的是，只要年画一贴上墙，原先陈旧、昏暗的房间，顿时变得熠熠生辉、喜气盈门，呈现出一派崭新的节日气象。

年画，不仅是过年时对家家户户一种五彩缤纷的点缀，同时也是文化交流、道德教育、信仰传承的载体与工具。每个阶段的年画都烙着不同的时代印迹，成为一段历史的缩影。在消息闭塞的年代，年画够得上百科全书式的地域文化和民间艺术，是乡村风俗文化的积淀，蕴含着中国民间的精神风貌。

在那特殊的年代里，年画伴我度过了一个个快乐的春节，它丰盈了我寂寞枯燥的童年，我也在日渐泛黄的年画中长大。如今，一说到过年，人们提得最多的是压岁钱、烟花爆竹、春联，而最具中国传统新年象征的年画，已成为一段难忘的历史和魂牵梦萦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