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拂槛：织物与时尚的审美游戏》是美籍学者陈步云的一部专论唐代时尚的著作。本书超越传统研究框架，有机地将时尚、丝绸、女性这三个唐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勾连起来，着力揭示了唐代时尚的独特内涵、形成的特定原因与脉络。书中贯穿的性别视角，使传统认识中的唐代女性时尚，回归到了两性共同缔造的时尚大历史中。这部研究广泛的著作，不但为唐史研究、也为性别史研究，带来了若干新视角与新内容。
■ 李志生
《唐风拂槛：织物与时尚的审美游戏》是美籍学者陈步云的一部专论唐代时尚的著作。当笔者首次读到步云的英文版大作时，着实感到了些许意外，意外的是陈步云作为一位外国年轻学者，居然驾驭了如此大的题目，并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析与结论。
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正如笔者的短评所说：“一直以来，时尚、丝绸、女性是唐史研究中的几大重要课题，本书超越传统研究框架，有机地将三者勾连起来。本书的讨论从解构西方的时尚观开始，在物质文化史的视角下，着力揭示了唐代时尚的独特内涵、形成的特定原因与脉络。书中贯穿的性别视角，使传统认识中的唐代女性时尚，回归到了两性共同缔造的时尚大历史中。这部研究广泛的著作，不但为唐史研究、也为性别史研究，带来了若干新视角与新内容。”对这一简评，笔者再从几个方面做一申论。
不一致的中英文书名
本书的中、英文书名是不一致的，这一变化凸显出陈步云研究中的两个重要取向。
本书的英文书名是《帝国风范：中国唐朝的丝绸与时尚》，中译本的书名改为《唐风拂槛：织物与时尚的审美游戏》，英文书名强调的是从帝国的大视野，来观照唐代的丝绸与时尚；而中文版的主标题“唐风拂槛”，取自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歌《清平调·其一》，它指的是杨贵妃的美貌，其意在以女性审美视角为出发点。
关于李白《清平调·其一》的创作，有一个不得不说的背景，对此，唐人李濬的《松窗杂录》有如下记载：“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由此也知，《清平调》三首是李白承旨所作，是用来逢迎玄宗、咏颂玄宗爱妃的。李白的诗句之意是，在晶莹的露水中，美丽的牡丹花显得更加艳冶，这暗喻的是玄宗的恩泽使贵妃的容颜倍见精神，使杨贵妃真正达到了像牡丹花那样的国色天香。
因着李白诗的这些含义，在转换的书名下，书的主题就从帝国的视野转为以杨贵妃为代表的女性视角。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笔者以为，这样的书名转换窄化了本书的视野。
性别视角下的“大”时尚史
乍看之下，此书对女性服饰的讨论并不特别突出，但从一头一尾，细心的读者还是能揣摩到，在陈步云的唐代时尚中，女性是占有特殊位置的：本书以电视剧《武媚娘传奇》中的低胸装为开篇引子，接着又讨论了太平公主的女扮男装逸事；而本书的结语，落脚在了韦庄的《秦妇吟》，而这也昭示的是唐代时尚的落幕。
虽然女性时尚在陈步云心目中占有相当大的重量，但陈步云的高明之处，在于她将展现唐代时尚最突出的群体或符号——女性，嵌入了唐朝政治、文化、技术的大历史中予以解读，而这展现的恰是真正的性别视野。
妇女/性别史的研究路径，大体在添加史—她史—社会性别史的三阶段。妇女史是被遮蔽的历史，故挖掘女性历史轨迹的“她史”，其实是妇女/性别史研究的起点，但仅止于“她史”，并不是妇女/性别史追求的目标，书写出两性的大历史，才是学人们念兹在兹的宗旨。琼·斯科特提出社会性别理论，初衷虽在探讨女性的性别建构、追索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但社会建构者的男性，更是必须给予高度关注的问题起点，只有将两性纳入社会环境中，方能展现社会性别机制的运作与呈现。
陈步云对性别理论的这些深意了然于胸，所以她才能从唐代宫廷文化、国家财政、男性审美等层面，来解析以女性为主的唐朝时尚。对于两性关照下的性别视角与唐代时尚，陈步云也给出了如下结论：“由于男性在文字、绘画等各方面都占主导地位，唐代女性的形象、诉求与她们作为女性的魅力都取决于男性的声音。”“着装与饰品对于女性的生活一直很重要，事实上，外表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对男性和女性同样重要。”在陈步云的眼中，虽然女性是时尚的主角、时尚也同时影响了两性，但谁是时尚的建构者、运作者，谁是时尚的体现者、执行者，陈步云通过性别视角，借助这本视野广阔的著作，给出了一个颇具功底的答案。
唐代丝绸对物质文化史的贡献
陈步云对唐代丝绸与丝织技术的谙熟令笔者吃惊，因为在2009年我与陈步云初见时，她对丝绸的知识还掌握不多，由此也见她的用功之勤。对此，陈步云的老师高彦颐可能也有同样的体会，彦颐老师在2019年时曾跟我说道，在进行物质文化史研究时，她与学生多有教学相长的情况，而每当遇到与丝绸有关的问题时，她请教的就是学生陈步云。
丝绸其实是一个需要专门技术知识与综合知识背景的研究方向，据《新唐书·百官志》，我们可以知道唐代的丝织品做如下排列：“锦、罗、纱、縠、绫、紬、絁、绢、布。”也知道罗、绫、紬，是五品以上官员及其女性家人的服装面料：“三品以上，大科紬绫及罗”，“五品以上，小科紬绫及罗”；“妇人宴服，准令各依夫色”。但仅止于此，只能说明唐代时装的秩序与等级，而尚缺时尚的内涵。对此，陈步云概括出了丝绸“设计即创意”“设计即制造”的结论，这就将丝绸与时尚紧密联结在了一起，同时也道出了丝绸的设计与制造，本身就是时尚的流行所致，这一独到的关联令人印象深刻，从而也使唐代的时尚，进入了物质文化的层面。
陈步云对唐代丝绸和时尚的解读，主要是循着丝绸之路的中西交流脉络、禁奢令的提出与实施进行解读的，中西方的文化互动，当然是唐代时尚演进的重要动因，但唐代统治者的“世界主义”施政理念，也同样需要予以放大观察。唐太宗时，奉行的是“夷夏一家”的族群认同理念，唐太宗就曾声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在“世界主义”的治国理念与施政方针下，身为天可汗的太宗，他的帝国理想既包含中国人也包含游牧民族，由此，胡服也就成了天可汗治下的域内之物，胡女着男装，进而影响汉妇，女服受域外影响而领口低开，也随之成了“夷夏一家”思想的具现。关于唐代时尚的政令影响，禁奢令是一个重要面相，而统治者奉行的“世界主义”，则是另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重要面相，它是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政策之本。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