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李长需

下班后要求“24小时在线”，周末通过微信安排工作，隐形加班没有加班费……老板让“打工人”下班后“休而不息”“无偿加班”的情况，该如何对付？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提交了一份《关于保障劳动者离线休息权的提案》，建议在劳动法立法层面引入离线休息权，提高企业隐形加班的违法成本。

所谓的“离线休息权”，吕国泉解释，是指劳动者在法定或约定工作时间之外，拒绝通过数字工具进行工作联络或处理工作事宜的权利。并且，按照离线权的逻辑，离线权不只是拒绝加班，而是不被打扰；用人单位在下班后的联系行为，本身就违法了法律规定。

在互联网全面普及的语境下，这项立法建议可谓“及时雨”，深得“打工人”的心。在不少“打工人”的下班生活里，好像下班了，又好像没下班：时刻盯着微信群，一有动静就回复；电话得时刻在线，电脑得时刻开着……2022年，有调查报告显示，84.7%受访职场人在下班后仍会关注工作相关信息，40.5%受访职场人加班得不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这样的隐形加班，变成了隐形侵权，但“打工人”又不敢有所反抗。因下班后未能及时回复领导信息，或者没有打卡、线上开会等，就遭到批评、罚款、开除等处罚的事例并不少见，不少人知道不合理，但也只能一忍再忍。

这种情形下，吕国泉呼吁将“离线休息权”纳入立法，呼应了“打工人”的渴求，也说明保护“打工人”的休息休假权益，到了应该重视的地步了。

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已有相应的探索。今年1月，北京高院年度报告首次提及“隐形加班”。一名长期下班后微信回复工作的运营部门负责人，被认定存在加班事实，属于隐形加班，用人单位应向其支付加班费用。

以法治手段解决数字时代劳动者之困，不仅要求用人单位在特定时间段不可以联系劳动者，同时赋予“打工人”向隐形加班说“不”的权利，有着现实的正当性。当然，就目前而言，实现离线权立法，还需要扫除观念、制度等方面的障碍，达成立法迫切性的社会共识，并探索建立一套系统的制度，包括离线时间长度、违反的法律责任、执法机制、例外规则等在内，使之出之有据，行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