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孝通先生的一生，他的学习、工作、学术和生命深深扎根在祖国大地，将劳动、生命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彰显着深厚的乡土情怀。今天让我们翻开《新华日报》，一起寻访他的珍贵足迹……
1995年6月24日《新华日报》03版刊登吴为山文章《得其神胜于得其貌——费孝通教授谈雕塑》，文中写道：“最近，应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之邀，我搭机抵京，为费孝通教授塑像。是日下午4点，我们被接到了费老住处……谈起肖像雕塑，先生颇有见地。他说：‘塑像，不必在形似上下太多的功夫，重在于神。所谓神，是指一个人的精神特征。鲁迅时代的知识分子与我们当代的知识分子以及下一代的知识分子都各有不同的精神风貌。要能抓住不同时期知识分子的特征，这就须多观察、体会并以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你为我塑像，要把我作为一个素材，要让雕塑成为你的创作，包含有你的灵感……对于历史来讲，个人算不了什么，重在于塑造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
临别，费老向我赠送了他的论文集《行行重行行》与杂文集《逝者如逝》，并在书上题辞：‘得其神胜于得其貌’。接过费老无价的精神财富，我眼睛湿了……记得告辞时，费老握着我的手说：‘一个人一生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就很不简单，望你刻苦钻研，成为一个成功者’。”
1996年1月24日《新华日报》07版《得其神》刊登吴为山文章《得其神》，文中写道：“我塑造了一尊硕大无朋的头颅，试图以体量的绝对性先声夺人，给人以无限智慧的深刻感受；同时，我着力刻画了费老的‘微笑’，这是一个相当微妙的感情形象，那嘴唇正欲讲话或者处于一句话停顿之时。我观察过，先生往往在讲话停顿的瞬间，闪烁出思想的光芒，尔后妙语连珠，令人叫绝。因此，把握笑的‘度数’是至为关键的。数月后，在和风暖人的春天里，费老面对自己的塑像，拉着我的手：‘真是不简单，不容易！’后亲笔书就‘得其神’、‘游于艺’以赠。我欣喜万分，用这尊雕像展现一代知识分子经过曲折求索迎来光明后扬眉吐气之‘神’，费老认可了。”
2000年10月31日《新华日报》B01版刊登文章《著名学者费孝通指出 经济全球化呼唤文化自觉》，作者潜元兹在文中写道，在2000年10月26日北京举行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著名学者费孝通发言时指出，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需“软着陆”，要有“文化自觉”意识，要在发扬自身文化个性的前提下进行“文化调适”。
2000年11月20日《新华日报》C02版刊登文章《我们需要有“文化自觉”》，文中写道：“费孝通说，‘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他说，现在经常提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为了这个前景，我们有必要加强人文主义，提倡新人文思想。”
2001年10月17日《新华日报》B02版刊登《从湖塘看小城镇改革如何创新——费孝通与湖塘镇党委书记朱伟中的对话》一文，文中提到小城镇改革创新，对此费孝通表示：“光靠自理，叫市民参与还不够；参与之后让他们自己管自己，不要样样靠政府，自己想法搞产业弄资金来源，那么做干部就轻松了。要搞特色，人家没有的湖塘搞，搞一个中间组织，搞一点政治文化方面的产业，比如说绿化、环保、文化，让他们在精神上不空虚。”
2001年03月28日《新华日报》B02版刊登文章《吴为山雕塑评论辑录》，文中写道中国著名雕塑家钱绍武先生对吴为山雕塑的评论：“看了吴为山的部分文人肖像系列，做得生动传神。我特别喜欢齐白石像、费孝通先生像和一位民间艺人像。我认为他很能把握本质特征，挖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秉承了以罗丹为代表的西方雕塑传统，又结合中国书法精神，因此他的‘手法’里有‘笔法’，这正是从‘写实’到‘写意’的一大进尺，奇怪的是，在罗丹的祖国都几乎没有人继承罗丹，他们很快地转向了抽象，为山在他的系列肖像作品里渗透了这一神韵，在他手法的运用里，都可以找到内在联系。”
2006年06月30日《新华日报》B04版刊登杨振宁文章《吴为山的真、纯、朴》，文中写道：“第一次看见吴为山的雕塑是2000年4月，在南京大学和南京博物院。我立刻就喜欢上了他的多件作品。青铜的‘齐白石’，从瘦削的脸孔，到长髯，到许多皱折的长袍，捕捉了一个矍然独立的精神。费孝通是国际知名的社会学教授。我曾多次听过他的课与他的演讲。吴为山的费孝通‘’比真人似乎更像费孝通：开朗的面貌，幽默的谈吐和乐观的精神都刻划了出来。”
2004年01月11日《新华日报》B03版刊登《费老这二十年》，作者朱通华在文中写道：“费孝通先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但首先是属于江苏的。他出生在江苏，成名之作《江村经济》也出在江苏。费先生自己还说过，他学术的第二个春天是从江苏开始的。甚至可以说，他一生的荣辱得失都离不开江苏。江苏因为费孝通先生而骄傲。”
2006年05月20日 《新华日报》B03版刊登文章《神往创新》，作者朱通华在文中写道：“费孝通先生一生志在富民，富民重在农村。上个世纪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江苏农村发生了世纪性的突破，城乡联结也发生了大突破。农民办工业，农村办企业，工业反哺农业，农副工三业兴旺发达。农村创新之举层出不穷，费先生当然兴奋不已，想来实地观察研究一番。那个时候，他一年要来江苏多次，每次要到基层调查几十天。江苏省的书记、省长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都对费老的工作给以真心诚意的支持。”
2008年09月05日《新华日报》B08版刊登《费孝通提出“温州模式”的前前后后》，作者朱通华在文中写道：“1984年和1985年这两年，费孝通先生的调研重点在江苏。我作为中共江苏省委与费先生之间的联系人，陪同他先后作了吴江调查、苏南调查（行程1700公里）、苏中调查（行程1400公里）、苏北调查（行程1500公里），因而他对江苏农村情况已经了然于胸。他认为，江苏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以发展工业为主，集体经济为主，参与市场调节为主，由县、乡政府直接领导为主，即‘苏南模式’。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苏南模式’直接冲击了‘计划经济’的框框，农村办工业，工业反哺农业；农民跑市场，城乡联结，打通了城乡之间的封闭状态；农民增加了收入，农村一片兴旺景象，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决策产生了正面影响。”
2009年07月23日《新华日报》B07版刊登文章《费孝通和开弦弓村》，作者吴晓波在文中写道：“谁也没有料到，费孝通在1935年所期望的“农村企业”竟成了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业开始复苏，家庭副业的收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而在吴县一带，乡镇工业遍地开花，甚至跟城里的大工厂争原料、争能源和争市场。1983年底，费孝通写出《小城镇再探索》一文，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他写道，‘从西方工业革命发展的历史经验上看去，苏南的乡镇工业是不伦不类，难以理解的东西，而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去，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2009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A12版刊登《人文彪炳，“乐居吴江”的魅力之源》，文中写道，在“南社”文化的熏陶下，吴江这片文化厚土还涌现出社会学家费孝通等一大批社会英才，现有吴江籍两院院士9位。当年，费孝通先生的著名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就是以吴江庙港为研究对象写成的。正是这部著作，使他在留学英国45年之后重登母校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讲台，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成为第一位获得这项荣誉的中国学者。
（江南时报记者 张姣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