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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名士|帝师与状元:翁同龢与张謇的师生情缘

日期: 来源:吴文化博物馆收集编辑:吴文化博物馆

原作者: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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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视剧《走向共和》的热播,苏州人翁同龢逐渐为世人所知,但整体偏于负面,例如固执保守,不愿意支持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不过作为读书人,他却取得了封建时代的最高成就,历任同治、光绪两朝的帝师。除此之外,他与实业状元张謇之间的师生情谊,堪称一段佳话。

《走向共和》中的翁同龢

翁同龢(1830年—1904年),字声甫,晚号松禅老人,江苏常熟人。古代读书人有两个最高理想,一是当帝师,二是成圣人,杜甫总结成“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前半部分的“致君”实际就是以帝师的身份协助君王,后半部分的“风俗淳”是儒家三立中的立德,能达成的都是儒家思想中的圣人。翁同龢幸运的达成了第一个成就,亦就是成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

常熟翁氏家族,自乾隆朝开始就是常熟当地有名的仕宦家族,素来有着“一双宰相,两辈帝师,三位公卿,四代翰林,五人进士,代有高才”的赞誉。翁同龢一生科举顺遂,仕途顺达。咸丰六年(1856年)二十六岁的翁同龢状元及第。清朝最年轻的状元是乾隆朝的于敏中,乾隆二年(1737年)时年二十三岁时考中状元。翁同龢比于敏中多花了三年,但在清代依然名列前茅。

帝师一词最早来源于汉初三杰的张良,《史记·留侯世家》记载:“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於良足矣。”清代可称帝师者众,有37位,其中著名的有康熙朝的汤若望,嘉庆朝的朱珪,道光朝的曹振镛,以及同治、光绪两朝的翁同龢。可惜的是同治、光绪二帝都受到慈禧的钳制,无从施展自身的政治抱负,因而也未能展现翁同龢的教学成就。除了培养皇帝,翁同龢特别留意于教导门生弟子,著名的有“翁门六子”,南通张謇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謇

相比于翁同龢而言,张謇的科举之路非常坎坷。张謇五次乡试不中,四次会试不中。更糟心的是,家族在他之前,三代无人通过考取科举做官,被称为“冷籍”。张謇为了提升考中的概率,无奈冒充如皋县秀才张驹的孙子。按照科举规定,这种行为称冒籍,类似今日的“高考移民”,一经发觉,就要斥革,还要处罚。张謇因冒籍,被知情者屡屡勒索,日渐拮据。所幸知州孙锦云爱才,出面予以解决。

张謇中秀才后,乡试却屡次不中。被逼无奈,张謇在备考期间开始了他的幕僚生涯,先后为恩人孙锦云以及淮军将领吴长庆担任幕僚。在吴长庆帐下时,张謇迎来了人生中的转折点。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借机陈军朝鲜,吴长庆率部入朝,遏制日本野心。张謇针对局势,发表《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文章,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政策,文采斐然,一针见血,一时遍传长城南北。

由此,张謇进入翁同龢的视野中,并受到赏识。翁同龢喜爱张謇,早先主要处于两点。第一,翁同龢是朝中坚定的“主战派”领袖,世称帝党,一直与主和的李鸿章对峙。张謇作为吴长庆幕僚,了解前线局势,且其强硬的主战倾向,让翁同龢在朝堂争论中占据主动。第二,两人是半个老乡。张謇生于南通,祖籍苏州常熟。张謇父亲的墓志铭记载:“张之族望不一,自晋而后,著于吴中。元季之乱,始迁祖建由苏州常熟来通,至府君盖十有五世”。民国时期,张謇纂修《南通张氏常乐支谱》。他在所作序言中,写道:“张氏之在南通也不一族,而三姓街之张,丁为盛。旧谱言,元季建公自常熟土竹山迁通,生十子,后各有一庄以居,名十张家园。”可见张謇一直以祖籍常熟为荣,翁同龢自然把张謇当成同乡。

翁同龢

光绪十一年(1885年),时年三十三岁的张謇,赴京参加顺天乡试,这是张謇第六次乡试。因为在朝期间表现,张謇已蜚声朝野。这一科的正主考是潘祖荫,副主考是翁同龢,他们都了解张謇,对他非常看重,将张謇的试卷从第六提到第二,称“南元”,因惯例第一名籍贯必须是顺天府(北京)、直隶(河北)人。翁同龢在张謇应试期间,曾专门拜访过他。这是翁张第一次会面,张謇在自编年谱中记述:“(翁同龢)知余寓所距宅不远,访余于庙,余一答谢”。而翁同龢也在日记中写道:“饭后访张季直优贡,謇,南通人,名士也,年卅三”

当时翁同龢已贵为帝师、户部尚书,居然屈尊主动去找张謇,可见其对张謇的欣赏。一般认为,张謇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考中状元后,翁张二人才结成师生关系。实际上此次会面后,翁张二人的关系就已经超出同乡范畴,俨然师生相处。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为翁同龢作《常熟尚书六十寿序》记载:

值公六十之寿,凡同时着录门下者,属为之文以为公庆。謇濩落之人,何足比数,顾辱公知甚深,操笔而进。

“濩落”意为沦落失意,特指当时张謇没有进士功名,在祝寿弟子中地位较低,翁同龢不仅不嫌弃,而且请张謇为祝寿文章作序,等于将张謇看做最重要的学生,可知翁同龢对张謇的看重。

近现代 张謇 张謇行书七言联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不仅如此,在绝定读书人命运的科举中,翁同龢更是大力襄助。张謇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十年间,一共参加了五次会试。而翁同龢在这五次会试中,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以及扶持。在前四次会试考试中,翁同龢都曾嘱咐过各方考官要注意张謇的卷子,不要遗漏此大才。令人感到惋惜的是,这四场会试中考官都将别人的卷子误当成张謇的,使张謇未被录取。

在张謇归乡期间,翁同龢与他书信往来频繁。在《翁松禅致张啬庵手书》中,翁同龢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寄信给张謇,书信中言:

方饭得手翰,甚悒怏,吾期君于辽廓,琐琐者不足措意。石室书院唐陶山先生与先祖所创得,足下主讲极好,早间已告寿州致书杨君矣。

听说张謇来信,翁同龢心急难耐,刚刚吃完饭就开始翻看。看到张謇心情颇为“悒怏”(忧郁),马上疏导学生看事情要注重全局,不要拘泥细节,谆谆教诲,一片真心。石室书院在连云港,翁同龢的祖父翁咸封曾经讲课其间。张謇在石室书院“主讲极好”,亲上加亲。

光绪十八年(1892年),张謇再次会试失利。翁同龢想挽留张謇在北京做官,管理国子监南学,派侄孙翁斌孙到张謇寓所劝说。但张謇坚持回乡,离开北京前,写了四首五言诗《奉呈常熟尚书四首》,表达对乃师缱绻情深:

东坡初出门,独向欧阳子。

昌黎掖后进,拳拳在张李。

古人慎所缘,身名托终始。

攀跻犹及公,州郡杀乡里。

十年辽海军,苦辛狎泥滓。

公与幕府笺,问讯辄书尾。

知公大雅人,等闲不足拟。

忧患能知几,恂栗斯有斐。


少小盛气志,颇亦羞群狙。

家世服农亩,不眩车轮朱。

上禀二人训,下规千载图。

江河绝东写,日月骚西祖。

中间气振荡,万物飞蓬俱。

常恐愿力薄,堕此礼义躯。

悠悠迫中岁,四顾增踟蹰。

踟蹰思古人,遥遥唐与虞。


寸志不可遂,万事皆尘埃。

犹是中国民,帝京时一来。

昔岁荷推举,冥冥如天开。

公今再荐士,隔绝中路霾。

由来得丧际,出入材不材。

公心照四海,涕泗生枯菱。

不遇故细事,缠绵恻中怀。

丈夫尚思报,所报安恃哉。


昏昏九衢尘,有官未云乐。

腾腾万人海,机利进锋锣。

独念平生交,肺腑相煦焕。

驱车出国门,连朝辄心恶。

况与夫子亲,眷睐重丘岳。

八年四回别,此别非畴若。

才钝语易枝,戚均虑无增。

江乡有闲田,先归料锄攫。

在这四首诗中,第一首将翁同龢比作求才若渴、奖掖后进的韩愈、欧阳修,把自己比作初出家门的苏轼,一心向往投拜在欧阳修门下。但在第二、三首诗中,为了不“堕此礼义躯”,他只能拒绝翁同龢的好意,不去国子监任职。在第四首诗中,他把翁同龢对他的眷念青睐,看成如山岳之重,而自已也是始终怀着知遇之感与仰止之心的,但是“江乡有闲田,先归料锄攫”,他最后还是选择落地归乡。翁同龢见张謇去意坚决,也就不再挽留。

近现代 张謇 行书七言联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接连的失利,令张謇心灰意冷,几乎就要放弃参加科举了。但是在父命之下,张謇参加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恩科,《啬翁自订年谱》中记载道:父年七十有七,体气特健,因兄请命曰:“儿试诚苦,但儿年未老,我老而不,可更试一回。儿兄弟亦别久,藉此在京可两三月聚,我心亦慰。”余不敢违,然意固怯,迟迟乃行。从年谱中可以看出,张謇当时心怀忐忑,对科举已经感到绝望,拖延了很久才赶赴京城参加会试。

这次科举中,翁同龢使出全力,帮助张謇状元及第,踏上仕途。张謇先在会试中第六十名,接着在复试时,初被定十一名,翁同龢将其改成第十名,到殿试时,翁同龢更将他提到第一名。按惯例,殿试卷也是糊名的,由八名读卷官分阅,按官阶从第一到第八。如某些卷子分在官阶最高的读卷官处,则其中最好的一卷即可初定为状元。张謇的卷子分在官阶第三的翁同龢处,则只能初定为探花。据传说,翁同龢收到张謇的卷子,匆匆评阅,便联合其他考官,劝说官阶第一的张之万定张謇为状元。并特地向光绪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获得状元。

张謇应试的殿试策 图源:江苏教育数字博物馆

翁同龢向光绪汇报时的“且孝子也”,颇为值得玩味。光绪当时刚刚亲政,正是奋发有为,需要大量人才的时候,国内外局势如此紧张,介绍状元候选人,强调一个“孝”字,有点莫名其妙。实则当时慈禧仍然掌权,这可以从帝党的翁同龢只能在考官中排位第三,后党的考官却位列第一可以看出。本轮状元貌似“放权”由光绪决定,实则还是要过慈禧一关。

“江南名士”实际暗示张謇与翁同龢是同乡,都是帝党一员,且颇有才华,是为了让光绪能够认可他。“且孝子也”更为关键,因光绪是慈禧的嗣子,慈禧希望他能像亲儿子一样孝顺自己,实则也是作为帝师,不动声色教授光绪如何向慈禧汇报,才可以坐实状元的位置。为了张謇中状元,苦心孤诣,师恩如海。

张謇“进士及第”捷报 图源:江苏教育数字博物馆

张謇中状元后,马上开始反哺老师。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至十一月,翁同龢连写九封信,向张謇咨询中日朝三国关系,以及在中日战争中应当采取的策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翁同龢在信函中写道:“雄论钦服,法刓必变,有可变者,有竭天下贤智之力而不能变者矣。瀚海以北瓯脱也,天山虚邑也,卫藏羁縻也,如何?此别未知何日相见,仲鲁同行否?早晚有信,托季鹾使也。日来意思甚劣,无由走送,聊致此意。”在书信中谈到“瀚海”、“天山”、“卫藏”实际指的是蒙古、新疆、青藏等边疆地区。边疆的危机导致国家不得不变法,信中充满了对张謇才华的信任。

张謇中状元金榜(复印件) 图源:南通博物苑官微

等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戊戌变法失败后翁同龢开缺回籍,他的政治生涯正式完结。张謇写了一首诗,《奉送松禅老人归虞山》:

兰陵旧望汉廷尊,保傅艰危海内论。

潜绝孤怀成众谤,去将微罪报殊恩。

青山居士初裁服,白发中书未有园。

烟水江南好相见,七年前约故应温。

翁同龢支持维新变法又反对操之过急,既为后党所忌恨,又触动光绪帝,此诗的三、四句写的正是此时翁同龢的危险处境,如履薄冰,腹背受敌。张謇劝慰老师安然返乡,享受天元风光。而“七年前约故应温”指的是七年前张謇科举落第还乡,今次轮到翁同龢罢官归隐。

此后不久,张謇不喜当时政治氛围,挂冠返乡,兴办实业,师徒前后脚离开北京。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翁同龢去信张謇:“闻足下以经济科荐,固知未必待试,何归期之速耶?苏堪、子培在何处?仆顷将赴章门,来笺当携以往,好诗无暇奉和,《荷锄图》归后题寄。足下初冬旋里,仆亦此时归也。草草不尽百一。”

大生纱厂 1899年建成

张謇半生追求科举,对做官自然看的很重,此次归乡,恐怕一半因为他认为实业可以兴国,一半因为他是翁同龢一系,受到牵连。然而,却在历史的撮合下,悄然成就了一段传奇。张謇一生功业,主要在创办实业,将南通打造为“近现代第一城”,甚至被毛主席称赞为旧中国工业发展不能忘记的“四个人”之一。这些成就大多在1894年考取状元之后取得,翁同龢对实业所知不多,对张謇的指导恐怕也比较有限。但他帮助张謇博取了第一桶政治威望,对其人生发展功不可没。张謇的人生逐渐走向辉煌,而代表翁同龢的政治生命的蜡烛却即将燃尽。

虽然翁同龢以一种很不光彩的方式退出官场,张謇却一直很关心老师,书信来往频繁。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翁同龢连书两封信,写道:“承惠银元二百,䩄颜拜受。悠悠四海,惟真相知者知我空贫耳!新稻及粟、鱼干、百合,一一捧领。”,“百岁酒正思配制,承惠适如所欲,椒鸡异味,平生未尝,山药、百合,此间所产迥不如江北,得之可以卒岁,珍感不尽。”从两封信中可以看出张謇对翁同龢至诚至孝,给翁同龢赠送银两以及稻粟等日常用品。

翁同龢在书信中提到的“惟真相知者知我空贫耳”,实际上与当时民间的传言有关。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副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上联嘲讽的是李鸿章中饱私囊,贪污受贿。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所以“合肥”代指的是李鸿章。“肥”是一语双关,即是“合肥”的“肥”,又表示李鸿章是个大贪官,肥了自己的口袋。“瘦”字用得极其精准,和这个“肥”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通过鲜明的对比表达了辛辣的讽刺。

下联嘲讽的是翁同龢。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下联的“常熟”就是代指翁同龢。翁同龢曾经担任户部尚书,清代户部尚书习惯上称为大司农。“常熟”也是一语双关,与“天下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的是“翁同龢自己是年成丰收,日进斗金,享受美满日子,但是老百姓过的却是饥荒的日子”。

容闳曾在《西学东渐记》中说李鸿章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梁启超也在《李鸿章传》里认为李鸿章的财产“数百万金,概意中事也”。因此李鸿章明显是一个贪贿之徒。翁同龢应该没有像李鸿章一样大肆贪污,但其本人是否清廉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清 翁同龢 上李鸿章十月二十八日函册页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翁同龢写了一首诗给张謇《简张季直》:

平生张季子,忠孝本诗书。

每饭常忧国,无言亦起予。

雄才能敛抑,至计岂迂疏。

一水分南北,怜君独荷锄。

其中“张季子”就是指张謇,“雄才能敛抑”实际上在说张謇兴办实业的事情。“一水分南北”指的是常熟与南通地理虽近,却被一条长江分隔成两边。

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翁同龢开缺回籍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去世前夕的七年中,张謇曾三次专程到常熟看他。张謇最后一次看望时,翁同龢已经重病在身,但张謇“仍惓惓于旧恩”。1904年,翁同龢去世前夕,自拟挽联一副: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知免夫

上联意思比较简单,说明翁同龢自认为一生都在追求政治的正确道路,无怨无悔。下联出自《论语》:“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讲的是曾子临终前,把他的弟子召集过来,叮嘱要谨慎行事。翁同龢要求张謇为之书写此挽联,说明将其看为最重要的弟子,衣钵传人。

清 翁同龢 石楼晚照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翁同龢去世后,张謇作另写了一副挽联:

公其如命何,可以为朱大兴,并弗能比李文正;

世不足论矣,岂真有党锢传,或者期之野获篇。

上联的“朱大兴”指的是嘉庆朝帝师朱珪,因出生在顺天府大兴县,被人称作朱大兴。“李文正”是指光绪朝帝师李鸿藻,因死后谥号为文正,后人就称他为李文正。以上两人都是帝师,而且谥号都是封建时代文臣的最高规格“文正”。翁同龢因为戊戌变法失败后,革职回家,1904年去世的时候连谥号都没有。张謇认为他的功绩可以比肩朱大兴,不如李鸿藻,就是在为恩师盖棺定论,认为他也应该谥号“文正”。

下联的“党锢传”取自《后汉书·党锢列传》,是指朝廷禁止名士出仕为官。野获篇是指《万历野获编》,该书记述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山川风物、经史子集等诸多方面。下联实际表明翁同龢晚年遭到朝廷禁锢无法出仕做官,因此他的事迹不见容于类似《后汉书》一类的官方记载,而只能在类似《野获编》这种民间史书中了解其生平事迹。

等到民国十年(1921年)正月初八,年近七十的张謇跨江而来,拜谒老师的墓地,并出资修建墓庐。

在虞山祭拜翁同龢后第九天,生病的张謇写下《虞山谒松禅师墓》:

淹迴积岁心,一决向虞麓。

晨暾彻郭西,寒翠散岩壑。

夹道坟几何?鸽峰注吾瞩。

停舆入墓庐,空庭冷花竹。

亟趋墓前拜,眥楚泪频蓄。

悽惶病榻语,万古重邱岳。

抵死保傅衷,都忘编管辱。

尊驺贡大义,凝欷手牢握。

宁知三日别,侍坐更不续。

期许敢或忘?文字尚负託。

平心感遇处,一一缭心曲。

缅想立朝姿,松风凛犹谡。

九原石台前,随武不可作。

该诗中的“泪频蓄”“病榻语”表现了张謇对恩师翁同龢的深切怀念,“编管辱”指的是翁同龢被开缺回籍后遭受编管的艰难处境。“松风凛犹谡”则是肯定了翁同龢的风骨与气节。

同年,张謇在南通修建虞楼,位置定在长江岸边、马鞍山顶,向南远视一江之隔的常熟。虞山是常熟的古称,此楼是张謇专门为了纪念先师所建,至今仍在默默纪念着这段弥足珍贵的师生情。

虞楼 图源:南通发布

从后世的角度看,古代的状元大多淹没于历史长河中,在后世名声显著者,只有如王维、柳公权、文天祥寥寥几人。翻看清代状元名单,张謇与翁同龢是少有为人熟知的,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是师徒,可称一大奇观。

翁同龢与张謇是同乡,是师生,更是挚友。早年间,翁同龢在科举上大力扶持张謇,助他顺利踏上仕途,实现报效国家的理想。待到翁同龢在戊戌变法中被革职回家后,张謇不负所托,弃官从商,走出了一条实业救国的道路。双方二十年来,始终互信互认,守望相助。状元师徒,青史留名。

参考文献:

1.【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

2.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

3.【清】翁同龢:《翁松禅致张啬庵手书》,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4.张謇:《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5.张謇:《张謇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6.【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

7.谢俊美:《翁同龢》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8.王敦琴主编:《张謇研究精讲》,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9.曹培根:《常熟翁氏文化世家》,广陵书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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