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2年到北京鲁迅博物馆主持工作并担任馆长。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起转入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主要著作有《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鲁迅忧思录》《鲁迅与周作人》等。
新文学诞生后，读书人多是沿着白话文学的路径前行，习俗与审美趣味都有些变化了。从事新文学写作的人，有许多是喜欢旧学的，或者是迷恋古代士风的，但因为趣味隐得深，人们不太谈它。像郁达夫之于旧诗，台静农精于书画之道，都不妨碍他们在新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们能于白话文里有所作为，旧的艺术的影响也是有的。这类人物易被人广泛注意，但另一类人就命运不同，像张伯驹先生，被古风所染，趣味都在旧路上，与新文学是有隔膜的，后人视其遗老式的人物，道理是有的。但这一观点也妨碍了对他的认识，其实，实际的情况并非人们想象中那么简单。他的世界的丰富，世间深知者甚少，那套话语方式与审美方式，有点稀世之音的味道，某种意义上说，在审美深处的情思，不亚于新文学家的文字。
张中行先生曾写过对于张伯驹印象的文章，评价的尺度偏于新，属于非士大夫的那套话语。他们在爱好上有许多接近的地方，比如同样是喜欢收藏，张中行属于藏界普通之人，远不及张伯驹博大，但张中行眼里的这位前辈，似乎少了点什么，那就是“五四”以来的某些新风吧。张先生也是把玩古董的人物，可是却潜心白话文写作，不像张伯驹那么沉于旧风里，文章呢，在周氏兄弟的传统里，就与时代有了亲密的关系。而张伯驹的话语方式，都带着历史旧影，是自己与古人对话，听的人在小的范围，惟亲近者方可领略一二。这样的人，易被时代大潮淹没，能够意识到那选择的价值，不那么容易。
近来人们发现，研究百年间的文学，旧体诗词的写作者，也有相当的价值。虽然形式上是古旧的，但思想未必没有现代性的意味。但研究这类古旧意味的文学，方法则与新文学研究略有不同。这大概与辞章的对应方式有关，总体不在新文学审美的范畴里。像张伯驹这样的文化人，所以在今天颇被知识界重视，一是身上带着现代史里的诸多符号，二是与收藏的藏品品位极高有关。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有诗人气质，那种钟情传统的精神之光，照出了存在的暗点。时代进化中所遗漏的遗存，并非都没有价值。他所关注、所心系的存在，关乎认识文明史的起落之意，经由其文字看现代史，倒是颇有意义的。
河南有一个张伯驹研究中心，近来出版了不少研究专著。看作者的队伍，不都是研究新文学的，思路介于古代与现代之间，新近推出的“张伯驹研究丛书”就包括《张伯驹传》《张伯驹词传》《张伯驹词说》《张伯驹十五讲》《丛碧千秋》等，已经形成系列。大规模搜集整理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而面对研究对象，采取何种视角思考问题，也是一个挑战性的话题。我对于张伯驹没有研究，不知道该如何描述其间的经纬。记得当年读到靳飞的《张伯驹年谱》书稿，很是兴奋，了解了许多不知道的旧史。此后世间不断有相关研究出现，说明知识界对于被冷落的文化人，已经有了较为客观的态度。
如何认识像张伯驹这样的人，研究者走的路径往往不一。张伯驹是大的收藏家，对于绘画、戏剧、诗词颇有研究，留下的诗文也颇不寻常。在众多的研究文本里，我比较喜欢以词证史的笔法。冯其庸、靳飞都写过相关的文字。作为活跃的文化人，张伯驹的功绩是震动文物界与梨园界的，但他的不凡之处，还是一位难得的词人。吴祖光说他“在旧体诗词方面的成就达到极高的境界”。那么从其诗词入手，考察生平事迹，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以词觅史，也会得到一般传说里没有的东西。
“张伯驹研究丛书”中的《张伯驹词传》的写法，就属于类似的一种。作者张恩岭说与文物鉴赏家的身份比，张伯驹的词人身份更为重要。以词的分析方式，来写作者的生平，是进入人物世界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一是适合对象世界的特点，文脉是一体的，二是以审美的角度进入丰富的生活世界，就把张伯驹的艺术家气质点画出来。不过《张伯驹词传》对于文本的研究，还仅仅是初步的，全书的许多地方还可以进一步展开。以词证史，需要做许多的准备和训练。要画好他的像，挑战性也可想而知。
从作品看文人的交往史，是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的。有人研究苏东坡，就在字里行间看到背后深的社会危机，文人间的互动，也得以显露。张伯驹生前的好友甚多，可写的故事数不胜数。比如与刘海粟、翁偶虹、王世襄、周汝昌的关系，都有书写的空间，牵涉到文脉的起落。像他与周汝昌的友情，不仅仅涉及红学的佳话，也有词学里的故事。周氏的红学研究，涉及一些几近湮灭的遗存，不料张伯驹的藏品里，有些古迹颇值得琢磨。1948年，张伯驹在燕京大学中文系楼上展出曹寅的《楝亭图》，正在研究曹雪芹家族的周汝昌闻讯参观，便与张伯驹相识。后二人多有交往，彼此唱和，留下的文字颇可一观。周汝昌的趣味，与张伯驹很有相似的地方，而张伯驹提供的古代诗画原件，无疑丰富了周汝昌的研究。周汝昌的眼力不凡，于一些地方能够嗅出古风。在与张伯驹多年交往中，就佩服这位朋友的才气和风骨之高。他觉得张伯驹的高处在于词学，所写文字清透、自如，大有幽婉之意。张恩岭注意到了两人交往的趣事，由他们的唱和之句，看文化史的斑斑点点，也不禁引人浮想联翩。
张伯驹对于《红楼梦》是有自己的诸多心得的，他的艺术家气质，使他对于辞章之道很是敏感。周汝昌与其交往，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与一般人的感觉不同，他欣赏的是朋友的辞章之力，深觉这位收藏家的天分之好。他认为，张伯驹的词写得很好，是有不小的价值的。在为《张伯驹词集》写的序文中，他说：我重先生，并不是因为他是盛名的贵公子、富饶的收藏家，等等。一见之下，即觉其与世俗不同：无俗容，无俗礼，讷讷如不能言，一切皆以自然直率。其人重情，以艺术为性命。伉爽而无粗豪气，儒雅而无头巾气。当其以为可行，不顾世人非笑。不常见其手执卷册，而腹笥渊然，经史子集，皆有心得，然于词绝少掉书袋。即此数端，虽不足以尽其为人，也可略觇风度了。因此之故，他作词，绝不小巧尖新，浮艳藻绘；绝不逞才使气，叫嚣喧呼；绝不饾饤堆砌，造作矫揉。性情重而气质厚。品所以居上，非可假借者也，余以是重其人，爱其词。
这个评价已经很高了，确说出张伯驹词作的好来。张伯驹写词，乃个人爱好，另一方面，用词作为隐曲的思想表达，也有妙处。在词的背后，藏了诸多思想情感，还有人间曲折之径，就有了多重的审美寄托在。我们现在要了解那代人的历史，不仅看同代人说了什么，还要看他表达了什么。张伯驹的作品，善带双语，意绪非常态之状，流动中有深意在。他欣赏苏东坡的词中别见高义，寻常人不能道清内里之意。《丛碧词话》有句云：东坡《贺新郎》“乳燕飞华屋”一词，前阕说新浴，换头单说榴花，是花是人，迷离飘渺；如锦绣深谷，琅嬛幽室，引人入幻，难穷其境。后人或谓为妓休兰，或谓为秀兰，两家纷然。却使子瞻在泉下捧腹。
东坡的多义表达，张伯驹也是喜欢用的。比如写给周汝昌的《风入松·和邦达答玉言嘱画〈黄叶村著书图〉》就很有意思：写来黄叶两图同，秋意笔偏浓。满林霜色斜阳外，似当时、脂面颜容。玉骨灯前瘦影，金声树里寒风。是真是幻已全空，难比后凋松。千年窃得情人泪，病相怜、愿步前踪。都是一场痴梦，绵绵留恨无穷。
此作写于20世纪70年代，涉及流落在日本“三六桥本”《红楼梦》。查《雾中词》中亦有《风入松·咏三六桥藏〈红楼梦〉三十回本》，有“多少未干血泪，后人难为弹穷”句，意与上首词同。由此词看个人与社会之关系，不无可叹之处。考察那个时期知识人与学界情况，张伯驹的咏叹也似另有所指，苍凉之间，古今一色，人生与人世诸态，皆在倏忽间烟消云散。难怪周汝昌晚年忆及于此时，情难掩饰。
许多人在张伯驹的词里看到了身外世界的纵横之径，或者说是弦外之音。《丛碧千秋》一书就录有邓云乡《丛碧词》一文，作者以为“词中保存了不少京华史料”。比如在《念奴娇》里发现王瑶卿以“老供奉”的身份活动，《多丽》中透出的李莲英老宅的旧事，在邓云乡看来都是难得的史料。冯其庸《旷世奇人张伯驹》里讨论《春游词》，认为比《丛碧词》更好，乃先生的“断肠词”。他从作品里看到历史折射在张伯驹身上的影子，又在这影子里体味到词人的精神境界。张伯驹在文字里写到家国命运，又能以古喻今，笔墨驰骋中，含无量情思。咏物中处处见到灵思，谈笑间风云涌动，历史的尘埃变成幅幅画面。看似在时代之外，却画出了历史旋涡里的道道波纹。
词学在学林里颇有些地位，研究其规律者，多有不同心得。缪钺先生《论词》一文，就言及其特殊的审美价值，说“词境如雾中之山，月下之花，其妙处正在迷离隐约，必求明显，反伤浅露，非词体之所宜也”。“五四”之后，写词的人甚多，近来李遇春主编《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也可见百余年间词的写作的丰厚。其中士大夫气质的词人之作，可作分析者不少，我们现在了解一些文人的心史，不得不从其诗词中寻找参照。从沈曾植到吴宓，从郭沫若到赵朴初，其词作可以看到世间风云的变化，这些与新文学作品形成对照，也看得出艺术的多姿多彩性。
我读张伯驹的词，觉得自如、丰厚，有佛家的哀凉之雾的流散，意象自有妙处。《雾中词》数首忆旧感怀之作，都写得神似古人。比如《水调歌头·读陶渊明诗》，飘逸与忧患之感均在，平静之中，忽闻水声，悠然之躯也带着迷津里的惆怅，是现实感的另一种表达，词义是深远的。《浣溪沙·癸丑重阳独登陶然亭》，远望众景，老眼迷离，旧友纷纷逝去，惟有残叶还在，感伤暗来。《小秦王·偶感》叹“子弟梨园皆白发，豆棚瓜架剩盲人”，空漠之感扑面而来。这是阅尽人间之色的内心感言，借着古人的文体，写出自己的体验，实在是真情的流露，其间的哲思也是有的。张伯驹在《雾中词·自序》中说：余之一生所见山川壮丽，人物风流，骏马名花，法书宝绘，如烟云过眼，回头视之果何在哉，而不知当时皆在雾中也。比年，余患目疾，而值春秋佳日仍作看花游山。遥岑远水，迷离略辨其色光，花则暗闻其香，必攀枝近目始见其瓣。情来兴至，更复为词，癸丑一年得百余阕。余已在雾中，而如不知在雾中；即在雾中，而又如知不在雾中。佛云“非空非色，即空即色”，近之矣。余雾中人也，词亦当为雾中词，因以名余集。
衰年之语，已带出几分禅意，但又非游戏之作，篇篇都有空幻与实有之体悟，一切都逝于昨夜，那些曾有的微火，温暖着自己的心，虽然万物皆逝，流水般的岁月毕竟有可怡的光点。你不会觉得他的消隐之趣的无聊，反而聆听到了那慧者的声音，给我们麻木的神经以冲刷的感觉。那一刻，或许便体味到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白话文作家，也追求过这类意象，但表达没有旧体诗词那么简约。由此也可以看出，张伯驹看似旧式文人的样子，而感觉，也是属于现代文学范畴的。文学没有新旧，旧瓶新酒，也是常有的事。
缪钺在谈到叶嘉莹的诗词研究时，也涉及以诗词证史的话题，人们从古人的吟咏里去寻文化的脉络，不无参考意义。他认为叶嘉莹的词学理念有几点颇可一赞，其中“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纵观古今”等是令人深思的。在为《迦陵论诗丛稿》所写提及中说：叶君论述古代诗人，先说明时历史背景，思想性格，为人行事以及撰述某诗篇之时、地及人事关系，然后因迹求心，进而探寻诗人之幽情深旨、远想遐思，遂能获鱼忘筌，探骊得珠，并就诗人性格、思想内容，剖析其艺术风格之形成，意境韵味之所以独异。此叶君论诗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特点也。
研究张伯驹的词，亦当有此类精神。看到“张伯驹研究丛书”的诸多文字，许多学者也带有这种特点，这也是走近前人的一种途径。诗词里有隐喻、有寄托，空白处亦多可想象的空间。我读靳飞、张恩岭等人的文字，发现都能于诗词里看前人的形影，说出作品里没有但其实存有的故事。民国以来文人的旧体诗词，也是特殊背景的产物，需认真梳理才能够懂得其间的修辞策略，以此明白知识人的精神之路。历代词人，都在自己的文字里营造了一个奇特的境界，有的是自言自语，有的乃与世间的对话。他们为什么不把话说尽，有时甚至闪烁其词，留有空白，多见歧义。明乎此，便懂得士人心史之大半。
（原载《周口晚报》6月1日、8日A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