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敦煌连在一块的亲情
因为敦煌，本该平平静静、团团圆圆的家庭发生了料想不到的变化：父亲痴守敦煌，母亲离家，沙娜辍学后留学美国，弟弟嘉陵寄养他人家。于是十几年过去后，一家人的命运迥乎不同。
父亲常书鸿是浙江杭州人，人们对杭州人有个特殊的称谓是“杭铁头”，就是说杭州人干事很执着，像长着硬铁头一样锲而不舍，不成功誓不罢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他出生在山清水秀、号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西子湖畔，但却一头扎进荒漠戈壁，在条件艰苦的敦煌莫高窟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其间经历了许多磨难艰辛，但依然没有改变他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的信心和决心。
常书鸿带着沙娜和嘉陵在莫高窟洞窟内。
父亲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喜欢游山玩水，他唯一的喜好就是热爱传统文化，热爱敦煌艺术。刚到莫高窟的那些年，为了清除流沙，修复洞窟，父亲像农夫一样挑沙子，打土坯，搭架子，修简易栈道。那时候在洞窟里临摹壁画，要忍受黑暗和寒冷、炎热的煎熬，但父亲一待就是半天时间。为了搞清经变图的内容，他还学念经文，独自一人待在洞窟里面壁琢磨。为了进入最高的第196窟，在没有通道可上的条件下，他让人用绳子捆住双脚，悬空从山顶距地面30多米的高空往下溜。
1951年，他到北京筹备敦煌文物展时，住在天安门内的西班房里，开门便可到中山公园，但他从来不去逛。“文革”期间，他受到迫害，不让他从事敦煌研究，让他清扫洞窟积沙。但在每天清扫洞窟时他都仔细地观察壁画，还发现了壁画变色这个不容忽视的问题。1982年，父亲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迁往北京，但心依然在敦煌，他在屋子里挂满了风铃，还要时时感受莫高窟九层楼上铁马叮当的情景。即便到了1994年病重期间，当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来看望他，他还表达了要继续敦煌研究的心愿。
父亲在事业上执着追求，给子女的爱也很深厚。在莫高窟生活的艰苦日子里，冬天里，工作繁忙的父亲还常常不忘给常沙娜姐弟俩弄来柴草烧热炕头。别人送他的水果，他总是舍不得吃，储藏在地窖里，慢慢拿出来给正在长身体的沙娜姐弟俩补营养。母亲离家出走后，父亲在工作之余都尽量抽出时间照料沙娜姐弟俩的生活。后来为了让沙娜姐弟俩有人细心照料，他还想办法雇了一个保姆。弟弟嘉陵经常生病，父亲总是想方设法弄来药给嘉陵治病，去重庆的路上，他怕嘉陵吃药受凉，把小水瓶一直藏在腋下暖着。
父亲一生经历坎坷，受尽了磨难，他对子女教育非常严格。常沙娜记得自己十几岁了，做错了事还挨父亲的耳光子，弟弟有一次做错了事，父亲就罚他跪搓板思过。一直到自己参加了工作，做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院长，父亲还常常给她写信教导她，丝毫不给面子地指出她的缺点。1980年8月21日，76岁的常书鸿在给她的一封信笺上写道：“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到了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
1950年11月，常沙娜乘威尔逊船返回祖国
与父亲卓有成就的一生相比，母亲的一辈子是暗淡无色的，甚至是带着对丈夫、对子女的歉疚忏悔而去世的。但作为女儿，常沙娜最终还是原谅了母亲，并且在十九年后还专门探望了母亲，寄钱资助在困境中生活的母亲。
1945年，母亲陈芝秀离家南归，回到了家乡杭州，舒适的日子没有过多久，命运便向更糟糕的地步发展了。新中国成立后，她私奔结婚的那位国民党小军官赵忠清，由于历史上的许多劣迹被判入狱，她也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家属而被视为另一类人。生活的窘困随之而来，身为雕塑家的她已没有勇气去求以前的熟人帮助了，她只好隐姓埋名，艰难度日。不久，赵忠清病死于狱中，她又改嫁了一个工人，生活却越发困苦。为了生活，她给人家洗衣服、当佣人。
1964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的常沙娜带着学生到杭州写生，在杭州大伯父常书林那儿了解到了母亲的踪迹。然后她去探望了母亲一次。这是相隔了十九年后的相见，面前的母亲早已没了当年留学法国女雕塑家时髦的样子，变成了一位面容清瘦苍黄、刻满皱纹，目光呆滞、神情木讷的农村老太太。母亲见到常沙娜后，一遍又一遍地说：“沙娜，我对不起你们，我今天这样，是上天的惩罚”。常沙娜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她没有责怪母亲一句话。十九年之后的母女相见没有拥抱，没有激动的眼泪，常沙娜怀着无限的怅然与酸楚与母亲轻声寒暄了一阵，然后便告辞而去了。
回到北京后，常沙娜每月都给母亲寄去一些钱。在“文革”期间，母女的联系中断了十年。“文革”结束后，常沙娜再次走上了工作岗位，母亲打听到了她的地址，写信诉说自己的生活困苦。于是常沙娜又恢复了给母亲寄钱。母亲每收到钱便给常沙娜写一封信，向女儿说许多感谢的话，有一次，她在信中很幸福地告诉沙娜：她用收到的钱买了两袋奶粉，补充了营养，买了一个热水袋，温暖了身体。1979年底，沙娜给母亲寄了年底的最后一笔钱后，久久没收到来信，后来从干妈马光璇的电报中才知道母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常沙娜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后来常沙娜把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后神情愕然，连连问了好几遍：“去世了，去世了。”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其实在内心深处也宽恕了母亲，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里也写道：“当年莫高窟生活艰苦，自己没有重视妻子的情绪，没有解开她的思想疙瘩”。
在回忆往事中，常沙娜多次谈到了从小和她相依为命的弟弟嘉陵，她说：“弟弟很朴实憨厚，人也聪明，但可惜的是因为家庭和时代的原因，被耽误了前程”。
常沙娜比弟弟常嘉陵整整大10岁，母亲离家出走后，弟弟一直由沙娜照顾。1948年沙娜去美国留学，嘉陵暂时被送到大伯家抚养。1951年，沙娜从美国留学提前回来，又把嘉陵接到北京读书。因为当时父亲早已组织成了新的家庭，且远在千里之外的敦煌，无法照顾弟弟，于是常沙娜“长女为母”，成了弟弟嘉陵身边唯一的依靠和亲人。
弟弟先在北京香山小学念小学，随后读初中、高中，因为这个阶段沙娜忙于亚非会议礼品设计和北京十大建筑设计的事，也不能天天顾及弟弟，弟弟便一直住校，只有到了周日才跑到姐姐家小聚一场。1963年，弟弟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这时父亲已兼任了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写信让嘉陵到兰州读书。但弟弟却很好强，不愿生活在父亲的耀眼的光环里，跑去参了军，成了一名汽车兵。但没想到命运却很不顺，临近入党提干时，“文革”开始了，受父亲和姐姐的影响，军旅梦化作一场空。1968年，嘉陵从军队复员分到北京海淀区农业局开车，找了一位贤惠朴实的农村姑娘成了家，从此过起了平淡的普通人生活。
弟弟嘉陵为人谦逊憨厚，在人面前从来不说自己是一代敦煌学专家、大艺术家常书鸿的儿子，只说我有个姐姐叫常沙娜。但是他对父亲却很孝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到北京后住房一下子未落实，嘉陵两口子便腾出位于海淀区家里最宽敞的西厢房，接父亲和继母小住了半年。父亲和继母搬到新楼上后，他还常常跑去看望，为父亲和继母买米买面买菜。
弟弟嘉陵虽然没有像姐姐沙娜那样事业有成，生活在敦煌艺术的光环里，但平淡的生活也同样快乐实在、幸福惬意。他与姐姐一直很亲，经常去常沙娜家里，帮大自己十岁的姐姐干这干那。
算起来我还是很幸运的
1957年常沙娜已26岁了，那时候这个年龄的许多姑娘早已结婚生育做妈妈了，但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作的常沙娜一心扑在事业上，根本没心思去谈情说爱。这年北京十大建筑也开始修建了，常沙娜参加建设设计工作，显得更忙了，但没想到就在这最忙的时候，爱情却悄悄地来临了。
那年10月份父亲因为要筹备赴日本举办“敦煌艺术展”的事住在北京。一天，常沙娜在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去看望父亲，在父亲那里认识了外交部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日语翻译崔泰山。崔泰山是朝鲜族人，是父亲访问日本的翻译，小伙子文质彬彬，朴实憨厚的言谈举止给常沙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几次交往中两人感觉十分投缘，不知不觉地便相爱了。那时候崔泰山也已是30岁了，也是该谈婚论嫁的年龄了，第二年，两人结了婚。
结婚后，一心干事业的常沙娜试探着给丈夫崔泰山提出“约法三章”：一不做饭；二先不要孩子；三不做家务，没想崔泰山心甘情愿地接受，全应允下来。在与丈夫共同生活的三十多年里，两人都忙，常沙娜忙于教学或出差，丈夫也常常出国，但两人的感情特别好，丈夫履行承诺，遵循“约法三章”，回到家里总是默默地承担了所有家务，还经常照顾常沙娜的生活，使常沙娜有了更多的时间专心用于工作和研究。回忆起这些，常沙娜总是无限感激地说：“没有丈夫的身后支持，自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些成绩，自己的成绩里也有丈夫的一半”。
丈夫崔泰山除了在工作、生活上支持照顾她外，在精神上给她的支持也是极大的。“文革”中，常沙娜因为生在法国，曾留学美国，名字也很洋气，又有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父亲，所以就有了一个顺口溜：“法国生，美国长，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小姐，常沙娜……”每次遭受批斗后，常沙娜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中，丈夫总是想尽办法安慰她，丈夫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不管发生了任何事”。丈夫的安慰鼓舞了她生活的信心，使她从那段艰苦的日子里挺了过来。那时候，她不再对工作抱希望，于是决定生一个孩子，却先后两次分别因劳累和受批斗惊吓而流产。
1971年后，身在河北农场的常沙娜终于可以重新拿起画笔，到田间去画她平生最爱的花朵。她画花生花、土豆花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花，感受着重获自由的喜悦。
“文革”后期，常沙娜随中央工艺美院全体人员回京，终于以45岁“高龄”平安生下儿子小晖。耽误了十年的好光阴，常沙娜更加珍惜时间，加倍努力工作，事业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绩，由教授被提拔为系主任、副院长。1983年常沙娜被任命为中央工艺美院新一任院长，这一干就是15年。这期间，她还被选为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走上了领导岗位的常沙娜显得更忙了，丈夫像以前那样一回到家里便管孩子做家务，默默地支持着她的工作。虽然忙，到了周末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她总要和丈夫带上孩子，一家三口去转转街逛逛公园，轻松一下，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
1989年和2008年，常沙娜分别经历了老伴病逝和患乳腺癌的伤痛，但都挺了过来。她说：“人的一生，事业也罢，婚姻、家庭也罢，总是在不幸与幸运的交替中进行，算起来我还是幸运的一个。”
1998年常沙娜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岗位上退下来后，作为教授学者，她依然带研究生，从事美术创作研究工作。没了行政事务缠身，她把许多与自己专业、研究无关的社会活动和应酬都尽量推辞掉了，把大量时间用在了培养人才和创作研究上。对于敦煌，她来的次数更多了，她形象地比喻说：“我这些年就像一只燕子，总在北京和敦煌之间飞来飞去。”
2014年，常沙娜带领学生整理出版了《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并分别在北京和敦煌举办了展览；2016年5月24日，“常沙娜敦煌图案研究设计工作室”在敦煌研究院挂牌。2017年3月8日，由中国美术馆、清华大学主办，敦煌研究院协办的“花开敦煌——常沙娜艺术研究与应用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展。2021年9月17日，“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在故宫博物院开幕。时隔七十余年，故宫与敦煌这两座文化丰碑再次聚首，已经90岁高龄的常沙娜也再度走进展厅，带领大家一起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文丨张自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