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乡会试边事时务策考论

明代乡试、会试策问例分经史、时务二体，边疆事务是时务策频繁考察的议题。边事时务策出现于天顺年间，弘治、正德时期成为常态，至嘉靖年间特别是嘉靖后期臻于极盛。科举中的边疆知识是以边事时务策为枢纽展开的。一方面，乡、会试的策问命题、程策写作均与时局呼应，反映出朝廷对边务问题的关切。边事时务策在朝廷的边务决策与士人的讲论边政间建立了直接联系，既为士人评议朝政提供了制度化渠道，也常常发挥为政治决策投石问路、试探舆论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明廷对边事策问的重视，边疆知识也被整合入明代的科举之学。九边形势开始成为举业读物的重要内容，收录边事策的策问选集亦大量刊行。边事时务策与举业读物却将看似遥远的边疆问题彻底内化为科举之学的一部分，为明代远离边地的一般士人提供了熟悉边务的契机，也构成了士人边疆认知最基础的底色。

（陈晨、马子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4期，徐鑫摘）

清朝中央部院画诺乱象

画诺作为重要的文书处理环节，其运行过程关乎清朝中央部院的行政效率。清朝中央部院画诺乱象主要包括随同画诺、拒不画诺、懵懂画诺、私宅画诺、倩人画诺。针对部院政务文书画诺乱象，清朝统治者主要通过监督与问责两方面进行整治，但收效并不明显。由于官场怠政风气，监督不力，加之皇帝的纵容，部院画诺乱象屡禁不止。这些画诺乱象所体现的，不仅是推诿怠政、徇私请托等官场风气，同时也意味着统治者决策权的下移。多堂画诺与两议具奏，均是为了平衡部院大臣的画诺权，并最终将决定权集中在皇帝手中，但诸如随同画诺、懵懂画诺与倩人画诺等乱象打破了这种权力关系。权臣专擅下的随同画诺，使得原本分散于多堂的画诺权力集中于权臣一人，两议上奏不复存在，皇帝的决策权一定程度下移至权臣手中。而部院堂官怠政风气甚至可致使画诺权力下移至司员、书吏。

（薛刚、翟少芳，《历史档案》2023年4期，徐鑫摘）

清代人参采集范围反映社会变迁

清朝定鼎中原后，独创了一套专营制度来垄断人参资源，对其管理制度纷繁复杂且多变。随着国力的兴衰，采参范围也经历了由不断扩大到断崖式萎缩的过程。从后金时期至乾隆朝中期，采参范围不断扩大，到乾隆中期基本固定在西南起于柳条边老边东段（威远堡边门至凤凰边门以南接海处），向北至柳条边新边以外的呼兰地方，又东至绥芬河、乌苏里江流域，并沿锡赫特山脉东南延伸至南海及滨海岛屿广大区域，这片土地上的众多参山为清廷源源不断输送着财富。直到咸丰十年（1860），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走了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清朝主要采参大山就此丧失，而沙俄从此也成为野生人参的出产国。

（张敏，《史学集刊》2023年6期，原题《清代人参采集范围变迁研究》，徐鑫摘）

鸦片战争前的“夷人长技”体验

1808年英军侵占澳门事件中，两广总督吴熊光的现实主义策略虽一时奏效，但被深居紫禁城的嘉庆皇帝视为太过软弱、有失“国体”，因而被革职治罪、遣戍伊犁。吴熊光在1808年遭遇的困境，只是18世纪中后期以来连续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前有复杂的因由，后有更大的裂变。此前此后的一系列事件表明，鸦片战争及其结局并非历史的突变，而是近百年态势演变和累积的结果。从18世纪中后期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身居宫廷的最高统治者和广州前方的士大夫精英，对日积月累、渐趋明朗的世变渐有体验和认知。这种体验和认识具有内在连续性，但总体上仍然停留在零星、局部状态，尚未形成一种自觉的知识体系，更谈不上基于客观认知和分析的积极应对机制。

（李恭忠，《广东社会科学》2023年6期，原题《吴熊光之困——鸦片战争前的“夷人长技”体验》，徐鑫摘）

古代希腊城邦制度与城市规划的兴起和发展

古代希腊的城市聚落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村落自然联合发展而成的城市，其内部街道杂乱，建筑布局也无规章；另一种是经历了缜密规划的“希波达姆斯式”城市，内部街道规整，房屋规格一致，呈棋盘状分布。迈锡尼王宫时期，希腊人开始关注城市功能的分区，但是并没有产生系统的城市规划方式。殖民时代，新殖民城市的建立给早就诞生的城市规划意识提供了实践的机会，为了方便城市的贸易活动和沟通，规整的道路体系成为常态。古典时期，这种规整的几何形城市规划方式反哺希腊本土，随着希腊本土的思想家对理想城邦的想象与对最优政体的追求，棋盘式的城市规划方式逐渐固定下来。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马其顿就接受了希波达姆斯式的棋盘式城市布局。到了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及其继任者们在欧亚大陆建造了越来越多的棋盘式布局的新城。此后，城市整体的棋盘式布局延续了下来，逐渐成为现代欧洲城市的基本要素之一。

（刘峰，《世界历史》2023年6期，原题《建构“理想国”：古代希腊城邦制度与城市规划的兴起和发展》，徐鑫摘）

财政利益、统一大市场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分税制以来，中央通过将主要流动性税种从隶属税转为共享税，在财政利益上扭转了地方激励机制扭曲：“降分成”减少了地方政府来自隶属企业的财政利益，引导打破市场分割；“扩税基”赋予了地方政府通过市场一体化建设做大税基的财政激励，推动形成统一市场。在市县级政府所得税分成比例为正的前提下，随着所得税从隶属税体制转向共享税体制，此时市县级政府的边际所得税损失越高，则打破市场分割和推动市场一体化建设的动机越强，相应的企业效率提升越明显。改革使市县级政府偏好的政策工具从立足地方保护的财政补贴转向以招商引资为目标的税收优惠，优化了企业进入退出机制，降低了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削弱了市场垄断程度。生产率分解结果显示，提升主要源自企业成长效应与退出效应。在成长效应方面，本地企业在市场开放后面临着竞争加剧的局面，为了谋求生存与发展，只能竞相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管理效率。在退出效应方面，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本应淘汰的低效率企业终被淘汰，这也与企业退出概率远高于企业进入概率保持契合。

（谢贞发等，《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年2期，原题《从隶属走向共享：财政利益、统一大市场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周慧摘）

大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改革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城乡融合不应局限于市域范围之内，而应着眼于全国范围内跨地区的城乡间分工协作。相关的改革要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下的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当前的中国正在进入服务业成为就业主体，且持续上升的阶段。人口流动持续出现向城市、向大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集中的趋势，全国范围内分化为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两类地区的趋势非常明显。同时，随着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且对于从业人口的城市生活经验要求越来越强，而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问题又事关人力资源大国的建设，户籍和土地等改革具有紧迫性。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共识越来越强，且正在加快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将成为下一阶段改革的重点。人口流出地区需要有切实的改革举措，来使得人口流出所带来的闲置建设用地（包括农村闲置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宅基地）能够一方面复耕为农业和生态用地，另一方面能够产生补充耕地指标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到人口流入地。农村闲置宅基地复耕为农业或生态用地产生的指标，在跨地区交易中，应该让农民获得基于市场定价的补偿，提高他们的财产性收入和融入城市生活的能力。

（陆铭等，《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3年12期，原题《大国的城乡融合：城市化和相关改革的进展与问题》，周慧摘）

企业全球研发网络的治理新机制

整合全球先进知识是新兴跨国企业建立持续性全球竞争优势的关键。然而已有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往往基于知识流动不受限制这一隐含假设，将其视为简单的转移问题，忽略了隐性知识独有的治理困境。总部技术外派作为一种创新制度安排能够帮助跨越治理空洞，通过3个过程促进隐性知识跨界整合：关系治理、认知治理和内容治理。3个过程可以概念化为链接、联动、解译、趋同、迁移、转化和重构7个治理行为。这些过程同时会受到外部环境的驱动和组织内部的支持。外派人员的治理行为选择受到地理距离、文化差异和技术差异的异构环境影响。共同平台、共同愿景和共同体系塑造了共同环境，支持了隐性知识跨界整合过程的顺利展开。构建总部技术外派人员发挥治理作用促进隐性知识跨界整合的外部驱动、作用机制和内部支持的综合性框架，助力新兴跨国企业全球研发网络治理，应对并解决技术脱钩下的企业升级转型问题。

（唐露、刘伟，《管理世界》2024年１期，原题《企业全球研发网络的治理新机制——总部技术外派促进隐性知识跨界整合的案例研究》，周慧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