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人类无足轻重的“自然世界”，到一个人类活动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景观世界，经历了复杂的转型历程。从历史上看，起初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极为微小，但随着人口在整个世界迁移且不断增加，人类成为全球生态系统中最强大、最具决定性的力量。而在未来，据预测人口仍将急剧增长，因此人类的影响无疑将会继续增强。

Walton和Bridgewater强调：“人类活动已经几乎触及了生物圈所有的已知部分。”事实上,“所有陆地景观（及海洋景观）多多少少是人类造就的”。他们还指出，“大多数陆地地表是由文化景观组成的”，可以说植物与动物居住于“文化密封罐”中。他们认为：“人们应该采用全新视角来认识世界，将生物圈视为全球花园，而人类就是这个花园中的园丁。”

1.人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

历史上的保护运动曾花费巨大财力和人力，通过建立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来“捍卫”并保护濒危的生物物种及生态系统。

在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早期管理中，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些保护地可以长期保存其品质，静态地展示大自然”。随着生态学科的发展，有研究表明，保护地的生态系统也是动态的，与他处无异；因此，积极的“保护管理”取代了单纯的“保存”。“简单管理”是“创造性管理”的先驱，应用于大大小小的恢复项目中，它不仅是重新建立原先的生态系统并修复损伤，更是要创造对人类福祉至关重要的新的生态系统。

尽管栖息地恢复和修复的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前方仍然存在诸多挑战，比如林地等高度复杂的生态系统能够得以重建吗？人们当然能够种植树木及其他植物，但是如何才能证明人们能够重建生态系统呢？

一位生态恢复运动的主要人物就此提出了他的想法。Cairns写道：“由于科学和经济的原因，人类社会必须满足于动植物的自然组合（naturalistic assemblage），而不是对曾经居住在该地区的物种的精确复制。”（作者强调）如果这一论点能够为人接受，那么也就能够理解我们为什么必须切实保护文化景观中的重要元素（如古树、老林等），因为这些生态系统作为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具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一旦丧失便无法重建。

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用捍卫要塞般的方法来管理自然保护的方法已经证明并不可行。Walton和Bridgewater认为，人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而且“绝不能用篱笆与生物多样性隔绝开来”。虽说保护地是出于某种特定的保护目标而设立，但也不能因此成为过分呵护旗舰物种的小天地，何况周遭也包围着日益遭受人类破坏的区域。因此，如同大量其他文章中提到的那样，Walton和Bridgewater也强调，保护地需要与周围景观进行“结构性及功能性的互动”，而不能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庇护所”。

2.自然与人类的选择力量的角力

随着人口的增长，文化景观也不断扩张，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对微进化的所有方面产生了显著影响。生态系统仍然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如气候、土壤及生物效应等；人类行为同样具有选择效果。在某些情况下，人类行为产生的影响相对微小而仅有“边缘作用”；不过更多情况下，人类活动能迅速、剧烈甚至灾难般地改变生态位。不久之前人们还认为，人类活动能改变某些生态系统的微气候，但无法对全球气候产生全局影响。而现在，已经有充分证据表明，全球气候变化是由于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

所以，当前在微进化中进行角力的是自然与人类的选择力量，这两股力量的交融极为复杂且不断变化。

人类活动有意识地操纵着生态系统，但常常产生意外的影响。Walton和Bridgewater对此提供了充分支持：“生物文化景观，或者说生物区域，无疑在不断进化，而人类是重要的选择力量。”

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不仅仅对选择过程产生影响，而且同时也有意或无意地改变了其他微进化的元素，包括打破自然地理和生态分布的界限，改变物种组成和种群大小，进而改变组成物种的达尔文适合度。在这些过程中，人类活动可能会影响“机会事件”，诸如奠基者效应、遗传漂变、物种杂交及基因流等。此外，Meyer提出过重要一点：“我们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最常见的工具——禁令性法律法规、生物保护区、可持续发展项目等——本身就是人类选择的强力推进器。”

虽然某些性状仍然处于稳定化选择之下，但在急剧变化的世界里，动植物通过定向且具破坏性的选择经历着高度复杂而快速的微进化。微进化的结果改变了进化舞台上各位动植物演员间优势和劣势的原有平衡，从而产生了赢家和输家。现有的证据表明，虽然入侵物种可能有一些共性，但还无法预言哪些物种将在未来成为超级入侵种。诸多研究还告诉我们，某一系列条件下的进化胜利者并非常胜将军，在进化过程中胜者也会成为新的输家，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其他科属，甚至是通过杂交而产生的物种。

所以，必须明确，进化并非是“向着过去的方式”重新反向进化，从而恢复成为原先的样式。在人类塑造生态位的复杂战场中，进化是“向着前方”推进的，通过“诉诸先例”的手段管理生态系统无法将生态系统“分毫不差地”恢复成为昔日的状态，也无法阻止其进一步变化。要将生态系统完全还原成先前的状态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够将动植物重新组合，或者为生态系统受损的部分加上我们视角中认为过去曾经存在过的缺失元素，但是本质上，恢复和管理过程创造了全新的而非原先的生态系统，这些创造物并非静态的实体，而是微进化的战场。

3.人类活动与驯化

Western反思了人类活动的诸多影响，并认为：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驯化极大地减少了物种多样性。同样甚至更重要的是，针对大型物种的不对称选择压力缩小了群落的大小。

驯化景观的不断扩张及密集化减少了非驯化物种的生境，降低了种群大小，并通过增加阻碍传播的物理及生物屏障使它们的分布片断化。由此导致的种群衰退和障碍不利于不易扩散的物种，包括大型物种；而小型、易分散的物种则易于进入驯化景观的繁殖周期，而且能够在选择压力的庇护下获取更多自然资源。

在讨论人类与植物关系时，我们不得不提到驯化的问题。Harlan说：“驯化意味着纳入家庭之中。驯化之物是居住于同一屋檐下的成员（或仆人）。

对驯化的动植物而言，我们的意思是它们已经在遗传上改变了原先的野性状态变为与人类共同生活。”现在，驯化已经不再被视为一项突发事件，而是一种进化过程。“充分驯化的动植物完全依赖人类而生存。因此，驯化意味着生态适应的变化，而且通常与形态分化相关联。”

在野性和驯化之间“无可避免地会存在大量过渡状态”，这些状态取决于栽培的程度和管理的类型。“栽培意味着对植物采取照料行为，如翻松土壤、制备温床、除去杂草、修剪枝叶、设立防护、浇水施肥等。栽培与人类活动相关联，而驯化则是动植物受到照料和栽培而产生遗传应答的结果。因此，栽培野生植物是可能的，而栽培的植物却不一定能够驯化。供采摘的植物可以分为野生、耐受、易用、驯化等状态”。

最近对人类利用野生植物的研究认为，这种收获植物的分类需要重新审视了，尤其在热带地区，因为那里要明确区分野生和栽培的植物着实不易。在亚马逊流域，Clement认识到野生和驯化状态之间存在诸多过渡阶段，并提出以下识别方法：

● 驯化植物，遗传发生显著改变，且完全依赖人类而存活。

● 半驯化植物，遗传受到显著改变，但不完全依赖人类而存活。

● 栽培植物，被引入农业生态系统的植物，于苗圃培养。

● 管理物种，受到人类保护而不被伤害的物种，无须与其他物种竞争，种植于苗圃之外的区域。

● 野生植物，受到人类利用，但既非管理亦未栽培植物。该分类方法广泛运用于研究人类利用植物的诸多方式中，如食物、纤维和药用植物等；也可以视为植物从野生状态向完全驯化的一系列阶段，或者反之向着野性回归的步骤。

野生与“管理”之间的状态尤其引人关注。自然保护区与大量其他地区目前被纳入管理范围，以控制其中的非生物条件以及种间的竞争关系，从而试图使其有利于濒危物种的生存。最近几年中，人为管理干涉的范围更进一步扩大了。

必须认识到，从植物的角度看来，这种人为管理制造了“新的”选择压力。在不断改变的环境下，长期存活的关键在于拥有足够的遗传变异性。如果种群缺少适应新环境的遗传变异性，那么就会衰退乃至面临灭绝。某些条件下的胜者也许会在环境发生改变时败北，只有那些具备应对变化（无论是突然还是缓慢）遗传能力的物种才能够存活。通过管理、开发、废弃、忽视等过程表现出来的人类活动的变化有可能导致物种向着驯化或野化方向发生遗传改变。

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不禁会提出一个疑问：物种是否能在人类管理的条件下保持野生状态呢？首先，正如我们看到的，“野生状态”的概念本身就有语义学上的界定困难，而不像其他诸如物种、自然等概念那样容易达成一个普遍共识。理解不同词语的用法相当重要。不同人群按照自己的便利而对这些词语采用不同用法。从遗传学角度看，要在栽培或者其他管理条件下通过种子繁殖来使野生植物长期保持其原始状态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环境变异提供了促进微进化变异发生的新的选择压力。

尽管遗传变化不可避免，但是栽培的植物常常是按照“野生”植物进行售卖。例如，随着19世纪兴起的一股潮流，人们通过播种和移栽“野生”生物而建立“野生”园林。此外，在管理自然保护区和其他地区的工作中，人们还控制非生物条件和种间竞争关系使其更有利于濒危物种生存。“野生”花卉的种子曾经仅仅播撒于园林的“野生”区域，现在已经遍地开花了，人们将其作为特定的商业作物进行生产（或者在诸如草甸等人造生境中进行“野外采集”）。

在新建道路的路缘、在重建撂荒地过程中、在修复受损生境和新设野生动物区域时，野生花卉种子的利用越来越普及。此外，野生种子和植物也走进了植物园和其他繁殖园中，这些植物用于恢复、加强或者重新引入野生濒危物种；或用作保存材料以防止其在其他地区遭受灭绝。虽然经历若干（也许多个）周期的无性繁殖，野生材料能保持其遗传完整性，但是在植物园中长期异地保护的材料，经历几个世代的种子繁殖之后，遗传变化有可能会向着驯化的方向演进。

面对在植物园中长期保存珍稀濒危物种的困难，人们探索了一系列技术，希望能够延长孢子、种子在贮藏时的活性。在此，需要考虑气候变化对迁地保护的影响。如果物种在“野外”遭受灭绝，那么受保护的生物活体材料，包括种子库，在植被修复和重新引入的项目中便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有许多物种的分布范围发生了改变，而且有一些对气候变化产生了遗传适应。也许随着时间推移，贮存于冰冻种子库的材料已经不再适应于其来源的地区，除非它们具备较广泛的遗传变异谱，选择可以据此发挥作用。此外，利用此类材料在较远区域进行恢复工作的结果也难以预测。

[英]大卫·布里格斯（David Briggs）

李博 等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