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原题《林甘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初探》，摘自《中国史研究》2023年2期，张云华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9期P24—P25

林甘泉（1931—2017）是中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在秦汉史、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政治文化史及史学理论等研究领域中，不仅取得了诸多成体系的研究成果，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理论性、总结性和前瞻性的独到学术见解，求真务实则成为林甘泉学术思想的鲜明特色。总结林甘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就，探析林甘泉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不仅有助于推进当前中国史学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也有利于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林甘泉一直重视史学理论，提出了历史研究分事实判断、认识判断、价值判断三个层次的理论认识。他的研究成果也体现出深厚的史学理论素养。

大约在1992年前后，林甘泉在《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观》一文中提出了历史认识的“三个层次”的观点：“历史研究是对历史认识的一个过程。按照历史认识逻辑和历史的发展，它大致可以分为记述、实证和诠释三个层次。”他认为：“记述”层次指的是史料方面，因为“认识历史必须从以往历史活动所遗留下来的直接和间接的材料出发”；“实证”层次指的是“对史料的辨伪和考释”，“为了准确理解文献记载的真实涵义和弄清史实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行一定的考释”；“诠释”层次是“对历史现象的各种关系及其存在价值作出说明和判断，探讨历史发展规律”。

林甘泉在《关于史学理论建设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较为充分地论述了历史认识的事实判断、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这三个层次，他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阐发历史研究的这三个层次的。比如，林甘泉指出第二个认识判断层次，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方法论的区别，不同的历史观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然而在第三个价值判断层次，林甘泉认为这时候就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分歧了，因为他们都会受到个人或个人所处的思想文化环境的影响，致使历史判断结论中带有主观成分。

历时约十年的反复思考，其间又经过至少三次的调整和充实，林甘泉基本确立了他总结概括出的历史认识的“三个层次”说的理论框架。这个史学理论认识的意义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常是在唯物史观的历史理论层面讨论理论问题，少有对狭义的史学理论作有体系的专门阐述。林甘泉明确提出事实判断、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历史认识的“三个层次”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学认识论层面作出系统阐述的重大进展。而且，林甘泉的这个见解，即在价值判断层面上阐明即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带有主观成分，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来论定其是否正确，唯一的检验标准只能是历史事实，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认识论的一个突破。

第一个层次是事实判断。林甘泉认为：“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要解决的是史料和史实的可信性问题。实证研究基本上是使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只有功力之分而没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可以不是考据学家，但他的研究工作也需要占有尽可能多的真实的史料，不能完全脱离实证研究。”

林甘泉本人的史学研究，同样因史料扎实而为人称道。无论是林甘泉的具体研究（土地制度史、经济史、政治文化史等），还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论说，无不以材料充实或强调重视史料为不可或缺的共同特点，占有史料的多少、判别史料真实性的能力在林甘泉看来才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由此构成了历史研究的第一个层次即“事实判断”。

在林甘泉看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事实判断层面也有其特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家，如果说在实证研究方面有其优越性的话，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可以帮助他在研究工作中避免出现无谓的繁琐考据的偏向，通过实践研究可以从一些历史现象发现它深处和背后的历史内容和意义。总之，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指的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

第二个层次是认识判断。林甘泉指出：认识判断是“对诸多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以及历史规律性的认识和探讨”。“在这个层次上，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分歧就呈现出来了。用英雄史观、文化史观来观察历史发展，肯定与唯物史观得出的结论不同”。

林甘泉深信：“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就帮助我们可以找到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的线索和决定性的因素。”基于此种认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比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更科学地说明人类社会历史不同阶段的本质特征和时代的变化。

林甘泉是继以“五老”为标志的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后，在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1956年7月4日，林甘泉（署名“江泉”）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问题的讨论》。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文中将当时正在热烈讨论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概括为“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和“魏晋封建论”三种主要观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各种观点后来被统称为“三论五说”，其中的“三论”之称应该始于此文，体现出作者出色的理论概括能力。

林甘泉史学认识论中更值得重视或更具学术理性的见解，是不同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会导致对各种问题的不同看法，然而在历史研究实事求是原则的前提下，不断深化、科学化历史认识，才是历史研究所追求的目的。

第三个层次是价值判断。林甘泉说价值判断即“对各种历史事件和人物、各种制度和思潮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及其对后代的影响所作的判断。在这个研究层次上，同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或同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意见的个性色彩更多一些”。“不仅唯物史观者与唯心史观者会有不同认识，而且同是唯心史观的史学家也会有不同认识，同是唯物史观的学者在价值判断上也会有意见分歧”。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形成之时就因社会史论战而形成激烈争论的局面，抗战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内部在有关历史理论、史学理论以及阶级矛盾、民族关系、生产制度、农民战争、学术思想、人物评价等古代史与近代史问题上存在着各种不同学术观点，不断出现规模不一的争论局面。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不同思潮与流派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在“价值判断”层面的争议是最多的。林甘泉提出历史认识中的价值判断层次，对于深入考察和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观点分歧与学术争论现象尤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林甘泉一直在积极地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他非常重视总结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经验教训。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重点提到了“应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时所存在的一些缺点和不足”，指出“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当作教条，研究工作中存在着片面性和简单化、公式化的毛病”。

在价值判断层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存在不同观点，林甘泉认为：“总是有一种意见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唯物史观史学长期争论的问题，林甘泉曾说：“对历史如何分期，是史学家的学术自由，不能由行政命令或少数服从多数来作出统一规定。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动来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贯的主张，这也就是人们所谓的‘五种生产方式论’。”

古史分期问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相生相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所反映出的最突出、最重要，也是存在分歧最大的问题。如何分期固然重要，分期的原则、方法与研究态度更值得重视，林甘泉认为：“我们主张用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指导来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揭示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并不意味着要把丰富多彩的历史剪裁成社会发展史的公式。”“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用中国的历史经验来丰富和推进唯物史观理论，这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