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新生代”写作30年】主持人的话

文/张清华

决意将李敬泽放到本栏的最后一期，是觉得他来收尾是最好的选择。

曾专注于“新生代”这一写作群体的批评家，当然不止李敬泽一个，但如果要选一个代表，则非李敬泽莫属。原因是，他在“新生代”成长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据说在90年代末期到世纪之交，在那时的青年作家中曾流传一个说法：“到北京，有三件事儿，一是逛长城，二是吃烤鸭，三是见敬泽，不然不算成行。”为何？因为不逛长城不知京城之大，不吃烤鸭不知北京美食之绝，不见敬泽则不知自己的文学道路该如何规划。这虽属戏言，但从中亦可看出，同代人对于敬泽之文学理念与趣味的认同程度。很显然，李敬泽的文学趣味与新生代作家们的文学趣味是高度接近的，某种意义上说，敬泽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批人也不为过。

还有一点也可以构成一个理由，李敬泽不仅和这批作家一起成长，且最终也成为“作为作家的李敬泽”。至少在最近的若干年中，敬泽已经以他的“敬泽体”新散文，赢得了“新锐作家”的美誉，成了文界一景，他自己也常以此自诩打趣。换句话说，李敬泽终于成为了那个他在年轻时代设定的自己——成为“新生代”的一员，虽然也许是最晚的一个，但却也是不可多得和不可或缺的一位。

所以，以他来收尾，与其说是灵机一动的耦合，不如说是前缘已定的必须。他的两重身份，既可以在“新生代”中生出一个加法，使这一概念由单纯的小说文体，而增益出一种特别的散文类型；同时也可以更全面地展示出“新生代批评”的风貌与特质——既是“批评新生代”的，同时又是一种“新生代style的批评”。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李敬泽标立了一种既不同于“学院派”，也不同于其他“非学院派”的批评文体，一种真正不拘一格的，具有个人腔调和“文章”气质的批评。他用自己的这些文字，和“新生代”深深地捆绑并互嵌在了一起。

产生这些想法其实很早。早在90年代，我就曾读到李敬泽大量的批评文字，他和那时批评界喜欢搬弄各种概念的路数很不一样，他所专注的，乃是一种敏锐而精细的文学感觉。很显然，他才是作家真正的朋友，也是其文学意义上的对话者与知音，而不是像我等这样，专注于将文学批评“知识化”的工作。

那时读敬泽的文章，很少见到大块头的，都属于惜字如金的短制，但却总是有迷人之语和惊人之见，令人读之如临一座李氏花园。现在想来，或许“新生代style的批评”在那个时候就已开始孕育了，那些灵感蜂拥、机锋错杂、感性飘忽、机警俏皮的文字，都以少胜多地抓到了作家的灵魂与本质，挠到了作品的七寸与痒处，别人说一大堆，还不及他知人论世的那么三两句。记得本世纪初，他给毕飞宇的短篇小说集《玉米》写了一个序，至多也就两千字，但那却是字字珠玑的两千字，足以配得上毕飞宇繁花似锦的笔墨，而且是轻轻地，了无痕迹地，就把这作者给“五花大绑”了，绑得还挺舒服；把他笔下的三个人物，三个命运多舛、叫人唏嘘的村姑，也一并舒舒服服地，轻轻地给绑了，将她们那摇曳的灵魂与身姿，定格为一尊尊线条清晰而优美的雕塑，安置在众人的视线里，安置于当代文学的高光中。

当然，敬泽也偶有《庄之蝶论》那样的长文，只是给人的感觉，亦绝不是厚颜的注水术，而依然是“著乎书帛”式的简省，是惜墨如金的吝啬，情非得已的挥洒，读来毫无皮厚冗长粗陋拖沓之感。

但这是否就可以构成“新生代style的批评”了呢？似乎是，但还远不能算是“李敬泽style”。李敬泽文体，还有另一座厚重的基石，那就是传统之学。只是他的这个传统，不太像是儒家正经的道统之学，而是偏于“旁门左道”的，不入正宗的稗类野史。有时他当然也会提及经史子集的正典，甚至还著有专门解读正史的“小春秋”系列，但常态下他给人的感觉，却是多野史杂记而生的吊诡与奇谲，所引征的知识，亦多是僻远和稀有的犄角旮旯，多是《西京杂记》《华阳国志》《酉阳杂俎》《太平广记》这类杂书中的掌故与段子，叫人每读都有惊于长见识、愧于读书少的五味交杂的羞赧与困窘。而透过文字，你就会看到暗处的李敬泽，他那乜斜着眼睛，歪叼着烟嘴儿，带着阴鸷冷笑的睥眯眼神与傲娇表情。

说到“李敬泽文体”，自然不只是说他的批评文字，同时也是在说他的随笔与散文功夫。当然，敬泽的批评常常就是随笔散文，而其随笔散文中的许多也同时即是批评文字。只是他把所有可能的规制意义上的、“生产化”的批评，都悉数化之于无形之中，变成了美轮美奂的花样文字。

我一直以来，总想提出一个概念，叫作“新文人散文”。“新文人”，显然不是指技术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不是职业意义上的学人或批评家，而是一种“传统文化身份”的认同，即写文章的人在骨子里，在潜意识中，是把自己当成了司马子长的后代，当成了苏黄的再世，或韩柳的子孙，而不是中国的罗兰·巴特，或是东方的布鲁姆。所以，以他之趣味，便不太像是新文学之子，而更像是古人的遗腹子。举个不恰当的比喻，老迈却又不甘的传统，在其几近消亡的时候，又居然老来得子。因为这“新文人散文”，与之前的“新文学趣味”相比，不唯比其年轻，更比其显老旧。如若比辈分，与其认为它是个不肯从俗就范的“逆子”，倒不如说是一个更有返祖气质，长相也更加“显老”的胞兄弟。

这件事说起来很复杂，一两句话恐难说得清楚。我只能说，“李敬泽文体”复活了中国文字的古老基因，成为现代汉语书写中的一道奇异风景，它既是一种全新的笔墨，同时在骨子里风神上却又更接近于古人——杂多，老到，缠绕，活脱，跨文体，四不像，老而弥新，新又如老……

但敬泽显然不止于趣味和神韵上的复古，他还有露骨的“后现代”的一面，就是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只是他的知识考古，不是以知识爬梳为目的，而是享受这一博学而逗趣的骄傲的过程，仿佛一位语言的魔术师，一个稀有知识的拜物教者，一个操着老北京腔儿的脱口秀演员，一个浑身披着无数神奇挂件与故事的萨满巫师……用他善舞的长袖，一扫批评界与文章家们惯常的陈词滥调，口吐莲花，略施法术，便神奇地幻化出一个异闻杂耍的斑斓世界。

忽然想，前面似说到，李敬泽的文字是有“腔调”的，这自然是“李氏文体”的属性之一，但这是不是“新生代批评”之特有的属性呢？我有点犹豫。如果是，那么它自然是最理想的一种。至少之前的文学批评，是很少有此种情形的，作者所追求的不是差异与个人性，而是一种标准和通约的共生秩序。而李敬泽是不惮于以他那标识性的，充满个人“口音”的文字来言说的，甚至于他所在乎的，可能首先不是说了什么，而是如何说——如何把一件事一个道理，说得鬼使神差和天花乱坠。

本来还想说说敬泽其人，但还是罢了。一来他生活中的种种故事，其爱美的，关于烟斗与围巾、暴走与健身控的那些事儿，都已是江湖上尽人皆知的美谈了，犯不着我再来渲染一遍；更兼已有了李洱的一篇如花似玉的文字，任何想说一说敬泽的话，都已显得言不及义且干瘪无趣了。文章千古事，会写的人总归不费力气，四两拨得千斤；不会写的人，踏破铁鞋磨秃笔，费尽吃奶力气，也写不出半句叫人会心的文字。所以，我干脆就不摩拳擦掌憋闷气了。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