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巩永孝绘制《反经合道李又玠》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全书384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癸未岁怀李又玠七律

生而知者几人哉？有学无行诚可哀。

道貌岸然多败类，襟怀坦荡即鸿材。

小疵不足掩金玉，微过安能累大才。

天命从来非偶得，九重紫阙为君开。

黄德劲先生诗评：

李又玠，李卫也。在大清的诸多历史人物中，李卫是一个“另类”。甚至即使在雍正一朝，李卫也是个“另类”。另类者，择其要言，出身另类（包括容貌），行止另类（包括性格），一生之宠遇另类（包括身后）也！正因如此另类，如此反经合道，李卫留下了传奇的名声，让后人艳羡并追思：李卫凭什么？

彬宇先生的怀李又玠七律给出了答案。学富五车未必可敬，道貌岸然所在多有。白璧微瑕瑕不掩瑜，天命在身岂能苟得？若从历史功绩上讲，李卫并算不得突出。然而若从勇于任事不避危难，铁面无私善辨忠奸，耿耿之心侠肝义胆上去看，李敏达公绝对是值得高赞的官场“另类”！

李卫（1688年2月2日——1738年12月3日），字又玠，号恰亭，江南铜山（今属江苏徐州）人。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捐资员外郎，随后入朝为官，深受雍正皇帝赏识，历任户部郎中、云南盐驿道、浙江巡抚、浙江总督、兵部尚书、署理刑部尚书、直隶总督等职，为当时名臣，死后谥号“敏达”。

谨依彬宇先生诗意，以“无学有行”“大才微过”“天命诚得”简析之。

无学有行

“生而知者几人哉？有学无行诚可哀。”世间有没有生而知之者？有。绝少。然而学问甚大，却行为难以恭维者，代有其人。“道貌岸然多败类，襟怀坦荡即鸿材。”大奸若忠者，多善于掩饰，道貌岸然，心如蛇蝎。唯有襟怀坦荡者，本色示人，一身正气，乃顶天立地之鸿材。李卫恰是此类人物。

《清史稿·李卫传》：

李卫，字又玠，江南铜山人。入赀为员外郎，补兵部。康熙五十八年，迁户部郎中。世宗即位，授直隶驿传道，未赴，改云南盐驿道。雍正二年，就迁布政使，命仍管盐务。三年，擢浙江巡抚。四年，命兼理两浙盐政。

《清史稿》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李卫人生前半段的履历。出身真不“鲜亮”！升迁真是“迅猛”！

有专家认为李卫的名与字，源于魏晋时期的名将卫瑾之孙——卫玠，卫玠是晋朝著名的清谈家、玄学家，古代四大美男子之一。李卫的名字，毫无疑问代表了李家长辈对他的殷切期望。

据保存完整的李氏族谱记载，李卫为彭城李氏望族的第十一代孙。其一世始祖李正居，原籍河北真定县（今河北省正定市），元朝大德五年（1301）迁至徐州，定居程子院。程子院是北宋哲学家程颢创办书院的地方，现名李新集村。李新集历史上属铜山县管辖，今属丰县黄楼乡。李正居行伍出身，殁后葬于程子院东首，世称“一世祖林”，迄今墓碑尚在。

李正居配夫人张氏，生五子：长子李恭、次子李宾、三子李谨、四子李让、五子李武。李卫属李让脉系。李让为明佐黔国公锦衣卫千户，可以世袭，时人称“锦衣世家”。

李卫为六世李铉锦衣卫千户之兄李铸之脉。据家谱记载，李铸虽无世袭锦衣卫千户，但也是“田园连绵，阡陌纵横”的宦门大户。九世李藻，号未凝，李卫祖父，贡监生，后因李卫位居朝官，诰封通奉大夫。李卫之父李宗靖，号青立，武德将军，诰封通奉大夫。

由此可知，李卫出身宦门，诗书传家，祖上在明代以军功起家，自曾祖父起，皆以义名闻于乡里。也有传说认为李卫父亲弃官从商，富甲一方，李卫是典型的“富二代”。不论富二代还是官N代，李卫的家世，都很难想象像一些戏说电视剧中的“出身乞丐”。以最强有力的证据是他最初的起步，是“入赀为员外郎”，也就是一下子捐了个从五品的员外郎，那可不是一般家庭十两八两银子能解决的！相关资料显示，当时捐一个知县要4600两银子，知县是正七品，员外郎是从五品，花费肯定远超这个数字了。但是“捐官”而非科举出身，无疑让李卫自一开始便戴上了“名不正则言不顺”“出路不正”的帽子，反而无形中罩上了一层传奇色彩。

李卫捐官时已经三十岁。其能得以迅速迁拔者，除了自身的聪明能干，无疑有“大贵人”之“加持”。先是三朝元老，康熙时便已被重用的名臣张廷玉，发现了这个“好苗子”，推荐给了康熙皇帝。随后是“十三爷”胤祥。正是在他的力荐下，李卫进入了雍正的“核心视野”，坐上了飞升的火箭。

雍正曾经当面对李卫说，你之所以得到我的信任，完全是怡亲王“在朕前极力保荐，谓才品俱优，可当大任。”

当然，贯穿其中的根本，还是李卫的人品、智慧和为官能力。早在康熙时期，李卫便显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为官能力。当时有亲王分管户部，喜欢收“平余”。即每经手100两银子，就要多收1两作为“手续费”。李卫不想惯这些毛病，但也没有硬来，而是在收“平余”的账本上，写下“某亲王赢钱”几个字。这位亲王十分难堪，从此再也不收“平余”了。李卫这种办实事又不得罪人的特点，被当时的四阿哥胤禛所欣赏，为以后飞升埋下了伏笔。

李卫曾回忆和雍正的“初见”：

“第一次召见，问我出身家世，然后问了许多户部事情。”雍正在臣下高其倬的批示中透露了对李卫的这次面试结果：“李卫是一出色好员，尔等宜极加爱惜而委任之。”一个“极加爱惜”道出了雍正的心声，李卫已经难逃“被重用”。

李卫的模样长相也是“另类”之一。

据载，李卫的母亲汪氏梦见神僧授予她宝器而生李卫，成年后的李卫相貌“骈胁多力，鼻孔中通，身长六尺二寸，痘瘢如钱，著颊上皆满，而白皙精采，丰颐广颡，腰腹十围，善养威重”(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二十八册，卷一百六十八，第246页)。也就是说，李卫身材魁梧，高六尺二寸(合今天2米左右)，膀大腰圆，臂力过人，虽然白皙但满脸麻子，虽然大腹便便但厚重有威。真不是卫玠那样“风神秀异”“朗然照人”的美男子。

李卫治政的“另类”，在无惧、无私、无拘泥固执。乾隆时期，虽然李卫已经不再被重用，但乾隆对李卫的评价，还是很到位的：“李卫才猷干练，实心办事，宣力封疆，无少瞻顾，畿辅重地，正资料理……。”仅择数例故事以证明。

“李卫新政”——朱轼是康、雍、乾三朝元老，曾当过帝王师，弘历初入学时，雍正帝便命朱轼为师。朱轼对弘历要求甚严，雍正帝也觉得有点过分，就对朱轼说:“教也为王，不教也为王。”朱轼则答道:“教则为尧舜，不教则为桀纣。”

朱轼以醇儒而任浙江巡抚时，大肆推广儒家理学，治理属下之民，非古不行，非礼勿视，把所有民众都当尧舜来培养，搞得“如卖浆市饼之流，弛担闭门，默默不得意”，街头村尾，一片死寂。“朱省长”造就了一个“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高升。

随后换了李卫。李卫没读过什么书，不管什么“之乎者也”，“仁义礼智信”，直接反其道而行之，除了准许群众搞“派对舞会”等之外，宽松政策走得更远，“不禁妓女，不擒樗蒲（一种游戏，类似掷骰子），不废茶坊酒肆”，“一切听从民便，歌舞太平”。

李卫的这种做法官场不待见，可老百姓却很待见，“细民颂祷焉”，而被称为“敏之有功”，“李卫新政”。《清史稿》言：“卫在浙江五年，莅政开敏，令行禁止。”

“浙江总督”——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初五日，特授李卫为浙江总督，整饬军政吏治并兼巡抚事，仍管盐政。在雍正朝，这个官只有李卫做过。“此系因时制宜，随才任使，一时变通之政，并未永著为例也”。由上来看，浙江总督就是给李卫一个人而设。此时的李卫，刚刚四十出头，和田文镜、鄂尔泰老来才得志相比，可谓是皇恩浩荡了。

浙江总督官职例有变迁。顺治二年，设浙闽总督。顺治十八年，浙闽总督分置为浙江、福建二总督。康熙八年，又裁浙江总督。康熙二十六年复置浙闽总督。从此，康熙一朝再未单独设置浙江总督。

清代总督的辖区至少有两个省，多的有三四个省。浙江和福建为闽浙总督管辖，当时的闽浙总督就是李卫以前的上司云贵总督高其倬。自从李卫任浙江总督以后，高其倬就变成福建总督，与李卫平起平坐。李卫调离浙江后，浙江和福建又重归闽浙总督管辖，可见雍正帝对李卫的眷顾与信任。

监视日本——李卫在任浙江总督时，一方面促进并规范了中日海上贸易，另一方面，出于巩固国防的需要，也不断地搜寻日本的情报，这一段传奇至今已很少人提起。

由于防卫倭寇是浙江总督的重要职责之一，因此李卫的很多奏折都涉及了日本。这些奏折共计上奏七次，年代跨度为三年，日期分别是：日本享保十三年（雍正六年，1728）八月八日、十月十七日、十一月三日、十二月十一日，日本享保十四年（雍正七年，1729）九月二十日，日本享保十五年（雍正八年，1730）三月十日，日本享保十六年（雍正九年，1731）。

李卫在雍正六年（1728）八月八日上奏之际，耳中已传入了各种各样的情报，据其奏折反映：苏州俞姓商人言，据日本人说，将军在日本收留中国内地人，令其教习弓箭藤牌，并购买中国盔甲。福州百姓王应如本不精通天文战法，但在彼地却炫耀不已，最初还能以此获利，但终于在解说阵法一年后伏诛。籍贯广东、姓名不详之长髯退休千总，在日本每年得金数千，造战船二百余艘传习水军之法。钟觐天、沈顺昌本是长期从事贸易的商人，但钟却携带杭州武举人张灿若赴日，张在日本教习弓箭，每年得银千两。沈顺昌则将苏州宋姓兽医带往日本，宋在彼地行医治马。商人费赞侯曾推荐绍兴退职官吏在彼地讲解律例，只是因其不懂才又带回……

李卫十月十七日奏文反映，八月八日奏文提到的俞姓商人，经确认名为俞孝行。另外，李卫得到了重要信息，即当地名医朱来章情况的报告。李卫佯称有病，让身为医师的朱来章来官府为他治疗。随后和颜悦色地反复向朱来章晓以是非大义、国法利害，结果朱来章大受感动，将日本的位置、长崎奉行、山城之郭、“土库”唐人屋敷等逐一做了交代。又述自己因治愈了长崎奉行的疾病，所以被允许居住在唐人屋敷之外，并在返航时领得信牌。当时长崎奉行还通过通事向自己转达了载来弓箭教师的要求。以后因对方需要黄牡丹和宽二尺紫檀木而载来一株牡丹，结果牡丹花开后为紫色，致使夷人大怒，下令载原货返航，对此海关和口岸出入处均可做证。自己虽“贸易多年，家渐丰盈”，但此次却损失了数以万计的资本。以后便不再航海，只是将少量货物委托给他船交易，以此糊口。

此后，李卫交给朱来章白银500两，又给秘密从苏州叫来的俞孝行白银200两，令其购买夷人喜好的食物，装船东渡，探听详细情报。又令朱来章入港后，向居住在土库的唐人搜集情报。

此外还有情报报告，朱来章在参拜唐寺时，曾借福建僧人全岩之力窥测萨摩辖内的区域。清政府以防御倭寇为重点的用心，由此可窥一斑。

李卫的上奏提到，令在日本的商人之父给商人写信，刺探日本情报，以赎死罪。他还提议，择商人中身份高、家境优裕者任总商，实行贸易监督管理制。

李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规范沿海对日贸易。有日本学者曾对李卫的奏折做过精细研究，评价是:“严厉的取缔政策，使日本享保时期受雇的中国人和将军家的御用唐商不寒而栗。”由此可见李卫的用心和远见。

清理亏欠——康熙晚年至雍正初年，各省钱粮亏欠非常多。雍正决心彻查此事，各地官员接到圣旨后便开始惶恐不安。而此时的李卫正在浙江总督任上，听说此事后便主动上奏雍正：钦差大臣若初到地方，恐怕会多有不便，希望雍正能准许自己协助钦差大臣一同审理此事。

雍正准许，下旨让钦差大臣彭维新前往。彭维新也是一个干吏，当时正在户部尚书任上，前往浙江之前，已在江南揪出了一堆贪官污吏，因此并不将李卫放在眼里，气焰很嚣张。

李卫以过生日为由，令各州县官员前来，叫入密室，让他们赶紧如实上报自己的亏欠情况，并告诉他们自有办法处理。这些人早已吓得惶恐不安，赶紧向李卫坦白，并且登记成册子上交。

彭维新到浙江后，很快便被李卫的协查清单给镇住了，为了尽快查清不得不与李卫一起商量该如何处理。从来都与众不同的李卫，竟然用“抓阄”的办法，让身边的人将所有州县名字都写在纸条上，让钦差大臣彭维新先抓。其实彭维新并不知这些纸条都提前被动了手脚，彭维新抓到的都是一些亏欠问题不大的州县，而那些亏欠问题比较大的，都在李卫那里。

如此一来，即便是彭维新再怎么查都没用。而李卫虽然名义上在查，实际上却在督促各个州县赶紧补上亏空。查完以后，李卫假装很为难地问钦差大臣彭维新：“大人，各地是否有亏欠啊？”彭维新的答案自然是没有，李卫假装很意外，说自己调查的州县也没有。

此事上奏雍正，雍正非常高兴，即刻下旨对李卫大加封赏，加封太子太保衔，江浙一带的官员全部升一级。李卫一下子树立了前所未有的权威，手下的官员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缉捕盗贼——李卫读书不多，但一点不代表李卫无智慧。相反，他有的是心眼，有的是办法。雍正六年（1728）李卫奏请浙江与江苏交界积窝盗贼甚多，颇有屡犯漏网大盗，只因地连两省，常常连环作案。当年三月，朝廷以“江南多盗”，而江南等处地方官又“非戢盗之才”为由，将苏南“七府五州一切盗案”划归李卫统管，“将吏听节制”。李卫受命后十分卖力，“盗匿山泽间，调得其踪迹，遣将吏捕治，必尽得乃止，以是所部乃无盗”，“查拿甚多”且“颇有屡犯漏网大盗”，得到了雍正帝的嘉奖。

（寻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六年，奏言：“江、浙界上盗贼藏匿，浙省究出从盗，咨江南震泽县捕治，竟以替身起解。案中诸盗，江南督臣范时绎留以待谳。今察出有举人金士吉等徇庇，当请褫夺，并提江南所留诸盗穷究党羽，剪除巢穴。”《清史稿》）

《郎潜纪闻》里提到“李敏达卫长于治盗，所辖地方，不逐娼妓，不禁樗蒲，不扰茶坊酒肆，曰:‘此盗线也，绝之，则盗难踪迹矣’”。李卫对赌博等娱乐场放松管理是因为这些地方往往是盗贼聚集场所，利于捕盗。李卫在他所管辖的地方不驱逐娼妓，不禁止赌博，不干扰茶坊酒店。他说:“这些是盗贼的线索，若禁绝了，则难以发现盗贼的踪迹。”李卫的办法十分好用，以致江南“千里如枕席”，社会治安大为改观。

捕杀甘凤池——雍正七八年间，发生“江南张云如匪教案”。在江宁(今南京)，张云如以“符咒”为掩护，从事反清活动，连两江总督范时绎和江苏按察使马世珩都与他“往来”。雍正七年三月至七月间，浙江总督李卫手下打探到“沿海等处，竟敢有不法之辈自称侠士豪杰，平日精通拳棒，熟炼壮药，因而聚徒行教，或以卖卦六壬为名，造作奇门符咒，哄骗愚民，往来各处辗转煽惑。凡无籍之民闻风而动，遂为伙党，并有假称贸易，借端出洋，交通声气，潜匿隐僻之所，伺衅阴谋不轨”。李卫得报，立即密捕主要嫌疑人江宁上元县监生于琏。审讯之后，于琏“始据开出甘凤池、周昆来等十余人姓名，并供皆系其师张云如为之指引交结，前之符录即云如所授。询其各犯行径，则称甘凤池炼气精劲，武艺高强，各处闻名，声气颇广。张云如以相命坐功文武笔录邪术符法，收门徒甚多”。李卫“遗弁密缉，得其党甘风池、陆同庵、蔡思济、范龙友等”，其中甘凤池最为有名，抓捕甘风池成为李卫的重要任务。

雍正七年（1729），李卫侦破了这一团伙，根据线索，李卫以为儿子找武师为借口，将甘凤池骗到自己的总督府中，动用了上百兵丁，一拥而上，将甘凤池抓捕。最终张云如、甘凤池等全被斩首。当然也有说法李卫因为爱才，释放了甘大侠。

凡雍正朝，只要是李卫治理的地方，盗贼都销声匿迹。“生而知者几人哉？有学无行诚可哀。”李卫并不以读书见长，但却以卓越的干才，赤诚的忠心，赢得了信任与赞扬。

“道貌岸然多败类，襟怀坦荡即鸿材。”李卫的襟怀坦白，一则于民，一则于己，一则于上，皆毫无矫饰，而以赤诚相待。

在六年浙江督抚任上，李卫“摧抑缙绅，任用能吏，公正廉明，境无盗贼，真可谓‘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萧一山语)，坚决执行了雍正皇帝矫正其父康熙晚年宽纵之弊的为政之道，使百姓安居乐业。雍正七年秋，万际瑞调任浙江提督，大不得人心，里巷有歌谣，将之与李卫做对比，说:“李太保督浙万民安业，万提督到任阉省胥谗。”雍正十二年，李卫已调任直隶总督，偶与户部尚书海望同勘海塘至浙，远近村民以为李卫重来任官，“额手迎者蚁屯数十里，欢声应天”，可见其得人心之深。而李卫光明磊落、为民请命、勇往直前的品格作风，无疑拉近了“清官”与普通百姓之间的距离。

李卫任浙江总督时将浙江治理得井井有条，清世宗敕谕他与另一模范督损田文镜将居官经验编成《州县事宜》一书，并冠以圣谕，颁发刊行，令各地官员学习。在这本书中李卫从征粮、征米、积储、救灾等十个方面总结了自己的为官经验，涉及了治理州县的各个方面，从中可以看出李卫亲力亲为、勤政务实的任职风格。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李卫还能“大义灭亲，不徇私情”。雍正六年，李卫远在江南家乡原籍徐州的堂弟李怀谨、李信枝，居乡“放纵不循礼法”，李卫得知后，便发了一道公文给江苏淮徐道，竟让徐州方面将两人押来浙江，两年后才放其还乡，弄得李氏族人“交口腾谤，甚有欲改姓氏为加罪之地者”，想改姓以不再受李卫的控制。李卫认为此事自己大义灭亲，以防因家事妨碍“审办公私”。

雍正对李卫这种忠君尽责的精神十分赞赏，曾在奏折中批谕，对他的忠诚勤敏没有顾虑，所不放心的是“尔以少年锋锐之气，而兼报效情殷，与上司僚友中过于强毅自用，致招恃恩犯纵之讥”。可见，李卫能脱颖而出，受到重用，并成为雍正所赞誉的“模范督抚”，根本还在于耿耿忠心，在于不折不扣地执行雍正的执政思想。

大才微过

“小疵不足掩金玉，微过安能累大才。”以李卫的本领与性格，是不可能事事追求完美的，也不可能事事谨小慎微，万无一失时才有行动。金玉微瑕，大才小过，反为世事人情之淳美也。对此，雍正体现了治世明君的眼光和胸怀，容忍且不断规正之，但决不困缚住他。《清史稿》言：

世宗在藩邸，知卫才，眷遇至厚，然察卫尚气，屡教诫之。其在云南，或有餽於卫，卫又令制“钦用”牌入仪仗。上谕之曰：“闻汝恃能放纵，操守亦不纯。川马骨董，俱当检点。又制‘钦用’牌，是不可以已乎？尔其谨慎，毋忽！”卫奏言：“受恩重，当不避嫌怨。”上又谕之曰：“不避嫌怨，与使气凌人、骄慢无礼，判然两途。汝宜勤修涵养，勉为全人，方不负知遇。”

雍正最为赏识的三个督抚鄂尔泰、田文镜、李卫均非科甲出身。鄂尔泰、田文镜是旗人出身，而李卫则出自捐纳。李卫因其才干和勇于任事的风格为雍正所赏识，不仅在短短的几年内由一介微员升至封疆大吏，而且长期集督、抚、盐政三职于一身，其柄权之重，前此未有。由此可以看出，雍正在选拔任用官吏时并不拘泥于官员的出身和资历，而更看重他们的实际才干。

同时，雍正也能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对其弱点谆谆教诫。李卫自入仕以来，不瞻情面，勇往直前，但也负气好胜，率性不拘，与同僚关系不甚融洽，甚至引起诸多非议。贵州巡抚石礼哈向雍正密奏“李卫在云南，骄奢放纵、威福自态，不顾公论，专任私情。凡文武官员有附其门者，即竭力庇护之；有与己不合者，辄多方谋去之”。雍正对这份密折却未做任何批示。当云贵总督高其倬在批评李卫这个属下“轻视同官”，“往往盛气凌人”时，雍正则批谕“此人心肠、本领是个好的，琢磨他，期于上进，莫负朕惜才之意”。

到浙江任后，李卫每次出门都是鼓乐齐鸣，前呼后拥，引得众人争相围观。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李卫每次弹劾别人，还扬扬得意地将奏章抄写一份向弹劾之人展示，以示“公开公正”。就这样胡闹，雍正帝仍给予包容，说“李卫之粗率狂纵，人所共知者，何必介意。朕取其操守廉洁，勇敢任事，以挽回瞻顾因循，视国政如膜外之风耳”。

对于李卫，雍正总是尽力保全，“朕常加训诲，此人但取其心地好”，“李卫以气凌人傲慢则有之，至于居心，颇有为国报效之诚，才情亦属难得，朕时加教诲，但只自是一病，为其瑕玷耳”(《景印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第186册，第402页)。

雍正登位，出于加强皇权，亲揽庶务，全面了解各级各地官员治政情况的需要，于雍正元年（1723）下令各省督抚密上奏折，使封疆大吏有了上密折的权力，后来雍正又把上密折的权力扩大到提督、总兵官、布政司、按察使和学政等地方官员，还有一些小官因受到雍正的信任也获得了上密折的权力。

皇帝的宠臣如田文镜、李卫等常用密折向他奏报情况，他也常用密旨向这些大臣发出谕旨。如他在公开场合极力推崇李卫，但也深知李卫有为人骄纵、粗疏的缺点，雍正帝在密旨中对李卫的批评，是说中要害的，但是雍正帝却用密旨使李卫知道自己的缺点，又不使其他官员知道，保全了李卫的面子。

雍正皇帝对于“御下”之术，有一独具之特色，那就是“看八字”。雍正精通命理，且以此为用人之佐。据《明清皇室与方术》《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载，李卫在密折上提到他因担忧政事而致吐血的事，雍正的朱批是：“将你八字随便写来朕看。”李卫随于三月廿四日的密折上报了八字：“臣系戊辰年正月初一日午时生，因未交春，仍照丁卯、癸丑、乙亥、壬午为八字，理合声明。”

雍正将所有大臣的八字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被划入上等的大臣，提拔重用指日可待；被划入下等的大臣，几乎就意味着“打入冷宫”。” 

比如另一位受到重用的大臣鄂尔泰。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患了重病，雍正皇帝闻讯后在奏折上批复：“你好么？将你八字随便写来朕览。”鄂尔泰果然将自己的八字奏报给他。在看过鄂尔泰的八字后，雍正皇帝松了一口气，批道：“朕因你少病，留心看看，竟大寿八字，朕之心病已痊愈矣。” 李卫后来，屡屡被雍正重用，与其生辰八字当有脱不开的关系。

李卫的直率必然得罪不少官僚大吏，他们向雍正告状，雍正帝不是惩戒李卫，而是回护和告诫之。如雍正二年，有人向雍正帝奏报李卫恃能放纵，粗率无礼，操守亦不能纯，间有巧取之处。雍正只是告诫：于督抚上司，嗣后极宜谦恭持己，和平接物。雍正十二年正月，又有人谓其任性使气，动辄使口肆骂，雍正谕之曰:“谨言之戒，朕屡经谆训，不营再三。丈夫立身行己，于此等小节不能操持，尚何进德修业之可期？后当竭力悛改，时自检点，勤加从容涵养之功，渐融粗猛傲慢之习，则谤毁不弭自消矣”。

由此可知雍正对李卫何其厚爱也！李卫并无显赫背景，但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不过十年之间，从一个从五品的员外郎闲职，一路飞升，官居总督，成为朝廷一品要员、封疆大吏。李卫这样非科举出身的人能长期得到重用，主要还是取决于雍正的选材标准。

康熙晚年选官，最重官员操守，结果各地官员只顾清廉虚名却不做实事。雍正上台后，常说清官如同“木偶”，中看不中用，对社稷民生毫无裨益。因此，雍正帝用人首在才干，恰如李卫的谥号“敏达”，既反映了李卫的为官之道，也反映了雍正的选官标准。李卫与雍正，正是生逢其世，恰逢贵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另外可以作为趣笔，而可以在此说明的是，李卫可真不是大老粗，而是“内秀”得很。尤其对奏章稿案的陈词，极其精细敏捷，上奏的文书一定要幕僚读给他听，随处不妥随处指正、修改后才放心！笔记小说中也记载了不少李卫精敏文书的趣事。

例如，李卫患痔疮期间，想让幕僚将自己的隐情告诉雍正，幕僚不知如何表达，久久不能下笔，李卫想了想说:“何不云坐处不安耶”（ 赵慎畛撰《榆果杂识》，中华书局，2001年，第105页）)？幕僚听后心悦诚服。

从文献知道，早在雍正二年（1724）李卫擢升云南布政使时，雍正就颁赐 “公勤廉干”匾额，并赐予仅有王公大臣才有资格使用的上奏用折匣，这说明李卫的奏疏水准，雍正皇帝是高度认可的。

由现存李卫的遗文，很容易便会发现曾被指斥为粗率不知书、暴躁少学养的他，竟然也能落笔生花、文采斐然。诸如盐政、海塘、匪盗、水利、垦荒、赋役、治、军务、文教、赈恤等国计民生诸多公务文章，或三两篇，或四五篇，管中窥豹，就足见一位聪敏练达、勤勉实干、功业显著的“国之伟器”(雍正语)，虽然身存缺点，然而不避嫌怨、敢作敢当。

李卫在任浙江总督时，浙江人查嗣庭、汪景祺因文字招祸，牵连整个浙江文人不能参加乡试。李卫因此一面告诫监督文人改过，一面亲自撰写奏疏向雍正皇帝求情，终于换来了科考的恢复。第二年殿试的一甲3名，即状元、榜眼、探花都被浙江人取得，因此深获人心。（上以查嗣庭、汪景祺之狱，停浙江人乡会试，卫以文告严督。逾年，与观风整俗使王国栋疏言两浙士子感恩悔过，士风丕变，乃命照旧乡会试。《清史稿》）

天命诚得

“天命从来非偶得，九重紫阙为君开。”天命不是偶然能得到的，九重紫阙之开，岂是侥幸轻松所致？李卫的诚心，李卫的能力，李卫的坦荡，李卫的无惧无畏，成就了李卫的一世功名，辉煌人生。即便在自己的大贵人雍正去世，而“新主子”乾隆不待见自己的情况下，李卫依然保持了本色，“勇于任事”！

李卫在任直隶总督期间，雍正对其政务屡次称赞、嘉奖，这也使得李卫大刀阔斧地对直隶进行了整顿。乾隆继位后，立即召见李卫，赠先帝所遗“朝珠”，并且把治理北方水患的任务交给了他。乾隆皇帝虽对其温言抚慰，并对其在直隶的政绩大加赞扬，但已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气氛”早已不是此前的“融洽”了。

直隶总督李卫曾经奏报乾隆皇帝：

今年二麦收获比往年多了近一倍，全省普遍丰收，有些个别地方有轻微的灾情，但并不影响全局。

乾隆看到奏折后，表现得却并不十分兴奋。朱批道：

“据报秋成分数已悉。今年直隶年成仰赖上天慈恩，实为丰稔，内外共知，前蒙皇考嘉奖，归美地方大吏，朕敬闻之。总之，督抚奏报秋成，不可粉饰一字方是。为国为民之大臣自然感召天和，若一毫不实，是为匿灾，其他政绩皆不足观矣。”

雍正宠臣李卫在乾隆皇帝眼中，已经只是个需要时常警告批评的普通臣属了。

乾隆三年（1738），李卫被免兼管河道后不久，就参劾直隶河道总督朱藻挟诈误公贪劣各款，以及朱藻胞弟、革职广宁知县朱蘅以私书挟制地方官干预赈灾案。

乾隆皇帝出于某种考虑，明显袒护直督李卫的对立面。而朱藻此时已经明显看出李卫失势，所以力图垂死挣扎。朱藻上奏说：

“督臣李卫，因臣到任办理数事，未与会稿，遂怀愤恨，竟有势不两立之局，意欲设法陷害。而署永定河道齐格，因臣曾经严饬数次，亦心怀怨恨，捏禀李卫，怂恿挑拨，无所不至，李卫身为大臣，并不详加审察，信而不疑，看此情形，将来不能同寅协恭，必至贻误工程，有偿公事。”

看到奏疏的乾隆皇帝，态度明显对李卫不利：

“李卫固属一偏之辞，至汝所奏，亦不得为持中之论，若果能尽心公务，虽百人陷害何妨，若自己心地不清，或器满易盈，则亦不可赖此先人之言，遂安然于事外也。诸凡朕自有酌夺，至齐格才情原好，但居心巧诈，善于搬弄是非，然此际工程紧要之时，伊系经手之员，不可骤换，俟得一熟练河务之员，再将伊调用京员试看。汝且与顾琮严行查察约束，倘伊有挟私作弊，怠忽工程之处，即行严参可也。”

李卫在去世前，掌握了朱藻贪污的具体证据。九月甲子日，李卫再次参奏:“总河朱藻挟诈欺公，贪残虐民各款，请革职治罪。”乾隆推却不过，只好派兵部尚书讷亲、刑部尚书孙嘉淦审理核实，将朱藻革职，与其弟按律治罪。朱藻成为直督李卫临去世前参劾的最后一名官员。

李卫不畏权贵，疾恶如仇，敢于秉公执法，正如美国人衡慕义《清代名人传略》所云:“他对贪官和残忍的地主却毫不留情，不管他们的地位和政治背景如何。因而，他受百姓爱戴。”

然而，被皇权操纵于股掌之间的李卫，遭乾隆狠狠戏耍是难免的。《清史稿》：

高宗南巡，见西湖花神庙卫自范像并及其妻妾，号“湖山神位”，谕曰：“卫仰借皇考恩眷，任性骄纵，初非公正纯臣。讬名立庙，甚为可异！”命撤像燬之。

乾隆南巡，见西湖花神庙里立着李卫自己及其妻妾的神像，号“湖山神位”，乾隆下谕说：“李卫仰借皇考恩眷，任性骄纵，初非公正纯臣。讬名立庙，甚为可异！”命撤像烧毁。

但乾隆毕竟是乾隆，御下有术；而李卫也毕竟是李卫，为臣有方。

乾隆三年十月二十二日（1738年12月3日），李卫因病去世，年五十一，乾隆帝命按总督例赐予祭葬，谥敏达。（《清史稿》）

乾隆还是给了李卫应有的荣耀。

乾隆三年（戊午年，1738）冬十月，直隶总督李卫病逝于任内。当时二十二岁的翰林袁枚曾为他撰《直隶总督兵部尚书李敏达公传》，以堂正光大的语言，历述其建树和功勋。李卫对大才子袁枚曾有知遇之恩。袁枚也因此对李卫赞不绝口。

据袁枚记载，尹继善评论过鄂尔泰，田文镜和李卫三个“模范督抚”。雍正帝曾召见督臣尹继善，问他在督抚当中该向何人效法，尹思之有素，应声回答，因论雍正历来表彰的“模范三督抚”:

“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也”(《小仓山房文集》卷三)。

在《子不语》中，还有《李敏达公扶乩》一文，原文如下：

李敏达公卫未遇时，遇乩仙，自称零阳子，为判终身云:“气概文饶似，勋名卫国同。欣然还一笑，掷笔在秋红”。旁小注曰:“秋红，草名”。当其时，无人解者。后公为保定总督，劾总河朱藻而薨。后人方悟：朱者红也，藻者草也。

李卫临死，眼里也揉不得沙子，一定要把权奸之臣参劾掉。如此光明磊落、洒脱本色的李卫！如此真实鲜活、襟怀坦荡的李卫！如此才干超群、胆气超人的李卫！如此小过大才，天所厚爱的李卫！何其可爱也！反经合道，道不远人。天命非偶得，紫阙为君开！

（本文多参考《直隶总督李卫》·马永祥 吴蔚编著）

张红星教授注：

反经合道：虽违背常道，但仍合于道义。明·徐渭《女状元》第一出：“此正教做以叔援嫂，因急行权；矫诏诛羌，反经合道。”

生而知者：天生就懂。典出《论语·述而》：“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无行：没有善行；品行不端。 《史记‧淮阴侯列传》： “（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裴骃集解引李奇曰：“无善行可推举选择。”

岸然：严正或高傲貌。宋·罗大经 《鹤林玉露》卷十四：“侂胄未信，谒忠定以探其意，忠定岸然不交一谈。”清·蒲松龄 《聊斋志异‧阿英》：“谈笑间，忽一伟丈夫岸然自外入，鹘睛荧荧，其貌狞丑。”

紫阙：帝王宫阙。汉·焦赣 《易林‧讼之贲》：“紫阙九重，尊严在中。”唐·陈子昂 《送麴郎将使默啜序》：“不踰青春，复命紫阙。”明·无名氏 《鸣凤记‧林遇夏舟》：“恩洽九重瞻紫阙，时来六翮起青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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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仪叁百图》为廖彬宇先生古体诗集，《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384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