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田之路 实习生 韦杰

如果要用两个字来概括赵松江的职业生涯，那就是“奔跑”：做野外地质调查时，躲避各种危险；发生地质灾害时，为到达现场与时间赛跑。他是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成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中心的首席专家，也是全国能源化学地质系统的“大国工匠”。此外，因常年从事地灾工作，他还被亲切地称为“地球医生”。

赵松江（右）与技术人员一道在野外开展调查工作

赵松江年轻的时候就有个“地质梦”，小时候，因为常年和父亲在川藏线上行走，赵松江便对自然环境比较感兴趣，“我经常在兵站周围的山坡和小河里玩儿，就比较亲近野外环境。”等到填报志愿，他了解到从事地质工作需要经常在外爬山涉水，便毅然选择了地质专业。进入大学后，他对这个专业的兴趣愈发浓郁，“我还记得第一堂课，老师讲授的主要内容是地球结构和各大版块，这让我觉得学习这个专业能使我的视野越来越宽广。”

自1985年从成都地质学院（现成都理工大学）水文系毕业以来，赵松江一直从事与地质灾害防治、勘察和设计的相关工作。在长达37年的地质工作生涯中，他从未觉得枯燥，“从事地质方面的工作，经常需要到现场进行灾害调查，而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够见识到许多新的现象和事物。”

赵松江（居中）在九寨沟景区讲解震后地质灾害防治与自然景观保护工作有机融合技术要点

上世纪90年代，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地质工作者往往只携带榔头、罗盘和指南针等简易工具，便进入野外开展工作。有一年冬天，因西昌市政府考虑治理邛海南边的鹅掌河，他便跟随队伍到当地，对该流域进行勘探。在队伍向前行进时，他们发现路上有类似野兽的脚印，当地向导对他们说，他们正跟在豹子的后面走，如果它转过头来，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当时我们又走在一条两侧无法攀爬的窄沟中，要是和豹子迎面接触，确实不好应对”，赵松江说道。

在他回忆这段经历时，仍然有一些心惊胆战，“在野外展开工作，还是不能蛮干，要听当地老乡的话，尊重自然才行。”

还有一次，赵松江进入汶川当地的一条沟里进行勘察，由于随身携带的地图精度不高，无法找到正确的返程路线，不得不在野外过夜。“那天晚上，周围一直有动物叫声，听起来既凄惨又吓人。”因此，他和同事们在过夜的岩洞里点了一团火，以防野兽靠近。

同时，他们为了不让火熄灭，便轮着守夜，一个人戒备，其它人休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山中，只有面前的火堆能带来光亮，“稍微离远一点，我就看不见同事们了。”赵松江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心有余悸，“我们都不知道背后是什么，只想着越靠近火堆越安全，结果第二天发现衣服上全是火星子烧的洞。”再加上岩洞有一条河，它的流水声很大，“当时很怕野兽摸进岩洞，因为我们只听得见火噼里啪啦的声音，那次很惊险。”

四川地质构造复杂，地质灾害频发。多年来，只要发生地质灾害，赵松江便会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就算是地震，也会冒着余震、泥石流、塌方等风险进入震区。他不可能等到山体不动，滑坡完全稳定的时候再到现场勘查。

带领团队成员开展国家重点计划“强震区特大泥石流综合防控技术与示范应用项目”野外科考

如果过一段时间再到现场，地形可能因为雨水冲刷、山体垮塌和滑坡等原因完全改变，这对追溯地质灾害的成因非常不利，“就算是冒着遭遇山间滚石的风险，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勘察，以获得第一手资料。”久而久之，他形容自己“就像老中医看病一样，经验积累得越多，你就越能看出来什么情况是相对安全的。”比如滑坡，如果它解体比较充分，能量消耗的比较多，就相对安全。

但如果出现了雨水灌入的情况，发生二次滑坡的可能性就很大，这时最好的应对方式便是等待。

尽管赵松江现在身体状态比不上年轻的时候了，不便进行长距离的勘察工作，但他仍然会经常走访一线，为各个项目出谋划策。

从长江流域环境地质大调查到西南地区国土资源大调查，从红层找水到高原找水，从汶川大地震到芦山地震，赵松江的身影一直在地质工作的一线。

“5·12”汶川地震后赵松江（居中）带领技术人员深入地震灾区开展地质灾害调查工作

他数十年如一日，带领团队日复一日、风餐露宿，钻入泥石流沟源、爬上滑坡山顶，冒着崩塌落石，探索震后地质灾害的发育特点，研究其成灾规律，找出它的 “命门”。

从昔日的“小伙伴”到今天的“老伙计”，他以37年来的实际行动，告诉世人如何“干一行爱一行”。他的足迹踏遍了西南的山山水水，战滑坡、斗泥石流，为大地疗伤，为山河正骨，潜心做一名“地球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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