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佛教是西藏宗教发展史上的关键阶段，来自唐朝和印度的佛教与西藏的本土宗教在长期的交流和互动中影响着吐蕃政治与社会的发展演进，并为藏传佛教后弘期及其整个青藏高原的宗教发展和文化面貌奠定了基本格局。关于吐蕃佛教的研究，长期以来基于汉、藏文史籍文献和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开凿的少量佛教洞窟材料，对广布于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和四川西北部的摩崖石刻材料关注度则并不高，而后者是探讨吐蕃时期政治核心区之外的民间佛教流行状况及唐蕃交通路线向周邻地区辐射状况的重要资料。

　　吐蕃佛教造像的阶段性

　　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吐蕃时期佛教摩崖石刻共计20余处，其中西藏有10多处，主要分布于昌都地区；青海共7处，主要分布于玉树地区；四川共5处，分布于玉树邻近地区的石渠县和黑水县。随着近几年相关的新发现不断增多，调查工作更加细化和全面，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同时也对以往的发现产生了新的认识。

　　吐蕃时期的摩崖石刻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大致与“祖孙三法王”即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和赤祖德赞继位的时间点相对应。吐蕃早期石刻以海西州露斯沟摩崖石刻为代表，年代大致在7世纪初到8世纪前。这一阶段的石刻均为露天供奉，采用单纯阴线刻画，身体比例不太协调，常以大日如来佛为主尊，比较特殊的是出现了马匹石刻。露斯沟石刻造像整体线条古拙质朴，虽然雕刻技法生疏、细节有失准确，但仍带有典型吐蕃时期早期佛教造像的特点，在服饰、头光等个别细节方面又显现出独特的地域特色。此时的佛教并未在吐谷浑大规模传播开来或被广泛接受，反映在佛教石刻中，即佛教石刻数量较少且雕刻比较简单，佛教造像也尚未形成体系。

　　吐蕃佛教全盛时期，即赤松德赞亲政至赤祖德赞统治时期（759—841），佛教得到持续高度的发展，佛教石刻大多出现在此时。青海地区以玉树贝沟文成公主庙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玉树贝沟十方佛造像、玉树勒巴沟古泽秀玛造像、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噶造像、玉树勒巴沟恰冈造像、玉树勒巴沟泽琼沟部分佛塔石刻等为代表。雕凿技法以浮雕为主并辅以线刻，造像题材多变，最初露天供奉，后期部分造像建佛堂保护，造型趋向复杂，雕刻线条流畅，更加注重对细节的处理。

　　贝沟文成公主庙中的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是吐蕃时期最常见的造像组合，其中造像束高髻，头戴三叶冠，发辫垂肩，身着阔袖袍服均是吐蕃佛教造像的典型特点；勒巴沟古泽秀玛礼佛图中有一位身穿大氅的贵族女性形象，其发髻是唐朝较为流行的“抛家髻”，也为这幅石刻增添了些许唐风；勒巴沟古泽秀玛说法图和吾娜桑噶等造像中的佛均着贴体透明袈裟，脚下莲座呈圆形，造像题材中本生故事所占比例较大，还出现了帝释天、梵天的形象，这些特点应该是受到了尼泊尔和东印度波罗风格的影响。若我们将目光投向周边其他地区的佛教石刻造像，可以发现青海佛教石刻的某些造像特征也能在高原丝绸之路其他地区的佛教石刻上找到。

　　综合来看，勒巴沟佛教石刻造像在佛教本生故事题材、贴体袈裟服饰和简易佛塔石刻等方面，与西线上拉达克、吉尔吉特等地的更为相近，但整体造像风格和细节装饰如桃形头光、头戴三叶冠、扁平的仰覆莲座等，与四川、甘肃、敦煌等东线上的地区基本无二，说明青海地区佛教石刻虽早期受到东印度及尼泊尔等地的影响，但仍处于吐蕃佛教造像体系之下。这种杂糅了多种因素的造像风格可被认为是敦煌吐蕃波罗样式的早期雏形，这一时期造像题材与组合也逐渐趋于固定。

　　需要指出的是，从文成公主庙的题记可知，青海境内几处佛教摩崖石刻都是由当时官方组织的益西央团队所雕凿，其行程路线大致是从藏东一带出发前往敦煌，途经芒康县、察雅县、石渠县、邓柯、玉树、甘肃民乐县等地，这次成规模的佛教摩崖造像雕凿活动耗时数年。一方面是为了传播吐蕃时期的佛教信仰、树立赞普及王室的形象，更好地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则是借佛教达到向唐朝示好的目的，积极改善唐蕃关系，为之后的会盟创造良好的条件及政治气氛。

　　吐蕃王朝崩溃后，佛教在经历了短暂的沉寂后经多康和西藏阿里两路又传入卫藏，吐蕃佛教也进入藏传佛教后弘期，藏传佛教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与吐蕃时期的佛教有很大的不同。这一时期，青海地区的摩崖石刻数量激增，雕刻风格与内容也有较为显著的变化，主要以玉树泽琼沟造像、东宝造像、电达造像、称多造像、囊谦造像、西宁市水峡造像、海东东峡佛尔崖造像为代表。这些造像多为露天供奉，有几处是延续时间较长的石刻群，雕刻技法娴熟，造像的部分特征如头戴三叶冠、扁平的仰覆莲座等，保留了吐蕃时期佛教造像的特点，但整体体现的仍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密教艺术风格。造像题材也更为丰富且组合多样，不仅出现了明王、度母、金刚萨埵、藏式佛塔等藏传佛教后弘期常见但不见于吐蕃时期的形象，还会刻画莲花生、宗喀巴、米拉日巴等重要的宗教历史人物，佛教石刻造像通常伴有线刻或浮雕的六字真言，部分石刻上可见残留的彩绘。

　　青海佛教石刻的艺术性

　　青海佛教摩崖石刻自身鲜明的地域特色与宗教特点对于研究中国佛教石刻艺术具有重要意义，纵观其发展演变，可以看出三个明显的特点。首先，吐蕃佛教摩崖造像年代主要集中于9世纪初，以玉树和昌都为中心，在艺术风格和题材内容上都具有明显的共性，说明在吐蕃时期，尤其是在9世纪前后，青海玉树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吐蕃佛教的弘传中心，并创造了一套统一的佛教摩崖造像系统。尤其这些石刻大多分布在卫藏地区通往汉地的交通要道上，能在长期的相互交流与交往中影响更多人。

　　其次，青海佛教摩崖石刻延续时间长且几乎没有断层，这是极为难得的，即使在西藏本土也因朗达玛灭佛和王朝的崩溃带来了持续近百年的“黑暗时代”，一段时间内都不见任何佛教摩崖石刻。青海12世纪前后的几处摩崖石刻则填补了这一时期佛教考古的空白，为研究下路弘传佛教在藏地的再度传播提供了材料依据。此外，部分石刻群如泽琼沟、囊谦石刻等延续近百余年，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总结出青海佛教石刻艺术的演化，更能看出佛教摩崖石刻的雕刻主体逐渐从官方组织的工匠团队向僧侣、平民等转化。这些都让我们对青海甚至是整个青藏高原的佛教石刻艺术的发展演变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并基于此进一步探究青海地区藏传佛教的流变。

　　最后，不同时期的佛教摩崖石刻分布区域明显不同，吐蕃佛教摩崖石刻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东麓一带的玉树地区，其数量与题材的丰富程度甚至一度超过吐蕃本土。而吐蕃王朝崩溃后，作为藏传佛教下路弘传的中心，这里不仅佛教摩崖石刻增多，佛教寺院的数量也在此时得到大幅扩充。这固然得益于高原丝绸之路——吐谷浑古道的兴盛，但更加离不开该地区长期以来深厚而坚固的佛教基础。不同区域间佛教石刻的雕刻技法、造像题材和艺术风格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既与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有关，也与各自吸收和发展的不同地域的宗教文化有密切联系。

　　佛教摩崖石刻不仅是佛教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书写历史的别样方式，佛教考古也在用实物资料不断描绘青藏高原古代历史的新篇章，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青海地区佛教摩崖石刻的发现，为我们认识吐蕃佛教发展史以及吐蕃佛教艺术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通过研究青海及其周边地区的佛教造像，可以厘清吐蕃时期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脉络及规律。同时，由于青海地理位置特殊，是青藏高原本土和河西、中原等地的文化因素的交汇和中转地带，这些发现也为我们理解和论证不同民族与文化和谐共生、多种文明交相辉映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 作者：郭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