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喻言 肖洋 罗轩
唐天宝年间，荔枝道进入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在开元盛世这一中国历史的辉煌乐章中奏响了一段高强音。关于荔枝道的具体途径线路，一直是学界和民间关注的焦点。
明代《蜀中广记》对荔枝道有一个基本路线的记载：涪州（妃子园）—垫江—梁平—四川大竹—达州—宣汉马渡关—平昌岩口乡—达州万源—巴中通江—再入达州万源—陕西镇巴县—陕西西乡县子午镇，进入子午道到达长安。
由此可见，唐代从巴蜀到长安运送荔枝的整个路线由南北两段构成：南段由涪州至子午镇，亦称“洋巴道”，又因穿越巴山，也叫“小巴间道”，这也是狭义上说的“荔枝道”。北段沿袭使用子午道路线，从西乡县子午镇到长安。
资深学者专家考察团实地踏访
摸清荔枝道走向
2007年，蜀道申遗准备工作开始。2012年10月，蜀道金牛道广元段成功入选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拉开了蜀道“申遗”工作大幕。2014年6月，荔枝道与米仓道一起被纳入蜀道申报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的范围。荔枝道的相关考古调查成为蜀道申遗工作的重要部分。
自2015年起，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家文博单位、高校，涉及遗产学、考古学、交通史、文学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等多方面的资深专家团，对古蜀道荔枝道达州段的具体路线走向及其相关文化遗存开始进行详细考古调查。
考察荔枝道的专家团阵容强大。其中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文化遗产专员、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杜晓帆，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李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子今，国家博物馆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馆员杨林，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韦正，时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的考古专家高大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家洲，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声波等人。
在考察过程中，专家们在众多河流、峡谷、悬崖边发现大量古道、古桥，这些作为道路本体，进一步证实了荔枝古道确实存在。此外，荔枝道沿途的唐代瓦片、摩崖石刻、古驿站遗址等历史遗存，尤其是达州境内的6处唐宋时期摩崖造像，可以连成一条线，则进一步印证了荔枝古道在达州境内的走向。
文化遗存和民间谚语一起
“诉说”往日的故事
判断荔枝路具体线路的依据是从多个方面综合考量。比如，在历史上摩崖多开凿于主要古道附近，因此摩崖造像分布区域是确定荔枝道基本走向的一个角度。
第二，根据牌坊和祠堂遗迹确定荔枝道走向。牌坊和祠堂，虽不是古道最直接的证据，但也从侧面间接佐证了荔枝道沿线的生活场景。如开江县普安镇姜吴氏节孝坊、达川区石桥镇列宁街石牌坊、石梯镇潘家祠堂三处为荔枝道重要文化遗存。
三是根据古道遗迹、界碑确定荔枝道走向。在万源鹰背乡瓦子坪村的竹筒沟古道旁，曾被当地人发现有一块刻于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年)九月的石刻界碑，该碑也被认为是荔枝道过境万源的证据之一。该碑文上有天宝、贡果字样。
此外，当地口头民间传说、谚语也能在寻觅荔枝道具体走向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比如在达州万源鹰背，当地很多人都知晓这样几句话，“上了鸡公寨，荔枝在不在；进了竹筒沟，荔枝就要丢；过了化米梁，荔枝才稳当。”在达州宣汉马渡关则有“进了老林壕，荔枝要变少；过了老林沟，荔枝不被偷”等说法。
“2015年，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受达州万源市委托，组织邀请全国多位资深专家的那次考察之旅，收获甚丰。尤其是发现了唐朝天宝年间的多个摩崖造像，足见这条路线的繁华程度，为荔枝道的走向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为了集中记录、呈现考察成果，我们还出版过一本 《觅证荔枝道》，由四川大学出版社推出。”2023年11月，当时担任考察团团长的高大伦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如今，唐代从巴蜀到长安快速运输荔枝驿道的总体身姿、具体走向，已被较为完整、详细地勾勒出来：涪陵—垫江—梁平—开江—大竹—达川区—宣汉（大成乡瓦窑坝折入三桥、隘口、马渡）—平昌县（岩口乡、马鞍乡）一万源市（鹰背乡、庙垭乡、秦河乡、玉带乡、魏家乡）一通江县再入万源市（竹峪乡、虹桥乡）—陕西镇巴县，共经过10多个县市，然后进入陕西西乡县子午道，到达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