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历】

张如学，字，习之；号，儒学，文化学人。祖籍监利，生于江陵陆阳台村，农民。从事子，经，史，集；中国画，书法，文艺评论，堪舆，中医诸方面研究与创作。

凤池楼记

文/张如学

时维壬寅孟春，吾游学归梓。相聚于故交，品茗叙旧，鸡黍觥筹，不亦乐乎！客曰：“旁存闲楼一幢，宜为馆舍黉门之用，何如？”吾喜，何不早言乎？则起，徒步至，乃先睹为快！

观此楼，纵上雨旁风，残垣虚牗，然坚固磅礴。萧然矗立于池水之上。凡两层构筑，层高二丈。环楼皆木，芜荽翠蔓，蒙络摇缀，参差列拂。叹曰：此风水宝地也！速与主客商，遂斥金修缮。以增其旧制，改堂立馆，冀余之梦真也！

于是乎，策画多筹，修之宜古风，改造为旧体。召众工匠，机之薨薨，筑之登登，层堵皆兴。上栋下宇，萌以庼奥，舒其院落，鸠绳聚墨，回廊合庑。令工夜以继日焉！吾夙夜以察，汲汲然，促急之情也！

盖夫秋之往也，其焕然如新。复观此楼，有灰廆黑籞，窗围憄白，㠌以褐色绮格其内；牙白阑干，逶迤隈隩；乃立皋门，碧瓦飞甍，檐牙高啄；门楣彫镂图画，龙凤戏珠。金钉炫耀，朱门高耸，门硕槛横卧。又蒙夏潮君赐墨“张如学艺术馆”擘窠之额，尤醒目，乃画龙点晴之妙也！凭阑穷眄，一览无余。若清风徐来，水波粼粼；翠盖摇曳，雨过清香；锦鳞跃腾，斑鴗俯捕；羲爱浮游，引颈惊鸣。览此美景，则心旷神怡，悠悠然，飘飘然也！

至若春和景明，气暖襟舒，玉兰百尺，晻薆咇茀；树林阴翳，蝉鸣千啭；好鸟争鸣，嘤嘤成韵；鸡犬于庭，追逐嘻闹。以至客不尽兴，乐而忘归，曰：“此乃郭之桃源也！”

其周，东接御路，南临荆江，西近龙潭，北倚南纪；上窥星汉，下躍清流，客问曰：“此楼应天势，依地利，得人和，何名欤？”

楚人崇凤，《山海经.南山经》云：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亦云：“独有凤凰池上客”。复曰：凤池楼耳！

荆州繁华，大厦千万，皆商贾之富累金玉，若掷金馆筑而难为，斯岂钱之因耳。客曰：夫富也！答曰：弗也！吾倾囊而为，且举债耳！苟利于艺，为府而忧，为民而用，安能不为耶？古人曰：“不易世乎，不成乎名！”

余幼家窭，邻皆青砖黛瓦，惟芦册堵，草舍萧然；高风怒号，卷屋重茅；箪食瓢饮，苦不堪其忧！高堂目不识丁，然吾独嗜书，家中难致，遂外求之，计日以还，弗敢逾约，所览辄省记一二也！亦好涂鸦，席地而坐，折枝画地，乃痴。及冠，嶷然有声，名誉传乡。师曰：聪也！

自古翰墨者，非官尊名显，即富人华糜，岂贫者所为耶？诺也，余亦以为异焉！

噫！屈指之间，吾弄翰越卅载，乐苦其中，盖十年不鸣，一鸣惊人。人嘲之，余不以为然。

今馆藏墨甚广，皆余之拙作。涉子经史集，书画诸类。至于书画，或方寸之内，或数丈之外。放野于笔端，咫尺匠心难。

夫观其下楼分割有三，即中堂，南堂，北堂也！中者，陈列楚之作十数幅，察《一鸣惊人》图，丈许见方。兼工带写，酣畅淋漓，绘之以编钟，漆木，玉，简牍诸类，图式尤盈，恢诡谲怪，矞矞皇皇，观其图也，犹闻钟鼓将将，佩环嘹嘹，如梦如幻，不知人在画外，叹为观止！南北二者，皆华卉禽兽，似耶！非耶！笔墨傲骨，文章精神，不知仁者智者异见焉！

扶梯登高至上，分割有二，大堂四壁尽挂，联屏，小品，目不暇接。或精微广大，或言简意赅。水墨《金陵十二钗》之作，借花喻人，寄情其中。花落人老但无奈，红楼一梦卿去也！又呈瓷绘列于堂中，器形各异，挂釉施彩。纹饰姼姼，煌煌扈扈！有道是：“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

南堂，乃吾之斋阁，名：无倦斋。室中奇树，绿叶华滋，佛音袅袅，琼脂熏金鹳；以博古架为隔，取方园之形，月亮门其旁，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列呈旧瓷杂件于上，虽非奇珍异宝，亦赏心悦目。入内，鼓形陶缸置于屏前，器大古朴，烟雾缭绕，水车徐转，瀺灂清脆，波纹攒动，锦鳞争喋，鱼乐非乐，不知其然也！

书案之大，逾二丈，雕花绣鸾，梨木透香，采残荷芦蒲，为室清供，得内外通灵；铺纸研墨，烟花巷陌，吴山染就；紫檀置柜，典籍排列，无暇一一阅览，遂成饰。

吾嗜石，独好湖石，偶得之，其石如虬如凤，若铨若动，如鬼如兽，若行若骤，乃得天地之造化耳！置古筝，吾虽不善筝，喜筝莫如我，君不见伯牙子期乎！

僻一茶间，有朋自远方来，谈经论道，仰天大笑，浮夸自嘲，快哉快哉！吾孤傲不羁，性不苟合，举人之过，言辞犀利，乃本性也！知我者藂，厌我者惎。

嗟夫！君不见，莫高窟，千龛佛像，万世神功，舞殿三千女，飞天十二台，后世垂慕。

君不见，楚辞风骚，与日增辉，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今凤池楼，尤效前贤，弘吾国之文，尽微薄之力，以报乡邑；广纳贤士，六艺并举，展吾辈才华，以启后生！

噫！吾单力薄，难堪大用，苟利社稷，惟尽匹夫之责。此乃吾之愿也！是为记。

壬寅岁末于南郡无倦斋 谷旦

如其人 如其学 如其才

——夏潮君书道管覗

文/张如学

盖论书，言古贤或沉，弗言或黩。古之集大成者，无不善书，书者；修养也，境界也！北宋黄鲁直《书增卷后》云：“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其“山谷体”其为后世深且远矣，为江西诗派之祖。黄鲁直官至县尉，知县，编修，知州，外郎等；所倡“当官莫避事，为吏要清心”，“不以民为悌，俯仰无所怍。”其为官清正，治学严谨。晚年，宣教宜州，功韩柳。有曰：“夙夜奉公平生在，偷日画沙悟妙真”。

壬辰之夏，吾于青州博物馆，观万历鼎元赵氏卷，其字隽秀，力透背，袭元常，乃小字之上品也！此卷谓：《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其文有洞若观火，韬略精深之智，亦有“修身，家，治国，平天下”之志。于是乎，御笔钦点“第一甲”。然帝重之，故言之有物，超超玄著也。西汉扬雄《法言·吾子》云：“或曰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噫吁嚱！今⼈崇书以炫技，欣欣然，飘飘然，故恶焉。古人云：雕虫小技，不足挂。窃以为：古人重励志，小技艺，吾辈当以古为镜，修身明志，社稷江山为重耳！

虔礼《书谱》云：“夫自古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二绝，晋末称二王之妙。”显而易，言其书，则呈风轻云淡之平，未曾惊涛骇浪之重。时下，书者泛滥，不愧伐矜，自诩：书家，驰名书家，大师云云，名过其实，多市井之气，实乃傝㒎也！若夫反躬自省，莫非真无愧怍邪？

实言之，吾爱古之善书者，淡薄自若，胸存鸿鹄之志，且当翰墨之为闲；今书者众，盖棽棽之象，不知其优劣耶！然陶然自醉，苟以讙众，至招摇市过之，岂不儇佻乎？噫！古贤之“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甚已鲜矣。

词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却在灯火阑珊处。”夏潮君，师至博士，博览群籍，涉历史，尤通中国近现代史；赡于艺论，观点独到。崇⼈之德，扬人之美；正义直指，鞭挞低俗。昔年修《汪精卫评传》辑录成册，版牍九层，蜚声两岸。撰书以吪，辞甚畅达。文联经年，案牍劳形。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卑⼭之阁，临黄浦之波，经乎岭南之中，过乎漠洲之野。播新时代文艺之策，彰红⾊轻骑兵之功。秉公依事，亦不乏⼈常情，温良恭俭，上至文艺贤达，下至民间术⼈，为⼈作嫁，一片冰心玉壶。“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盛友淡似亲，谦逊儒雅，笃学如古，乃彬彬君子之也！

若闲暇之余，三世同堂，含饴弄孙，膝下乘欢，尽享天伦之乐。或伉俪相伴，菜市挑鲜；或户外信步，赏青林翠竹，悠哉悠哉！待子夜，则孤灯相映，斗室操翰，碑帖问道，孜孜不倦，不知东方既白矣！

盖识潮君者，惟知其所居⽂联要职，弗知书妙，有疑曰：潮君亦善书乎？茫然无措。余所知，今从政嗜墨者广，然入道者寡，皆兴趣也！潮君，善行草，攻汉隶，碑帖兼容。上袭魏晋，下逮唐宋。其书萧散简淡，自然率真，不激不厉，中正冲和，书卷之气跃然纸上。窃以为：君研颜鲁公至深，得其丰腴磅礴，沉雄端庄；摹魏碑墓志，得其⽓象浑穆，意态峻爽；涉猎汉碑，得其奇古浑朴，诡谲多变。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

某日，吾阅澎湃新闻，偶见潮君书作，“举国凝聚，共克时艰”之墨迹，目视良久，意犹未尽，此作为楷，承颜鲁公，融魏碑，徐徐为之，凝重萧散。“举”上繁下疏，松紧有致。将行书之笔融入其中，妙哉！末笔竖画粗壮，故稳；“国”外松内紧，密不透，疏可走，笔断意连，游刃有余，呈紧缩之态；“凝”呈左右伸⻓之势，点画疏朗，左顾右盼，末笔捺画含蓄兼隶意；“聚”与“举”首尾呼应，上方横势，下方则呈纵势，纵横错落有致，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举”“凝聚”“国”呈三纵一横，变也！“共”与“举”，一简一繁，一横一纵，有律感。“共”化颜为魏，点画生趣。“克”破“共”之横势，上紧下放，松而不散，“时”左紧右疏，粗细相间，轻重缓急；“艰”施魏书于唐楷中，点画迟重，顾左右，呼上下。“克、时、艰”呈纵，“共”呈横，亦“三纵一横”，故左右呼也！款：“夏潮书”三字与二玺疏密，有众寡之别，其主次明晰，乃佳！

吾更好于札，信札延古而来，成于晋，盛于明清。其谈学议政，抒胸怀，叙离情，参玄幽，皆可展于笔端，乃文人雅士所用也！今电话微信，咫尺千里，云水不隔，尺素尽失。惟潮君承古雅，游心太玄，春蚕吐丝，字字珠玑，竟留尺素生辉。观其札《报告》皆有感而发，一任自然，云卷云舒。于点画粗细，间带⾬雪，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笔至“什么时候没有坚持，文艺工作就会走弯路。”行草并蓄，收缩自如，毕干脆果断，近乎乐之终，戛然而止。其款，从心所欲，观之如脱缰之，绝尘远去。得老庄精髓，乘物游心，天人合一。但朱、白印略大，故瑕疵也！

亦书作《只争朝夕》属行楷，横幅匾式，窃以为：惟匾额难耳！难者，纵横势也！故为善书者所思慎，君子和⽽不同，辄妙哉！且观“只”浓墨重笔，取横势，中锋笔，上紧下疏，巧用点；“争”取纵势，以线取胜，笔干墨涩，似金错刀，中侧锋交变，勾画平推，得魏碑之强，以平衡上部之险，佳也！“朝”乃取纵势，呼应其右，左湿右干，又干湿互破，“月”旁右笔造曲线，显灵动多变，不俗耳！“夕”笔放线重，呈首尾呼应之势，上紧下放，干湿浓淡，朴厚劲正。款式干劲利索，迹忽大忽小，迭宕起伏；姓氏“夏”呈收，“潮”呈放，富节奏，快哉。我观书作己叹息！

潮君，其书鲜以示人，惟公则奉。庚子夏书《民法典》灿然三章，诞敷四海，以教化也。并于《法治日报》昭告。有求墨者，皆亦馈，不取。感于：“熙熙攘攘，利往名来，君淡泊明志，君子之交淡如水。”亦常有媒体至，咸使知闻，皆拒之，笑曰：“吾殊不成笔墨，亦弗所技，遣心耳！”其后不知云云。书道，乃君之逸事，不足为谈也。

清刘熙载云：“书如也，如其才，如其示，如于志。志之曰：如其人而已。不然，书虽幸免薄浊，亦但为他人写照而已。”

余材惷学浅，管窥蠡测，恐鹦鹉学舌之嫌，若君不弃，遂当褎如充耳！

时在辛丑冬于南郡无倦斋 谷旦

项羽乌江自刎析解

——评冯其庸 计正山论项羽不死乌江之谬误

文/张如学

汉高祖五年（即公元前198年），西楚霸王项羽垓下失利，四面楚歌，被汉军追杀溃退至乌江浦，不肯东渡，拔剑自刎。从此，一代乱世枭雄项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怆之举，千百年来，成为后人口口相传，家喻户晓的历史典故。

历代文人更是从不同角度以笔墨抒发情感，表现了对项王“乌江自刎”之咏叹。唐杜牧《乌江亭》诗云：“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唐于季子《咏项羽》诗云：“空歌拔山力，羞作渡江人。”北宋王安石《题乌江亭》：“江东子弟今又在，肯与君王卷土来。”；南宋李清照《夏日绝句》诗云：“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毋庸置疑，从这个发生在西汉初年的历史事件，到诸多文人由此撰写文学作品的情感升华，有谁会对项羽“乌江自刎”产生疑问呢？就像乌江之水东流而不是西流一样。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就偏有对项羽乌江自刎提出质疑。安徽计正山于《光明日报》发表所谓的学术论文《项羽究竟死于何地》，一言蔽之得出新考结论：“项羽是在东城战死的”。（今安徽省定远境内）这分明是指鹿为马，混淆视听。

继计正山之后，于2007年冯其庸先生（已故）在《中华文史论丛》发表题为《项羽不死乌江考》的文章，其观点于计正山前后呼应，如出一辙。前者可谓初生之犊，黄口小儿；后者更是庸人自扰，哗众取宠。虽然两人语出惊人，但也没引起史学界及有识之士的关注。前些年，笔者曾阅览过一篇新闻报道，题为《项羽葬身之地不在乌江？》相关素材源自冯其庸自述。文中写道：“冯其庸最初是想写一部《史记地理考》，针对《史记》中涉及到的地点重新考证。”笔者为之惊叹，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使命构想呀！仅凭这句话就令人刮目相看，足以惊悚人之耳目。但稍加思索，似乎不可能，哗然也！时过境迁，物虚人非，明知不可为，偏要晓与人，惺惺作态，此言近诈矣！其报道云：“冯其庸在20余年里，沿着项羽溃退路线进行了实地考察，积累了大量材料，梳理了所有史料和证据，最后完成论文。”众所周知，关于对古代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考察论证，不外乎两大基本要素：其一，史料文献记载；其二，历史遗迹和考古发现。很明显，冯其庸的实地考察毫无意义，不过是一种观光式的探访，大有自欺欺人，装模作样之嫌。为此笔者就冯其庸、计正山相关观点予以评析：

冯其庸在其《项羽不死乌江考》一文中提出了第一个论点：“项羽葬身地距乌江120公里”。其罗列论据支持有三，其一：据史料记载表明：“项羽身死东城”、“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破籍东城”、“追籍东城”等只言片语；其二：只有《项羽本纪》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艤船待。”两处涉及乌江，其余无一处写到乌江自刎；其三：项羽率八百余人，经东城激战后剩28人，被汉军数千人围困……如此，冯氏依常理推断不可能从东城再突围至距120公里外的乌江。

那么冯其庸所立三个论据真的站得住脚吗？非也！其用《史记》《汉书》等相关项羽东城之死的语句，完全属于断章取义，一知半解，实属曲解其意。“项羽身死东城”之言，出自于《史记·项羽本纪第七》云：史太公曰：“（略）五年率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此乃史太公司马迁自言，是借周生说舜眼睛为双瞳子，项羽亦是如此。三年灭秦称霸王，奇人奇才，独自发出的感叹！且“乃自刎而死”与“身死东城”属于前后简牍笔墨，文字间隔不过600言，司马迁怎么可能将项王写成身死两地呢？窃以为：应该属于笔误，“身死东城”中之“死”，应该为“至”即：“身至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这似乎更符合逻辑思维。意思大抵为：项王五年光景就覆灭了国家，战败失守溃至东城，都还没有醒悟，不谴责自我，可叹项羽临死都不明白失败的根因。假若真是“身死东城”，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觉悟自责之说了。另据北宋欧阳忞著《奥地广记·驸札记》载：“乌江本东城县之乌江亭，项羽‘欲渡乌江即此’，又《旧唐书》乌江，汉东城之乌江亭，属九江郡。秦王政24年灭楚，置东城县，属九江郡。”又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乌江，废县，州东北四十里，秦乌江亭也！汉为东城县地等等。”纵使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之“身死东城”一言没有笔误，那么“自刎乌江”与“身死东城”纯属地域概念。前者是细说，后者为泛指，并无矛盾，也不冲突。冯其庸考证说：“秦汉旧制，东城辖区并不包含乌江”一词，毫无根据，不攻自破。

冯其庸将“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误解为：汉将颖阴候灌婴杀死项羽东城。追杀是一个过程并不等于已经杀死。此句原文为：“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纯属曲解“追杀”之本意，枉读《史记》也。

冯其庸又说：“东城到乌江120公里，项王步行如何至。”这个问题非常奇怪，《史记·项羽本纪》项王曰：“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又何来项羽步行之说，至于冯其庸甚至对项王东城突围都产生疑问，又说“项羽东城突围不是在东城县城，而是东城县境内的一座山上。”他还考证得出：“此山名为九头山，是一座有名无实的山，既然九头山找不到，项羽东城突围自然值得商榷。”所谓九头山，也纯属冯其庸臆撰。项羽垓下之战溃逃路线是：垓下至淮河、阴陵城、东城、四聩山、乌江。所说项羽突围于东城境内的一座山上，难道不是多此一举，如此一来，有伪学术之嫌吗？《史记》所提到的：“期山东为三处”之山名为四聩山（今安徽和县北）。他捏造的九头山，焉能找到？显而易知，冯其庸所谓《项羽不死乌江考》之奇说怪论不足信矣！

冯其庸之言论如此不堪一击，那么计正山又有何高见呢？

针对计正山之《项羽究竟死于何地》一文，笔者也不厌其烦地梳理了他的几个甚为荒诞的观点：大致如下：其言，乌江亭艤待船一段，为民间传说。“乌江自刎”存疑，他列举出了所谓的五个理由，为此笔者重点从中剖析一二。其一：计认为从项王垓下突围南逃的行踪看；“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且汉兵五千骑围之数重，当时项王已经‘自度不得脱’。何以能到三百里之遥的乌江呢？此狐疑也正好暴露了计正山自我学识不足，与冯其庸之说法无二。《史记·项羽本纪》史太公关于项王从东城溃退至乌江浦之叙述，结构清晰，记载详细，毫无悬念可言，计正山如此标新立异，故弄玄虚，当另当别论。其二：计正山却又从《史记·项羽本纪》之文体结构之变化，来找出相关蛛丝马迹，难得他火眼金睛看出其玄妙：“刚刚还在东城纵马厮杀，转眼已站立乌江边喟然叹息了。”他的疑问是如此的幼稚，让人哑然失笑。似乎在抱怨司马迁玩弄文字游戏，与读者捉迷藏。倘若深读《史记·项羽本纪》，又怎么会有如此纠结（笑）。文章中的详写与略写，不过是一种写作手法而已，为何一副众人皆醉其独醒的姿态，节外生枝呢？窥一斑，见全豹，故可知，他的文字功底不过如此罢了。余下计正山还有三条理由，笔者就不一一驳斥了，纵观计正山孤疑项羽乌江自刎的说解来看，他的谬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其一，对《史记》《汉书》及相关历史文献读之甚浅，难解其意；其二，有研究历史之意，实则无学问之术，最后落了个班门弄斧之嫌。

拉拉杂杂，针对冯其庸、计正山“乌江自刎”之胡诌，予以辨析，应是一目了然，其实笔者的剖析也是多余的，因为《史记》《汉书》乃至宋《太平御览》已把项羽乌江自刎叙述的十分清楚，无奈偏有好事者，平地起惊雷，故予以驳之。也许对其流很难说清楚，不是有“三季人”的故事吗？呵呵。

窃以为：相对于历史的研究与讨论，当要本着慎重，严谨的态度，勿可浮薄儇佻，反之，弄巧成拙，论为笑柄耳！

岁在辛丑仲夏于南郡金凤寓所 谷旦

书画欣赏

《书法扇面》2021年

《行书条屏》60×131cm 2022年

《草盛豆苗稀》180×90cm 2022年

《横行者》180×90cm 2013年

《五行图》180×90cm 2021年

《逆行者》240×120cm 2020年

《斑马一号》180×90cm 2019年

《生命之歌》180×90cm 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