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下简称民进）会员之间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做事不做‘官’”，这句话的出处之一是民进创始人、著名学者、文化大家郑振铎。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被任命为国家文物局局长，他坚守“做事不做‘官’”的“为官之道”，为国家的文博事业作出了无私奉献。

　　“平生不惯做行政事”

　　据《郑振铎小传》记载，新中国成立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郑振铎的老友沈雁冰（茅盾）来找他——当时他们都住在北京饭店，串门是很方便的——沈雁冰告诉他，政务院即将成立，各部门正副部长已基本确定：文化部长沈雁冰，两位副部长，一位是周扬，另一位原定是郑振铎。但是，一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同志，也拟考虑为副部长。而根据当时政府各部委的编制，只能是一正两副，因此，对另一位副部长的人选有些举棋不定。

　　郑振铎听了沈雁冰的话，当即表示：“我本来就不合适‘做官’，这次北上时，也早就跟家里讲好，政协会一开完就回上海，还是去当我的‘教书匠’或是写写稿子，何况我的那么多书在上海，搬一次家也是很不容易的。”

　　他的话音刚落，沈雁冰便接过话头：“铎兄，既来之则安之，你暂时屈就一下文物局长的位子怎么样？”

　　文物局长是主管全国图书馆、博物馆和文物的，这当然对郑振铎是颇有吸引力的职位，但一想到这是“做官”，他还是以“平生不惯做行政事”来婉言相辞。沈雁冰见一时说服不了老友，就说：“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过几天再说吧！”

　　周恩来诚心相劝 郑振铎心悦诚服

　　几天后，在一次政协的会后，周恩来请郑振铎留下来谈谈。周恩来先是语重心长地谈了新中国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一个烂摊子上建立起来的，百废待兴，各方面人才奇缺，希望他能发挥自己所长来为党分忧，为国分忧。接着便转入正题，讲到文物局长的人选。

　　周恩来说：“我和一些同志掰着手指算，眼下国内最熟悉考古和文物的除了郭沫若同志就是你振铎同志了，而郭老已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不可能再兼更多的职了，你要是不干，难道还要把台湾的专家请回来管不成？！”一番话说得郑振铎哑口无言。

　　这时，郑振铎忽然想起几年前在上海流传的黄炎培那句话：“毛泽东说：‘文物的事情问郑振铎。’”他心想：“知我者毛泽东、周恩来也！”领袖们的信任代表了人民的重托，于是他心悦诚服地决定留下来“做官”。郑振铎激动地双手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那我就试试吧！”

　　　领导文博事业的“为官之道”

　　据说，在郑振铎走马上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之初，一位老友在向他道贺时问他：“你想怎样来当好这个‘官’？”

　　郑振铎回答很干脆：“做事不做‘官’！”

　　“做事不做‘官’”是郑振铎坚守的“为官之道”。他上任后，将自己多年来在战乱中节衣缩食千方百计抢救下来的六百多件汉、魏、隋、唐的古明器陶俑（其中不乏国家级文物）无偿地献给国家，入藏故宫博物院。也许是为了遵循“瓜田李下”的古训，从此，郑振铎再也不收藏文物，并要求他的部下不再收藏文物。这在文物局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

　　1954年，郑振铎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仍分管文博事业。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奉命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因飞机爆炸壮烈殉职。

　　郑振铎去世后，其家属遵其遗愿，将他的近十万册珍贵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现存于国家图书馆。

　　“关系千百年的大事，谁又能视若无睹”

　　郑振铎“做事不做‘官’”的思想在民进成立的过程中也有明显的体现。为避免民进成为仕宦的途径，民进创立者们约定，民主政治建立成功，民进即行解散。1945年12月30日，民进宣告成立的第一次会员大会上讨论通过的简章明文规定：“本会至国民代表最高权力机构成立后，由大会宣告结束。”

　　1946年1月5日，马叙伦、郑振铎参加文汇报星期座谈，向大家介绍上海的民主运动。马叙伦谈起成立民进的起因时说：“但是一天又一天的，空气愈来愈沉闷，心灵的压力愈来愈重。单是空谈仍决不能有补于实际，于是刚在前几天我们谈起了组织一个‘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

　　郑振铎补充强调说：“对于中国民主促进会我还有点补充，第一，我们几个人向来是不谈政治的，而且厌恶政治，但是既然生为现代人，当然不能和政治隔绝。而且看到了太多的黑暗，实在不能保持缄默，所以，民主促进会纯粹是一个民间的团体，非但和任何政党没有关系，而本身抑且不是个政治组织，只在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第二，这是马先生所一再坚持的意见，民主促进会既是以促进为目的，而不是政治组织，所以并非永久性，一等宪政实施，真正的民主政治建立成功，民主促进会即行解散。这二点是我们的守则。”

　　郑振铎又说：“至于我个人，我的主张是不做官不谋名，我们素来最厌恶政治，我最希望能够我安定下来看点书，或是写点东西，不要有什么来分我的注意，政治更谈不到。但是现在事实如此，也就不得不做点分外的事，这是关系千百年的大事，谁又能视若无睹。”

　　（来源：中国新闻，作者：吴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