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教材，国之大者。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体现国家意志，是事关未来的战略工程、铸魂育人的基础工程。为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要求，我们设置了“教材建设笔谈”专栏，旨在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教材建设取得的经验和成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推进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一起来看专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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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进入21世纪，教育在人类文明及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教材作为教育教学的核心载体也得到高度重视。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2017年国家教材委员会及其专家委员会成立，其职能为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随后，教育部组建教材局、课程教材研究所，形成决策、实施、研究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有关教材建设和管理的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新时代教材建设构建了“五大体系”：新的教材领导体制和工作体系初步确立、新的教材规划和管理制度体系系统构建、新的教材把关体系有效运行、新的教材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新的课程教材体系基本形成。这标志着我国教材建设和管理迈上新台阶，也反映了我国教材建设和管理对价值化、科学化、制度化和体系化（以下简称“四化”）的追求，也是对我国教材建设和管理现代化的追求，这些追求较之以往更明确、更坚定、更落到实处。

    在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和管理过程中，我们明确、坚定、强调的价值取向，就是“一坚持、五体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的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

    我国教材建设和管理追求科学化主要体现在：成立了以国家教材委员会为核心的教材建设和管理的组织机构及工作体系；制定了《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作出的系统规划；印发了各类教材管理办法，2019年《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学校选用境外教材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四个教材管理办法”）颁布，解决了各级各类教材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的问题，使教材管理有章可循；搭建了国家级高水平课程教材专业研究平台“课程教材研究所”，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专业机构，标志着我国教材建设和管理在专业化、科学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对制度化追求成为教材建设和管理的制度保障。落实好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必须注重体制机制创新，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的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教材工作高度重视，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教材局与课程教材研究所等相关机构组建完善，从国家层面确定了教材建设和管理的领导体制。针对中小学教材管理还不够“细”、职业院校教材管理比较“松”、高校教材管理比较“弱”、境外教材选用管理“缺位”等问题，教育部印发了“四个教材管理办法”，这是从国家层面对教材管理制度的顶层设计。之后，《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关于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奖励的决定》《关于教材工作责任追究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相继颁布，制度网络在不断织密，拉开了教材建设与管理有章可循、科学治理的时代序幕。

    打破职责分散、力量分散、“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藩篱，整体构建教材建设和管理系统体系，全面推进大中小学教材建设，是我国教材建设和管理对体系化追求的主要体现。教育的有机整体性呼唤教材建设和管理追求体系化，形成“一盘棋”思维，这样才能推动不同学段教材有机衔接、不同学科专业教材协调发展，保证教材建设和管理的内在一致性。

    相信在我国教材建设和管理价值化、科学化、制度化和体系化的发展过程中，会涌现更多优质精品的教材，从而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