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不仅是润泽中华大地的一脉清流，也是绵延千年的中华历史文脉，是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深入挖掘阐释展示大运河文化，把握大运河文化精神特质，对于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讲好新时代中华文化故事，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深刻理解大运河文化的历史维度、地域特质。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大运河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全长近3200公里，是世界上距离最长、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运河，其文化内涵丰富而深刻。从历史上看，自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开始，大运河已经在中华大地上流淌了2500多年，见证了汉唐盛世、古今繁华，“两淮盐税甲天下”“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也经历过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岁月，滋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大运河已经流淌进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精神符号。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其名作《中国的运河》中指出，运河地区是我国文化的摇篮，其文化能够有显著的发达，原因自非一端，河流众多应是其中一点。从空间上看，大运河纵横南北、连贯东西，串起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五大水系，其间平原丘陵、山川河流、城市村庄，地理形态、风土人情各异，先后连通了燕赵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楚汉文化、淮扬文化、金陵文化、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等诸多地域文化，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推动形成了中华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

准确把握大运河文化的发展形态、价值理念。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明确，要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2014年，大运河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相关研究有所增加，但是无论研究的广度、深度，还是对运河文化精神实质的把握，都还不够深入。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内容包罗万象，既有精神文化，也有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等。大运河文化是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融合的“自然景观”，是静态与动态兼具的“活着的、流动的文化遗产”，也是物质要素与非物质文化共构的“文化带”。回顾大运河的沧桑历史，其文化形态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水利文化、粮丰盐富的漕运文化、小桥流水的建筑园林文化、精耕细作的农耕文化、崇文重教的诗礼文化、技术高超的工艺文化、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等等，这些文化都蕴含了大运河文化的鲜明特色和价值理念，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代表。大运河文化是在流动中、交流中形成的，这是大运河文化的鲜明特质。比如国粹京剧就形成于运河文化的交流交融之中，清代“四大徽班”沿运河北上进京，在沿岸与昆曲、汉剧等曲种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州韵、湖广音”的京剧。正是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精彩纷呈、生生不息的大运河文化，熔铸出追求国家统一的家国认同、开放包容的文化理念、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等大运河文化精神。

创新讲好大运河文化故事的理念方法、实践路径。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是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单霁翔曾提出三点定位：要使我们保护的文化遗产拥有尊严，要使我们的文化遗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要使保护成果惠及广大民众。这一目标定位同样也适用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近年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等文件先后颁布，大运河文化的保护、挖掘和阐释工作逐步加快。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扬州）、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洛阳）等文化展馆逐步建成开放，文化场景越来越丰富，推动大运河从“地理空间”逐步转向“文化空间”，运河文化的知名度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大运河国家公园建设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基础设施的建设较多，实实在在的物质类项目较多，对于传统戏曲、民间技艺、民间风俗等非物质文化关注不够，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尚未得到发掘、传承、发展；一些文物和文化资源追求单纯的展示，缺少交流互动的设计，体验感不强，大运河文化的生活融入度不高，活化利用率还有待提高。建设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要立足讲好大运河文化故事、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搭建运河文化研究平台，以大运河文化基因为核心，深入研究阐释好大运河文化，整合大运河文化IP，与文化村镇、文化创意、文旅开发等有机整合，以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等先进手段赋能，打造集生态、景观、文娱、经济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带，让大运河文化走进生活、走进日常、走进时代、走向未来，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的光彩。

（作者赵晓锋为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文化交流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