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 执笔 张蓉

国内生育率走低，2022年全国人口规模首次出现了负增长。从国务院到省、市、县等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了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在此背景下，社会普遍聚焦年轻人“不想生”的问题。首批“00后”已集体跨过婚育的年龄门槛，他们究竟有着怎样的生育观，这关系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2021年12月起，浙江工业大学的8位00后大学生，展开了为期一年多的婚育意愿调查，从不同年龄层人群中寻找他们疑惑问题的答案。潮新闻以此基础推出“00后生育观”，从个体和群像出发，试图探寻青年人最真实的婚育意愿和困扰，为政府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政策提供参考。

▲调研小组

提起婚育，22岁的温州女孩叶非凡的第一反应是“这意味着生活质量的下降”；21岁的衢州女孩汪逸欣不由自主地想起“生育会使细胞加速衰老11年”的研究；23岁的金华男孩黄启政则坦率地说，“我没办法做到，为了一个终有一天要走向分离的孩子，去改变自己的人生节奏。”……

首批00后已集体跨过婚育的年龄门槛。面对积极的婚育政策，一些年轻人的犹疑和抗拒因何而来？成为父母到底意味着什么？甚至，有部分“00后”开始把“不婚不育保平安”当成口头禅。

带着种种疑问和好奇，2021年12月起，叶非凡、汪逸欣、黄启政等8位浙江工业大学的00后大学生，展开了为期一年多的婚育意愿调查。他们走进浙江各地社区、幼儿园、妇幼医院，发放1400余份问卷，访谈80位不同年龄段的婚育主体，超过七成问卷和访谈聚焦“00后”。

女性为何比男性更有生育焦虑？

身为这个调查项目的发起人，22岁的杨怡然曾对大家抗拒婚育的原因有过一个揣测——“经济成本太高。”每当父母问她想不想要一个弟弟或妹妹时，杨怡然总会脱口而出，“你们养得起吗？”

可当她真正走近那些正为生育踌躇的家庭，杨怡然发现，许多人担忧的并不止于此。

一位“80后”一胎爸爸，曾在西藏见过子孙满堂的大家庭，他一度充满向往。

但迎来新生后，他却变得不快乐。孩子上的各种兴趣班动辄上万，他不愿意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了家庭，他辞掉了稳定的报社工作，选择创业。他觉得自己为事业和孩子付出了很多，但最后，两边都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

“可是没办法停下来，在以成功论英雄的社会，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出类拔萃。”这位爸爸坚决不打算要二胎，“不希望再让另一个孩子不快乐。”

杨怡然总结，这些家庭担忧的并不是负担养育孩子的某个费用数值，而是整个社会的竞争风气。

除此之外，究竟很多年轻人抗拒婚姻的原因是什么？年轻人当下担忧的问题，在过来人眼里究竟是否存在、如何化解？调研小组对80位婚育主体进行了深度访谈，涵盖未婚、已婚人士到一胎、二胎、三胎家庭，男女各半，年龄段横跨21岁到60岁。

▲小组成员访谈婚育主体

调查小组发现，在婚育这座大山下，人们也呈现出鲜明的性别差异——虽然男性也对生育焦虑，但女性普遍更强烈。

“男性大多考虑的只是经济压力，比如，能不能给孩子提供学区房、能不能为孩子负担得起各种兴趣班的费用？但对女性来说，除了夫妻双方共有的经济焦虑，还要考虑抚育孩子的精力消耗、孩子的未来教育、自我的职场权益保障等等，因为她们被默认是这一切的承担者。”杨怡然总结道。

在生育选择中，女性往往承担了更多，且不得不面对后续养育中的“母职惩罚”。

杨怡然对一位36岁的二胎妈妈印象深刻。她本科毕业，在杭州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后来，她生了两个男孩，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她做了幼师。但她的父亲非常反对，“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却去做一个幼儿园的阿姨，而女婿天天西装革履地出门。”访谈中，这位“80后”母亲越聊越激动，杨怡然能清晰看见泪水在她眼睛里打转，尽管对方不认可父亲的观点，但也打心底想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

在杨怡然、黄启政等多位“00后”的成长中，他们都亲身感受过母亲的自我牺牲，见过母亲与日俱增的白发和越来越差的身体状况。也因此，他们承载了母亲更高的期望与寄托，这时而让他们感到沉重，“父母不由自主地进入一种循环，因为把很大的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又会在孩子身上源源不断地投入太多。”

▲小组成员参加全职妈妈读书会

为何他们不再相信养儿防老？

生育，曾经是女性生命中根深蒂固的默认值。一迈过22岁的婚育门槛，社会时钟就会准时敲响。

“生育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生不生就不是会考虑的问题。”22岁的义乌姑娘李颜在和多位中老年女性的交流中，感受到强烈的代际冲击。

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夫妻在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个人的生育意愿并不需要被谈及；“70后”“80后”“90后”经历了从“独生子女”到“全面三孩”政策的转变，对于生育几个孩子有了更复杂的考量；到了“00后”一代，尽管生活在积极的生育政策下，许多人却对这种鼓励不乏抗拒。

同时，人们的生育目的悄然转变。前几代人秉持的“养儿防老”观念逐渐过时，李颜发现“80后”“90后”不再关注生育的实用目的，更在意的是孩子和自己的情感连接与相互陪伴，而“00后”当下的目光，大多聚焦在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对幸福的追求，“希望生育这个选项能让自己更幸福，否则，为什么要选？”

▲小组讨论

对传统文化中的“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思维，一些年轻人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情绪。李颜的大姨60多岁，有两个女儿，却始终对生儿子有执念。等到两个女儿步入婚育年龄，她又把这个期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大女儿头胎就生了儿子，可另一个只生了女儿。大姨催着小女儿生二胎，“再生一个儿子出来。”母女俩由此爆发冲突。表姐不排斥二胎，却一再强调只想再生一个女孩。

还有人告诉李颜，自己之所以不想生育，就是因为父母整天说要养儿防老，“我就是老了，也要靠自己活着，证明给他们看。”

这种逆反心理还表现在年轻人对于两性权益的关注上。借助四通八达的互联网，当代青年比前几代人都更早获知成为父母的“代价”，也有越来越多的夫妻对育儿中性别分工的不均衡有了更明确的感知。同时，充斥在网络上的关于男女不平等的大量信息，尤其令女性对生育中的权益保障产生了担忧，会拒绝生育、或者延迟生育。

婚育率降低背后，李颜和同学们在走访中发现，在当代青年家庭中，男性的夫妻议价能力虽然比女性稍高，但生育决策通常更接近更弱的那方，即女性的意愿，“有点像木桶短板效应”。

再进一步推想，她们觉得这是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不是像上代人那样甘愿自我牺牲，而是即便成为母亲这个角色，也不能改变自己的人生。”

大城市的人们，为何不愿生？

深入杭州、温州、金华、衢州等各自家乡，随着调研的推进，小组成员们有另一重发现——生育焦虑有明显的阶层性。“主要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明确期许的都市中产青年。”调研小组的访谈对象也大多集中在这类人群。

与都市不同，一个自小到大都生活在乡村或县城的青年，往往不会思考生育带来的影响，而是自觉走上社会既定的人生轨迹。杨怡然记得一位金华磐安县的公务员，毕业就结婚生子，27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

为什么在大城市，大家反而不愿意生？杨怡然试着去解释背后的社会图景——“都市青年有非常强烈的向上的想法，害怕婚姻和生育变成阻碍。而在城镇，家庭就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份事业。”生育选择的背后，是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折射。

▲小组成员访谈中

“少子化”现象不只局限在中国。调研小组也将研究视野由国内拓展到国外，对28位中英高校女性的生育意愿进行跨国对比。

叶非凡和汪逸欣访谈了多位英国“00后”和在英国的“00后”中国留学生，触摸到了一个更包容多元的婚育世界。

面对同一个问题，英国年轻女性的答案总是令她们感到惊叹——对于生几个孩子，她们的选项不是局限在0-2，而是1-5都有可能；对于生育年龄，中国人普遍会说在30岁左右，但她们的回答中可能出现40岁甚至50岁；对于生育辅助技术，她们的接受度更高，有五六成的人会提到想选择精子库、冻卵、代孕等，还有意愿领养孩子；对于伴侣的忠诚度，她们没有中国人这么在意，生育对他们来说是更完全自主的事，“如果有伴侣的支持和陪伴更好，但自己也可以。”

叶非凡和汪逸欣试图去寻找这种鲜明差异背后的社会政策因素，“英国有更高的育儿补贴；在英国职场中，有明确的反性别歧视法，比如求职过程中，是不能体现求职者性别的……”但英国年轻人的婚育焦虑也没有得到解决，“她们要面对昂贵的私立托育服务，由产假带来的求职、晋升、薪资等职场歧视依旧存在，也对育儿中鲜明的社会分层不满。”

如果年轻人是因为提前获知婚育的代价而退却，“催婚催育”显然无法改变他们的个人意愿。但与此同时，依旧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人在掌握信息前提下，仍渴望生育。

针对18岁至35岁的中青年，调研小组收集回1466份有效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近8成的人有生育意愿，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喜欢孩子”。

“人在衣食无忧之后，最大的敌人是孤独感。”叶非凡坦言，尽管知道生育可能会带来生活质量的下降和自我的让步，但内心还是挺想要一个孩子，“只要伴侣充分理解我的牺牲，那我们面前只剩下经济问题。”

身为独生子女，杨怡然始终对拥有孩子——一个自己孕育的新生命怀着憧憬，“这是我完成自我价值实现和母性实现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也许能让我用一个新视角去重新看见和发现这个世界。”只是现在，她暂时把曾经设想的“2”改成了“1”，“我可以为生育有所忍受，但生育带来的后续问题不该是我一个人来承担，配偶、亲人、朋友、同事、包括整个社会的帮助都很重要。”

在她们看来，社会迫切需要的，也许不是改变那些嘴上说着不想生育的年轻人，而是对那些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提供更全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