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陕西省文物局举行“2022年度陕西重要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会上共发布陕西泾阳蒋刘仰韶文化遗址、宝鸡仰韶晚期地面式排房建筑遗址、石峁遗址、太平遗址、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塔儿坡秦墓、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一号坑、西咸新区北城村十六国北朝墓地、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唐严公贶墓和清平堡遗址等11项重要考古发现，并解读了这些代表性考古成果的价值与意义。
据了解，2022年全年，陕西完成配合建设工程考古项目约1100余项，发掘古墓葬、灰坑、房址等遗迹1万余处，遗址近6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约5万件（组），还建成开放全国首座考古专题类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
石峁遗址核心区域实证石峁已进入早期国家形态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组成部分的陕西石峁遗址，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2011年以来，石峁遗址考古工作在探索城址结构、布局以及居址的形态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2022年，在石峁遗址核心区域发现目前石峁文化最高等级墓地——皇城台墓地，这是石峁已进入早期国家形态的重要实证，也是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作的重要收获。
石峁遗址2022年度的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皇城台上，共发现墓葬20座，包括5座石棺墓、3座小型竖穴土坑墓、12座大型竖穴土坑墓。考古人员根据石棺墓、小型竖穴土坑墓分布散、无规律且有打破大型竖穴土坑墓的现象，认定皇城台高等级墓地所埋葬的是大型竖穴土坑墓，墓中有殉狗或殉人。目前已经确认了墓地的东界、西界，南界、北界还需要进一步发掘。
裴学松在《石峁文化墓葬初探》中根据葬具、殉人、壁龛三个标准将石峁文化竖穴土坑墓分为四类。皇城台高等级墓地的大型竖穴土坑墓中10座属于一类墓，2座属于二类墓，二类墓与一类墓的区别仅在于未发现壁龛，有且仅有一个殉人。
皇城台墓地大型竖穴土坑墓的形制、出土器物与韩家圪旦地点、神圪垯梁遗址、寨山遗址的墓葬基本一致。考古人员推断，皇城台高等级墓地年代不早于石峁文化中期，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800年。
“皇城台墓地为目前石峁城址和石峁文化发现的最高等级墓地，与‘大台基’共同构建起皇城台上‘前宫殿—后墓地’的基本格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邵晶介绍，另外，墓地中南区墓葬具有连排分布和围绕墓葬建有石墙等特征，表明石峁文化高等级墓地已具有成熟的规划意识和墓上建筑，或已形成墓园雏形。墓葬明显的等级差异及殉葬现象也体现了石峁文化中晚期阶级分化与社会复杂化现象。
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排列规律初步厘清
2009年起，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就对面积最大的一号坑进行第三次正式发掘，时间持续了13年之久。目前，共清理陶俑220余件、陶马16匹、战车4乘、鼓2处、鼓槌1处、漆盾1处、笼箙3处，兵器柲多处、弓弩箭箙多处，发现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共计千余件（组），按照排列密度估计，全部发掘后可出土陶俑、陶马约6000件。
“一号坑的木质结构为地栿—立柱—枋木—棚木构成框架式结构，与其他由垫木—地板—立柱—厢板木—棚板木所构成的厢椁式陪葬坑相比技术较为原始，应是陵园中修建较早的一组陪葬坑。”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员申茂盛介绍，同时，这次考古发掘确认了特殊俑的职能，并初步厘清军阵的排列规律。
在武器装备方面，明确了武器的种类与配属，并清理出俑坑中第一面盾牌。
此次考古发掘还明确了陶俑的制作程序，陶俑在塑出大型后，待陶俑躯干完全做好并且二次覆细泥，细部雕饰包括铠甲已完成后才粘接双臂。彩绘保护与文物修复也有了新的突破，到目前为止已修复陶俑140余件。
现存唯一经考古发掘、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柳公权晚年撰书墓志出土
“颜筋柳骨”是书法爱好者非常熟悉的两位唐代著名书法家，被誉为“柳骨”的柳公权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之长，以骨力劲健见长。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配合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项目建设时，共清理发掘出3座唐墓，其中一座墓葬出土的严公贶墓志就是由唐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柳公权撰文并书写，是此次发掘中的最重要发现。
该墓平面呈“刀把”形，南北向，墓室被盗，葬具及人骨不存，出土了塔式罐盖、陶半身俑、陶狗、墓志。墓志长76.7厘米、宽77.1厘米、厚14.5厘米，四周线刻十二生肖，兽首人身，每面三个，墓志正面阴刻正书42行，满行45字，共1769字。
根据墓志内容，墓主为唐通议大夫守左散骑常侍严公贶，冯翊人。墓志中对严公贶生平及其家族世系有详细记述。严公贶父亲为唐中期名臣严震，兄长为严公弼。严公贶的妻子为河东柳氏，是柳公权“从父女弟”即堂妹，先于严公贶四十七年而逝，有七子一女。严公贶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十二月廿五日病逝，享年七十五岁。严公贶逝世后，长子严脩穆请其舅柳公权为严公贶撰、书墓志铭，此时柳公权已71岁。
柳公权书法名扬天下，以致“当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目前已知柳公权所撰写的墓志墓主有皇室成员、高官、宦官、僧人、亲属。其中柳公权撰文者六方，有《柳愔愔墓志》《柳尊师墓志》《韩复墓志》《内常侍康约言碑》《百丈山法正禅师碑》《李景度碑》，撰并书者三方，有《魏博节度使何进滔碑》《庭掖局令刘荣灿碑》《濮阳大长公主碑》。近年又见柳公权撰韩休曾孙韩孚墓志。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本次发现的严公贶墓志是现存唯一经考古发掘、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柳公权晚年撰书的墓志，不仅补充了缺载的严公贶生卒年份、仕宦经历等信息，完善了冯翊严氏家族谱系及其与河东柳氏的姻亲关系，也为研究柳公权书法艺术提供重要实物资料。
（本报西安1月12日电 本报记者 李洁 张哲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