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敬群

美国出版家贝内特·瑟夫曾说：出版的最大乐趣在于推出完全陌生的新人。在三十余年的出版生涯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充分享受这“最大乐趣”。近几年，军旅作家王凯在文学界还是新面孔的时候，十月文艺社就出版了他的《导弹与向日葵》《沉默的中士》《上尉的四季》；税务系统的地方作家杨怡芬更是新面孔，也陆续在十月文艺社出版了长篇小说《离觞》《海上繁花》；推出家政女工范雨素的《久别重逢》，更是出版的奇遇，也是十月文艺社的一次冒险。

2022年，王凯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杨怡芬的作品收获了广泛好评，《久别重逢》首印15000册，半年内销售14000册。事实证明了韩敬群和他的团队眼力之独到、魄力之果断。

一个编辑、总编辑的成长，必须有岁月累积的广度、深度和厚度，韩敬群已经做了将近20年总编辑。他觉得最重要的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而且能够把它做成。他特别喜欢钟叔河先生“出版社的总编辑应该是出版社的第一编辑”的说法，一直忠于编辑岗位。去年疫情期间，韩敬群待在家里看稿，好几位作家的稿子都是看了两遍，乔叶的《宝水》，张楚的《云落图》（后改名《云落》），石一枫的《逍遥仙儿》……细细地看稿，认真地和作家沟通书稿意见，他觉得特别舒服。

“舒服”其实是一种很高的处世境界，也是韩敬群很在意的感受。他很享受始终在一线跟作品打交道、跟作家打交道的状态，无论和国内外鼎鼎大名的学者作家往来，还是和毫无知名度的新人作家交流，韩敬群在意的是彼此的尊重、信任、默契。他心中理想的出版是：造福社会，造就自己。出版好书，为社会提供好的精神食粮，有益于世道人心，同时因为追求做最好的出版，就会要求自己不断与这个民族、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思想者、写作者打交道，浸润日久，自己就会得到提升。

当然，职业生涯久了，难免会有审美疲劳或倦怠，但文学世界最奇妙的是总会出现转机。比如，2009年张翎的《金山》就让他眼前一亮，一下子驱走了所有倦怠；2021年黎紫书的《流俗地》，也使韩敬群发现中文世界别有天地……这样的作品总能提振士气。他相信，像张翎、黎紫书这样虔诚对待生活、认真对待写作的作家，一定还有不少，只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或许他们的力量不够强大，或许他们的运气还不够好，被时代洪流翻滚的泡沫覆盖了。韩敬群希望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能成为他们的知音。

5月14日这天，韩敬群在微信里转发了已故出版家、学者傅璇琮的文章《我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写道：我进出版业的时候，是以傅璇琮等前辈作为职业目标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是1991年韩敬群参加入职培训班后写下的文章标题。那时，他就立下志向，希望成为像周振甫、傅璇琮那样的学者型编辑。

32年了，韩敬群不忘初心，仍然视此为自己的崇高理想。

文艺社来了古典文学研究生

作为北大中文系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毕业后走学术道路不失为一种理想的人生选择。但韩敬群清醒地预见自己做学问的“天花板”，何况他的兴趣不止于古代文学专业，如果爱好和职业结合得过于紧密，便少了很多乐趣。

韩敬群如愿被分到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部，从此开启了出版人生，在编辑过程中和名家、大家打交道，享受问学之道的纯粹与自在。

当时他发现《三言》缺乏好的校勘注释本，便想请北大陈熙中、吴书荫和张明高三位老师做《三言》的新注全本。编辑这三本书，他感觉三位老师结结实实给自己上了一课：“打个比方，在学校里等于是上大课，在出版社的办公桌前面对他的书稿，相当于是上小课。我跟他的书稿对话，能充分体会到老师的学问。他治学的严谨细致，绵密的考证功夫，都是我在大学里没体会到的。”

读研时他上过陈熙中老师开的“《二十四诗品》研究”这门课。陈老师的课是在轻松氛围中完成的，《二十四诗品》学生每人讲一品，假如说分到韩敬群这里讲“雄浑”，那他就要下点功夫先把文本认真消化了，然后从审美角度把意象勾连起来讲给大家。当时正逢美国世界杯比赛，韩敬群和同学们在老师家里上课，休息时看球赛，课上课下的讨论都很热烈。

北大的学术训练对韩敬群的编辑工作有很大帮助。他曾经给徐朔方先生校勘的《汤显祖全集》做过责编。徐先生是研究汤显祖、元明清戏曲小说的一流学者。韩敬群细读书稿，偶尔会有一点发现，指出徐先生的疏忽，二人信件往来大概有一百多封。韩敬群回忆说，徐朔方是大学者，但是他的态度特别谦卑。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年轻编辑，按说不应该对一个大学者的学术指手划脚，但只要徐先生觉得有道理，他不但择善从之，而且特别鼓励。他给韩敬群写信说：“全集何意得足下如此认真，玉茗有知，当为破颜一笑。”

“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

北京出版集团旗下北京出版社的经典人文社科产品“大家小书”系列丛书，选的是从章太炎、梁启超以来的学问大家写给普通读者阅读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具有知识性、趣味性，自2002年首辑出版以来，目前已出版230余种，二十余年来持续收获了广大读者的肯定。每次看到新一辑的“大家小书”出版，韩敬群内心都会涌动亲切喜悦的温暖。这套丛书的起源，来自韩敬群少年时代的阅读记忆，他成功地将自己痴迷于“大家小书”的幸福感移植并延伸到了几十年后的出版工作中。

大家小书

中学时代，韩敬群曾在安徽省贵池中学住读，父母每月给他20元生活费，他总是想方设法省下钱买书。韩敬群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历史学家吴于廑写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本三角九分钱的小册子把爱琴海和亚平宁半岛数千年前的往事演绎得活色生香，汉尼拔、恺撒等一个个英雄活灵活现。类似这样的小书还有很多。如吴晗等大家参与策划的《语文小丛书》，《数学小丛书》的作者则包括华罗庚、闵嗣鹤等数学大师。此外，《少年百科丛书》《青年文库》的作者阵容中，很多都是名家、大家。

在那个“知识就是力量”的年代，那些一流的前辈学者扎扎实实地做了很多文化积累和普及工作。韩敬群不止一次产生过这个念头：自己作为读者曾经受人津逮；作为出版人，更有责任津逮读者。

那时，他还担任北京出版社文史编辑部副主任，负责开拓文史类图书选题。有一次他到袁行霈先生家里拜访，闲聊中，“大家小书”的理念越来越清晰。韩敬群和袁先生商定，要做一套书，宗旨就是“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

袁行霈为该丛书撰文：所谓“大家小书”是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一是说书的作者都是大家，二是说书是写给大家看的，至于“小书”则指的是篇幅短、姿态低。

“大家小书”丛书集中了各个领域的经典之作，涉猎广泛，收罗宏富，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佛教、社会学、语言学等多门学科。有的引导文学欣赏，如夏承焘的《唐宋词欣赏》；有的介绍入门路径，如顾颉刚的《中国史学入门》；有的是学科概述，如姜亮夫的《敦煌学概论》……收入的作品既展示了大师们的学术成果，又引领普通读者一窥学术堂奥。

自2002年推出以来，“大家小书”成为最畅销的品种，年销量平均三五千册，部分品种高到五万册。“大家小书”图书品牌的成功让我们充分认识到，真正的学问不仅可以用小书表现，也可以拥有超强的生命力；优秀的图书选题不仅可以在当下博得好评，更会经得起时间考验，持久地在读者中发挥精神和人文的影响力。

艾丽丝·门罗的“中国知音”

门罗获诺奖后，韩敬群曾被媒体称为是门罗的“中国知音”。回忆过往，韩敬群谦虚地说，那就像是一个乌龙，谈不上“知音”，只能说是自己的编辑生涯跟门罗发生了奇妙的关联。

2009年，十月文艺社出版了门罗的《逃离》，韩敬群是没有署名的责任编辑。这部作品，正是他找李文俊翻译的。当时李文俊刚做过心脏搭桥手术，韩敬群有些迟疑和担心，没想到李先生很愉快地答应了。那时门罗在中国被翻译的唯一作品是《熊从山那边来》（李文俊翻译、发表于《世界文学》）。因为尚未被广泛认知，《逃离》从翻译到出版的整个过程比较从容。韩敬群拿着原文一字一句核对。他觉得，门罗展示日常生活平缓表面之下暗流涌动的不动声色的笔力，她的绝望的深情，她的冷幽默，只有保持和她一样从容而淡定的心境才能体会。

《逃离》出版后销量一般。2013年10月9日，诺奖公布的前一天，韩敬群突然有一种预感：门罗也许有可能获奖。他专门调出来《逃离》出版后的销售数据及各方面的表现，做了充分了解。第二天，果然门罗获得诺奖，他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了。

“门罗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作家，很多时候需要细心琢磨，如她所说：‘人们的生活乏味、简单、令人惊异、无法预测——是覆盖着厨房油毡的深洞。’她对中国作家有很多启示意义，她会让我们去反思，一个写作者，永远不要迷信诗在远方，不要迷信寻找陌生的题材去写作——当然这也是一个方式。一个好作家就是要在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里写出惊心动魄。”应该说，韩敬群对门罗的判断和陈述是准确的，说他是门罗的“中国知音”，并不离谱。

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有时候编辑和作家之间好像有一条秘密通道，会在阅读中有心领神会的默契。这种默契，使作家引为知己，更使出版社赢得更多的信赖。

“碰”出来的《北上》

从2014年“中国好书”开始评选以来，十年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获奖图书占比很多。《上庄记》（2014）、《如果大雪封门》（2016）、《我们的老院》《中关村笔记》（2017）、《北上》（2018）、《云中记》（2019）、《心居》（2020）、《远去的白马》《平安批》（2021）、《宝水》《西海固笔记》（2022），共十一种图书获得“中国好书”，获选数量在全国地方出版社中排名第一。

韩敬群认为，由于有“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高标准，“好书”的创作与产生更加需要尊重艺术生产的规律，尊重作家艺术家的个性。无论题材多么宏大，一切都要通过文学的方式来表达，要尊重文学规律。在具体的艺术生产过程中，则需要秉承“毫发无遗憾，打磨出精品”的职业精神，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奉献出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作品。对于当前急需有所突破的现实题材创作，作为编辑，要改变等米下锅的被动，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策略，加大策划力度，主动关注社会大趋势，捕捉时代鲜活的旋律，创作反映中国百姓真正关心、感同身受的优秀作品。

比如《北上》这部作品的选题其实是“碰”出来的。2014年，徐则臣创作完了长篇小说《耶路撒冷》，韩敬群等几个人聚在一家咖啡馆聊他下部作品的选题，聊着聊着便碰出了“运河”。当时京杭大运河这个概念还未被广泛认知，而运河本来就是徐则臣历年来创作的大背景，只是把运河作为主人公来书写是第一次。写运河需要多层面的准备，历史的、现实的都要研究透。韩敬群甚至建议编辑买来清代诗人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注本大家一起看，吸取营养融入作品。他们还一起到通州考察大运河遗址，请来研究大运河的学者与作者交流。这些工作对于作者最终的创作都是有益的。

创意产生之后，韩敬群和徐则臣多次沟通达成共识，这部作品的主旨不是仅仅写一条河，而是要通过一条河的兴衰起落写我们民族与文化的“旧邦新命”。书前的题词最初选取自白居易的诗句“事往唯留水，人非但见山”，在韩敬群的建议下，徐则臣换成书中主人公在读的《己亥杂诗》中的一首：“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己亥杂诗》是龚自珍在己亥年南下北上沿着运河所写的回顾一生的诗，引用此句既是情感的升华，在统领全书上亦更胜一筹。

2018年，徐则臣的《北上》和阿来的《云中记》获第十五届“五个一工程”奖，《北上》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云中记》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国好书”的加持，使这些图书取得了“双效”突出的业绩，《北上》发行近40万册，《云中记》发行16万册。

如果你真的拥有“宝藏”

2018年，韩敬群被中国编辑学会评为十大优秀出版编辑。他总结好编辑必备的品质，首先要有对时代的领悟力和穿透力，必须向时代学习，向人民学习；其次要有对生活的理解力、感受力，一个对生活麻木不仁、没有感觉的人，当不好文学编辑；第三要有终身践行、须臾不能放松的学习能力，所谓学者型的编辑，要有学习的习惯、学者的思维，得有盘根究底的习惯。第四要有跟作品近身肉搏的细读和研判能力，与作家以文会友，同行共进的能力。

古人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韩敬群编的第一本书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术家丛书”之一《童超》，里面有很多话剧术语，凡是不明白的东西，韩敬群一个个去查，都要搞清楚。从一开始，他对自己就有这样的要求，几十年过去了，这要求到现在也没放松过。韩敬群的严谨、率真在他的《编辑的光辉宝藏》中体现得非常充分。

《编辑的光辉宝藏》

“光辉宝藏”一词出自门罗的小说《机缘》。《机缘》中写到了一个词，bright treasure，译作“光辉宝藏”。她说：“很少人，非常非常少的人，才拥有宝藏。如果你真的拥有，那你就千万不要松手。”韩敬群理解的“光辉宝藏”，是每个人独有的、不可被复制的、不可被取代的安身立命的东西，需要人们对其专心、专注。

《编辑的光辉宝藏》是韩敬群32年出版经验的记录。作品分为四部分，一是《书道尊严》，涵盖了对出版的理解；二是《高山仰止》，写出版过程中跟杨宪益、金隄等大家打交道的经历；三是《书过留痕》，包括部分书评；四是《书边零墨》，是直言无隐的审读意见，是对作家作品的判断和感受。比如对王跃文的作品《胡思乱想的日子》，韩敬群直接提出：作者喜读书，爱思考、纵论古今，笔通中外，是一个热切关注现实的作家。他喜欢鲁迅，作为湖南人，生在当年屈原曾经行吟泽畔的溆浦。他的性格中有湖南人的血性和蛮气，也就是说，兼具刚强正直与峻急狂躁的两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写作……辛辣得要命，又不怕刺激人”，如“油烹热火，那样的轰然快意，那样的等不得，也等不起。他的散文文风，很多篇章正带有这种油糊辣子辣椒面的气味，过瘾，刺激，但有时候说得太过，写得太尽，不留余地和余味，也会成为缺点。关注现实，针砭时弊，换个角度来看，其实正是对现实生活仍然保持热度和关爱的表现。

他认为，作为编辑，怎样给出自己真实的阅读感受和审美判断、价值判断是非常重要的。他从来不会为了出版而把某部作品不切实际地夸成一朵花。

在北京出版集团四楼的编辑部，韩敬群的办公桌和其他编辑并列在一起，周边是打印的书稿或已出版的图书，一摞摞重叠着。他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踏实且安心。他把自己的主要任务归纳为三件事：第一件事，为十月文艺出版社创造比较理想的内外环境；第二件事，关注重要的作家作品；第三件事，带编辑。编辑看完一遍稿子，韩敬群再看一遍，然后一起交流，告诉他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韩敬群认为，培养编辑队伍非常重要。他希望尽力把自己的编辑理念、编辑风格以及各方面的编辑经验传递下去。“年轻人、尤其90后这一代人，把他们职业生涯非常宝贵的几年放到出版社，我们对他们是有责任的。”韩敬群希望年轻编辑能够走在正确的出版方向上。哪怕某一天他们离开了出版业，也会觉得在十月文艺出版社这几年，学到了真正有用的东西，无论未来走向哪里，都不会感到畏惧。

记者：舒晋瑜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