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党旗猎猎 民族解放铸宏基

　　解放前保全青岛纺织业的功臣范澄川

　　1946年1月15日，满载70余人的数架飞机自战时陪都重庆飞抵青岛，飞机上一位乘客思绪万千。一方面，他有感于抗战胜利，国家百废待兴因而踌躇满志；另一方面，他又隐隐预测到当前的和平不过是镜花水月，国共纷争再起之际，纺织业的发展难免功亏一篑因而焦躁不安，他就是新任中纺青岛分公司总经理范澄川。除他之外，还有几个重要角色：中共地下党员王新元、毕中杰、赵仲玉，国民政府驻青绥靖主任刘安琪、参谋长冯骥，军统特务陈孝祖。一场青岛纺织厂的真实版“潜伏”开始上演。

　　坐在飞机上的范澄川内心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青岛纺织业未来的发展，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遗留在青岛的36万余台纱锭无疑是一笔天价财富，对于抗战胜利伊始的中国来说，如何及时接管这些资产实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民政府似乎抢先了一步。

　　1945秋天，在宋子文的提议之下，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负责经营敌伪投降后的纺织工厂及附属事业，该公司在青岛、天津以及东北另设分公司，负责当地的接收事务。日本投降不久，范澄川即出任中纺公司青岛分公司经理一职，他们一行70余人于1946年1月抵青，接收了青岛的九个纺织工厂。可范澄川的内心却相当矛盾，据他事后回忆，此次接收行动他早就心存疑虑：“就政治上来说，国共已经合作，青岛当时是在解放区的包围之中，政权早晚是要易手的，严格说来，应该由共产党派员接收经营，国民党何能越俎？”他将当时的接收称之为“摘桃子”，认为国民政府此举乃是抢夺胜利果实，“下山摘桃子”颇不合理。“可是，青岛各厂是一份宝贵的财产，不管政治如何变动，前途如何艰险，我们一定要把它保存下来，不能让它受到丝毫的损害。”

　　其实当时的范澄川大可不必为此焦虑，因为跟随他一同前来接收的人员中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其中个别人的职位之高或许出乎他的意料。在1946年1月，地下工作者王新元就已经打入轻纺分公司的高层了，他的职务是青纺公司的副经理。除了王新元之外，还有毕中杰、刘泓等地下党被安排在了分公司各部门以及各企事业。这场出色的地下斗争活生生地在国民政府的眼皮子底下上演，可并未被发现。据毕中杰后来回忆，王新元乃是经董必武批准打入了青纺公司的内部，其他的地下党员则是他安插的。这些地下党员到达青岛时接受检查的过程颇为惊险，所幸均未被发现。如毕中杰在青岛码头曾经受到国民党宪兵的严厉检查，幸而“随身携带的一部分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藏在木箱夹板里”，才躲过一劫。

　　来源：市北区融媒体中心、市北区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