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记者 伊蔚 王晨曦
视频剪辑 王晨曦
通讯员 卢静 张翼飞
36岁的儿子不幸患上尿毒症，被病痛折磨，在找不到匹配肾源的情况下，57岁的母亲请求医护人员为她做器官配型，并在配型成功的情况下毅然选择捐肾救子，近日，这对母子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疾病研究院顺利进行了亲属肾移植手术，7月2日，极目新闻记者了解到，目前母子二人均恢复良好。
儿子患上尿毒症
母亲执意捐肾相救
刘先生（化姓）今年36岁，家住湖北嘉鱼县，原本自己做点小生意，经济条件尚可，家庭也幸福和睦，但2021年却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两年前的一天，他突然出现呕吐、恶心的情况，随后浑身乏力，双下肢开始水肿，最后发展到走路都走不稳，去当地医院检查提示肌酶水平高达2100umol/L，超过正常值的两百倍，属于严重肾衰竭，最终确诊为慢性肾脏病5期，即俗称的尿毒症，医生告诉他，需要定期进行血液透析治疗。
“那时候，我感觉天都要塌了。”刘先生告诉极目新闻记者，从那时候开始他每周不得不进行3次血液透析，加上相关药物及对应治疗费用，一年下来治病要花大几万，原本和谐的家庭遭遇了巨大打击。刘先生说，他是家里的长子，他还有个弟弟和大姐，由于父亲去世得早，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一直靠从事保洁工作将子女们抚养长大，非常不容易。当时全家人知道他患上尿毒症，都陷入了焦虑和担忧，母亲更是心如刀绞。
随着病情日益加重，刘先生的肾脏功能几乎丧失，刘先生和家人商量后，考虑接受肾移植手术。在当地医生的建议下，刘先生转诊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疾病研究院，希望通过肾移植恢复正常生活。但等待肾源的日子，让刘先生和全家感到十分煎熬。此时，刘先生的大姐和弟弟均表达了向刘先生捐献肾脏的意愿。为了给儿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肾源匹配机会，刘先生的母亲也请求医院让她参加配型检查，最终配型结果出来，刘先生只和自己的母亲配型成功。
刘先生告诉记者，虽然配型成功，但他不愿意母亲受苦。然而其母亲却一再强调：“这个捐肾手术，我一定要做！为了自己的儿子，别说一个肾，就算付出生命我都愿意！”
亲属肾移植成功
母亲给儿子“二次生命”
由于亲属肾移植的特殊性，医护团队既要确保供肾者的安全，还要确保肾移植的受体没有肾移植手术的禁忌证，所以术前的检查评估需要全面和细致。相较于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亲属肾移植需要通过非常严格的伦理学审批。
今年5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疾病研究院叶啟发教授团队和院内多学科专家团队对本次手术进行了多次的详细评估和考量，并为刘先生及其家属详细阐述了亲属肾移植的利弊。经过仔细地检查评估后，刘先生母亲的健康状况和肾脏功能良好，具备捐献肾脏进行移植的条件。最终，在院内和省内伦理委员会的审批后，专家团队决定为刘先生实施亲属肾移植手术。
手术当天，母子两人手握着手，相互鼓励，一家人也为这场手术祈祷。随后，中南医院器官移植团队采用腹腔镜下供肾获取术，以微创的手术方式为母子二人成功完成移植手术。术后的刘先生及母亲均恢复良好，术后第3天，刘先生从重症监护室被转到普通病房，提起母亲，他哽咽着说道：“妈妈为我付出太多了，是她给了我生命，又在我患病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术后第5天，刘先生的母亲顺利出院，术后第12天，刘先生也康复出院。
7月2日，极目新闻记者再次电话采访了刘先生的母亲，得知她和刘先生恢复状态良好，她目前在老家休养。面对这么一场大手术，当记者问她当时捐肾过程中是否有过恐惧或担心过自己的身体时，她说：“我怕的倒不是手术有多疼，或是捐出一个肾后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我担心的是自己的肾如果不合适，孩子就还得遭罪。当父母的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健康地活下去，捐个肾不算什么。”刘先生的母亲表示。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疾病研究院主任医师钟自彪表示，肾移植手术是目前治疗尿毒症的最有效方法，但移植手术器官供体严重缺乏是个全球性问题。亲属供肾移植手术是近年来国际上提倡的解决供体缺乏的有效办法之一，亲属间肾移植安全系数相对更高，发生排异和其他并发症的可能性也比无血缘关系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