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强摄
“过腊八，宰瞎（ha）娃。”是旧时老家的一句俗语。所谓的“瞎娃”指的就是猪。在老家，人们把猪叫猪阿或猪娃。杀猪不叫杀猪，而叫宰猪。每当进入腊月，喂了一年半载的年猪们不论肥瘦都到了该宰杀的时候了，于是，家家户户忙着预约宰猪匠到自家宰猪的时间。
宰猪是件大事儿，马虎不得，不能宰得太早，也不能太晚，腊八前后最好。宰得太早了，过年时，肉吃得差不多了，年过得紧巴巴的，会被人笑话。宰得太晚了，所有的活儿都挤在一块，时间太紧，累人，因为腊月里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等约好了时间，还要给庄社们打个招呼，就怕到时候遇上几家人一起宰猪，请不到帮忙的人就难办了。
腊月里，宰猪匠和宰猪用的大铁桶很是抢手。整个庄子里也就几个猪匠，几个大铁桶，因此，宰猪的日子一直会持续到腊月二十三左右。宰猪匠的日程表在腊月里估计排得满满的。猪的嚎叫声在庄子里几乎天天此起彼伏，叫得人心里渗巴巴的。
我们家宰猪的头几天，心急的父亲早早地把大大小小的刀子磨得铮亮铮亮的。还用茶窝儿捣碎宰猪以及过年用的各样儿调料。每当听见那霍霍的磨刀声和沉闷有力的咚咚声，就知道年快到了。
宰猪的那天一大早，哥哥们在院子里支好借来的大铁桶，而后全家人在父母的安排下都井然有序地忙活起来，扫院子的、挑水的、抱柴火的、烧水的、烧茶的……太阳刚升起来，宰猪匠和帮忙的邻居们都赶来了。
吃早饭的功夫，烫猪的水烧好了。几个壮汉就把大猪擒住，四条腿拿绳子牢牢绑住，这时的我们吓得躲进屋子里，紧紧地捂着耳朵不敢出来看一眼，惊恐的程度绝不亚于那头待杀的年猪，等听不见大猪凄惨的叫声了才敢出去。
这时候，满院子的血腥味，一大盆暗红色的猪血就放在猪旁边，可怜的大猪一动不动。很快，猪血被端进厨房。紧接着，把猪扔进大铁桶滚烫的开水里烫毛，死猪不怕滚水烫，不一会儿，烫好的猪摆在了提前搭好的板子上。拔毛的环节是所有的孩子们最期待的，尤其是男孩子们争着抢着要拔个鬃毛，鬃毛虽值钱，但拔不动的，长得太牢了，我们女孩子望尘莫及，只好拔一些其它部位的毛，或拾一些洒在地上的乱毛。
供销社离家很近，拔下来的猪毛稍微收拾一下，随时可以变成现钱，或多或少，都是不错的收入。猪毛多的及时换钱，猪毛少的可以带回家攒起来。
拔完毛的大肥猪白白胖胖的，样子比活着时好看多了。准备清洗了，只见猪匠在一条猪腿上划开一个小口，有人用嘴用力吹气，好大一会儿功夫，大肥猪变得滚圆滚圆的。有人把准备好的小木棍别在吹过气的小口处。等反复刮洗干净后，众人把猪挂上架子，用一杆大秤称一称猪的净重。
每年，我们家大肥猪的膘至少有四个指头那么宽，那都是父母的功劳啊。父母喂猪从来都是按时按点，从来不会马马虎虎地落下一顿，尤其到了冬天，喂年猪格外用心，为了使年猪多长点膘，在乔化（粉碎的油菜籽的枝叶）里多掺点麸子，甚至把吃剩下的洋芋也毫不吝啬地掺进去，还把年猪和其他猪分开喂食。
其实我们的功劳也不小，每年的夏、秋季节，闲暇时间，我们不知挖过多少回野菜，拔过多少回菜叶，然后用背篼或大笼子带回家，切菜的任务大多时候也会落在我们头上。我们也时常承担起烫猪食，倒猪食的重任。
接着宰猪匠卸下肥鼓囊囊的猪头、猪蹄和猪尾巴，然后开膛破肚，扒出内脏和板油，接着麻利地卸下软肉和肋骨。剩下的活儿全交给其他人来完成，杀猪匠洗手回屋喝茶、抽烟、喧拌（聊天）。按着规程，那块带血的刀头肉归猪匠所有，临走时要送给他，当作酬谢的礼物。
尿泡（膀胱）早就被淘气的孩子们抢去当皮球玩了，你一脚，我一脚，不厌其烦地踢着、踩着、追着、闹着……
接下来母亲开始消猪油，其他人忙着清洗肠子、肚子。我们轮流抱柴火、拉风匣。消猪油很费时间，母亲把切碎的板油放锅里反复搅动，反复加水，火候由母亲掌握、把控着。母亲边搅动边把渗出来的油舀到盆子里，到最后，留在锅里的全是焦黄焦黄的油渣。油消完了，油渣盛到一个空盆子里。我们常常急不可耐地去偷吃油渣，有好几回，嘴皮子和舌头被刚出锅的油渣烫疼了。
父亲则用刚出锅的猪油给我们拌炒面吃，油滋滋，烫乎乎，沙噜噜的猪油拌炒面是小时候我们家宰猪日年年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真香！那个香至今回味无穷。连大人们也来抢着吃。你一块，我一块，很快就抢光了。炒面虽垫了肚子，但我们依然馋着煮在大锅里香气扑鼻的肥肉和肋巴。
至于怎么装面肠、装肚子、灌血肠我们从不关心，看见肠子做好了，要放到另一口锅里煮，等水开了，守在锅边的人会用大针在肠子表面不停地扎着，不停地翻腾着，害怕被炸裂了。
肉和肠子煮上了，宰猪的工作也接近尾声了，父亲把帮忙的乡亲们让到炕上，闲着的家里人连忙倒茶、端馍、让菜，父亲让烟、敬酒、拉家常。
到下午三四点钟，肉和肠子煮熟了，就要请客了。在我们庄子里，宰了猪的人家都要请隔壁邻舍的长辈们来吃肉，吃肠子，村里人叫“开起码会”（“起码”就是用消过油的油渣、面粉、菜籽油加上调料做的面肠。）正如一首诗里写道：“冬临大雪宰猪忙，村外时闻肉菜香。邻里相邀尝美味，酒歌酣畅伴夕阳。”
请客的事归小孩子，一家一家地去客客气气地请。请的一律是男人，女人是不会来的。请人的那句话我记得清清楚楚“某某某你哈我们家里吃起码来说。”当然，前面的“某某某”是不同的称呼，“阿爷”“大大”“爸爸”（读二声，指比爸爸年龄小的男士）“哥哥”之类的尊称。请来的客人常常是两个大炕坐得满满的，大家在说笑间，大快朵颐，美餐一顿！吃肉哪能少得了喝酒，那时候，很少有人不喝酒的。几杯酒一下肚，有人小曲儿、小调儿早就唱上了。喝酒、吃肉、猜拳、说笑，唱歌好不热闹啊！
这样的“起码会”在腊月里几乎天天开着，头几天请客的人家去的人多点，再后来的人家去的人越来越少了，一声道谢则把孩子们打发回去了。
按庄子里的习俗，宰了猪的人家还要给隔壁的人家送几块肉，几块肠子，这是娃娃们的任务，常常几个娃娃端着大碗，你一家，我一家的分头行动，回礼多半是一把或半把颗粒盐，条件特别好的人家会回一小撮儿茶叶的。
整个腊月，小村庄沉浸在酒肉的香气中，沉浸在孩子们的欢乐中。
回想当年，其实，那时候的我们期盼的不仅仅是一顿肉香，还有杀猪的日子里所有的欢乐。那份期盼，是现在的孩子们无法体会的，那份乐趣更是他们无法拥有的。
时光荏苒，往事成非。不知现在的农村里还有几家养年猪、宰年猪？
扈凤武，海晏县寄宿制民族小学退休教师。喜欢文字，热爱生活。青海读书会签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