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块砖，一块诞生于1906年的老砖。

我的诞生地叫三瓦窑，是成都自古以来烧砖制瓦的地儿。我刚被人从砖窑里拿出来时，全身清亮，透出明晃晃的光。烧砖师傅顾不得烫人的火气，迫不及待地弹了弹我的身体，笑呵呵地说：“不愧是用上好的黏土烧成的砖。看，又透气又吸水。”

一旁有人说：“这批砖是用来建药厂的，能不好吗？”

药厂？那就是炮制中药的地方了。我非常高兴，身为一块砖，能被用来建造对人类有用的房屋，对我们而言就是再好不过的安排了。

很快，我和我的伙伴们被运到了高攀桥（今成都市武侯区高攀路附近），一层层、一堆堆地叠在空地上。我猜想，这便是我以后守护的地方了。

工人们一边热火朝天地干活，一边聊天。工人们说，这厂房要用来制造火药、枪弹。有人还说，砌墙的黏剂都是上好的糯米浆，地动山摇都不怕。

可我心里却是一团迷雾。我不是要用于建药厂吗，为什么他们却在修建用于制造火药、枪弹的厂房？我迷糊地听了半天才知道，原来这里将要建起一座用来制造武器的工厂，为防止敌人破坏，才对外宣称要建药厂，且将该厂命名为“白药厂”。

原来，我是那么重要的一块砖。我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杆，严肃起来。

建厂的工人说，要是有了好的武器，我们就能强大起来，打败侵略者，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土地。听到这，我心里涌起几分激动。我虽然是一块不会说话的青砖，但能为人们提供一分希望，那便是我的价值所在。

1910年，“白药厂”正式建成投产，我终于和伙伴们一起成为了“白药厂”中坚固的装具车间。“白药厂”开工时，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憧憬着美好的明天。

但是，1912年，一支军队来到了厂里，并告诉工人们：“白药厂由民国政府收编。”

随后，在军阀混战的年代，“白药厂”成为了各军阀争夺的重要目标之一。我眼睁睁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军阀军队闯入并占领这里，抢夺生产出的武器弹药，再逼迫工人们制造更多的武器。在这期间，“白药厂”多次受损，并17次易主。

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的需要，“白药厂”被重组，主要制造60、47毫米迫击炮弹，配套生产底火、引线、硫磺、酒精和机枪配件等，为抗日救国贡献了应有的力量。

虽然我只是一块砖，但面对国难，我努力地为工人们遮风挡雨，无时无刻不盼望着抗战胜利的早日到来。

直到那一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块砖本不应该有眼泪，但那一天，我的心中无比激动，喜悦的泪水似乎就要从历经沧桑的砖缝里流出来。

在这之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后勤部接管了“白药厂”，并将其建设为军队军械装备专业的保障服务基地。

渐渐地，“白药厂”恢复了生机，生产车间热火朝天，工人们干劲十足。

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过了多久，岁月渐渐沉寂，青色的蔓藤爬满车间的外墙，“白药厂”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某一天，厂区里突然出现了一群拿着图纸的人，我心想这肯定是在商量如何拆除工厂。但是，我预想的情况没有出现，他们并不是来拆掉我的，而是给我们换上了“新的衣裳”。于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从岁月的年轮里睁开了眼睛，惊讶地看着我们身边的变化：原本散落在四处的空空的弹药箱被搜集起来，里面种上了漂亮的绿植，点缀在厂房的各个角落；杂乱的树冠修剪一新，整个厂区环境焕然一新；曾经破旧的厂房和办公楼，经过修葺，挂上了新的门牌，变身成餐馆、射箭馆、鲜花店、羽毛球馆等等各种数不清的“惊喜”。

是的，我虽然是一块老砖，但我又拥有了新的生命。

曾经的“白药厂”，如今已摇身变为“创意工厂”。人们说，我们就是城市历史的一部分，要让我们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

现在，每天都会有许多人来到“创意工厂”游览观光。年轻人喜欢用我作为背景，留下青春和记忆；父母带着孩子，指着我，给孩子讲起过去的故事；老人总是会望着我发呆，回忆起那些年的岁月……

我是一块老砖，一块重获新生的老砖。

（作者系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