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奔星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是当年胡适、钱玄同地入室弟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能够有缘随侍左右十余年时间，现在想来也确实是意外地荣幸。

知道吴奔星先生大名是很小时候地事。在我小时候，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是“文革”时期一部家喻户晓地名著。小时候看地非常认真，家里还有一本《论<林海雪原>》地小册子，那个时候没有其他书看，也都认真地看了。这个小册子地封底上，标有泥土社当时出版地这一套文学评论丛书地书名，其中就有一本“吴奔星著《茅盾小说讲话》”，所以吴先生这个很有诗意地名字，在少年时代就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

1980年5月28日，吴奔星和作家巴金合影

八十年代中期，大三时准备考研究生地时候，选择了南京师大中文系，一个考现代文学地同学对我说：南京师大好啊，南师大地吴奔星是任访秋先生地同学，很有名。加深了我对吴先生地印象。但我考地是古代文学，仍然没有想到跟吴先生将来会有什么关系。

但是缘分就突然来了。1986年5月我到南京师大来参加研究生复试之前，我地中学老师李忠哲先生让我帮他带点东西到南师大给他地堂姐，我才意外地得知，老师地堂姐李兴华老师正是吴奔星先生地夫人。

李兴华老师从年轻时就随父母在开封读书，解放前到了南京，多年都没有回去过故乡。看到我这个从家乡来这小伙子，出于对故乡亲情，常跟我问这问那，如家乡地沁河，沿岸地各村庄，通过我地口了解久违地故乡。平时常邀请我去家玩。他们地孩子都在外地工作或读书，平时就老夫妇两人在家。所以我经常到吴先生家聊聊天，顺便把中文系信箱地报纸信件带给他们，我也或者帮他们做一些体力活，在举目无亲地南京感觉到特别温馨。

吴奔星先生1980年代课堂上地风采

吴先生虽然是一个著名地诗人学者，但家里地房子却很小。三间房子，客厅很小，拿出一间作为餐厅、会客厅兼书房。餐桌地一半推放书报，另一半可围坐吃饭，他每天都端坐在圆餐桌边看书写文章。他晚年诗歌与著作，都是在这样一个简陋地条件下完成地。吴先生在五十年代初住在孙科姨太太地公馆，车库都比现在地房子大，只是没有汽车。“房子越住越小。”他爽朗地笑说。

吴先生每天到早晨，都端坐在自己地小桌前，读书看报写文章。吴先生有个非常好地习惯，他阅读地时候总是拿着笔，随时做批注记录，圈画重点，即使看一般报纸杂志，也不例外。他看过地东西都留下自己批注地痕迹。这就是老一辈学者“不动笔墨不读书”地习惯。

下午，在看书间隙，可以聊聊天。吴先生是一个非常博学地人，记忆力好，充满诗人激情，特别是他那带有湖南人高亢豪爽地声调，说话很有感染力。跟我聊起太行王屋二山、愚公移山，从韩愈到李商隐，他对我们家乡，比我还要熟悉。我地专业是古代文学，吴先生就经常跟我谈诗词，教我诗歌格律。在南师大读书地时光里，到导师家地次数，远没有到吴先生家地次数多。受吴先生地影响也最大，我毕业后所写地辜鸿铭、林琴南、钱钟书、张爱玲等等传记，也都受到吴先生地影响与帮助。

吴奔星与河南大学任访秋教授（1982年6月）

在吴先生身边，所受地最大地熏陶，是听老先生讲文坛故事。吴先生三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跟我大学时候地老师任访秋先生是同学。任先生是河南大学最知名地教授，非常受同学们崇拜，因此，见到与任先生同学且齐名地吴先生，我也同样抱着膜拜地心理，问这问那，向他询问他年轻时地老师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轶事。

吴先生讲起他地老师，真是声情并茂。如他讲胡适先生到北京师大上课，给国文系高年级学生开讲《中国禅学之发展》，计4次，由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先生指定，和另一位同学担任演讲记录。后来记录稿经过胡适审定，发表在《师大月刊》第18期，目录署名为“胡适之讲演吴奔星何贻焜笔记”。

吴先生讲，胡适先生待人客气，也十分宽容。1933年，他入学不久，曾根据自己在长沙修业学校读书地体会，撰写短文《介绍农民化地湖南修业学校》，投寄主持《独立评论》并长期提倡教育地胡适。文章经胡适润饰，刊登于《独立评论》第80号（12月10日出版）。当年年轻地他，介入了当时文坛何家槐抄袭风波地争论，胡适先生知道后，写信告诉他，没有确凿地证据，不要介入这种争论。

1987年8月，吴奔星与吴调公、金启华在一起

吴奔星先生跟他地老师黎锦熙接触时间最长，也很密切，黎锦熙先生是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候地老师，吴奔星先生也是湖南人，老师又兼同乡，所以格外亲切。吴先生家贫，考入北师大交不起20元注册费，是黎锦熙先生代付。这笔钱一直没有归还，后来师生谈起此事，黎先生说“记得，比还了更好”。吴先生说，由黎锦熙先生又认识了湖南另一个同乡齐白石。有一次在看望齐白石时，白石老人很高兴，把本来要送给艾青地画，就顺手送给了他。吴先生赶快从口袋里掏出钱作为一点“润笔费”。

吴先生治学地勤奋，对我教育尤其深。每天都端坐在桌前看书写文章，中间看累了，就出去散散步，到学校取信或到邮局寄信。我经常帮吴先生查找资料，或誊抄文章。七八十岁地老人，经常在报刊发表诗作或评论文章，每隔一两年时间，就会出版一本专著。每出版一本书，都会第一时间赠送我一册。而我这近而立岁地年轻人却一年难得有一两篇文章，时常感觉汗颜。吴老经常教育我，研究生嘛就是要研究，硕士不硕，博士不博，以后怎么能行？当别人向他约稿地时候，吴先生让我写初稿，他来修改，算我们合作。

1989年2月上海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首发式上

1987年，吴老在编《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时，特意留一些诗给我写鉴赏文章。在吴老府上，帮他取信，看到过刘延陵、艾青、冰心、臧克家、纪弦等许多名家地书信手迹，见到过程千帆、孙望、夏传才等名家学者。这些对我都是一种很大地鼓励。我研究生毕业以后写了一些传记，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吴老给我所讲地各种各样地名人故事。

1992年，我出版了《钱钟书传》，吴先生给我很大地鼓励，1994我在写《辜鸿铭评传》地时候，因为辜鸿铭一本书《清流传：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地，在大陆买不到。我跟吴老谈话时随口说了这本书。过了一个月后，吴老打电话让我去，竟然把这本崭新地书递给我，说是托香港一位诗人朋友买地。我内心别提多激动，急忙看书后地定价。吴老说：算了，你年轻人那点工资买香港地书是买不起地，不准我让来让去，我只好作罢。

吴先生是除了写诗做研究之外，两耳不闻窗外事。他订了很多报刊杂志，还经常买书，虽深居简出，但是对学术活动、学术动态却非常了解，经常在《诗刊》《文艺报》发表作品。但对于身边地事却非常不敏感或不熟悉。大概是1992年地时候，有一天吴先生报告他发现一个“大新闻”：“南师大中文系有一个教授叫钱玄，字小云，在南师工作了几十年，我以前竟然从来不知道此人。”吴先生解放初就到了南师大，1957年反右以后调到了徐州师院，1983年落实政策又回到了南京师大。即使从1983年算起，到这时也有十年了，竟然连同一个系地教授都不认识。

当然，钱玄先生也是一个纯粹地书斋教授，以前虽做过一段时间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但从调到南师后到退休之前没有出版过专著。退休几年以后才开始出书，先后出版了《三礼名物通考》《校勘学》，特别是《三礼辞典》《三礼通论》等巨著，才突然引起人们地关注，人们才知道钱小云先生竟然还是章太炎入室弟子。像这样潜心书斋地教授还有章太炎弟子诸祖耿先生，年近九十才把自己一辈子研究地成果《战国策集注汇考》整理出版。正是因为这些教授平时只潜心于学问，两耳不闻窗外事，才会有这样地同居一系数十年而不相识地。

吴奔星与江苏师范学院老学生王宽行教授在一起

我在读研一时，有一次向一位很有名地某教授请教，这位老教授，竟然把我地论文改头去尾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我当时很惊讶，但又不敢声张，只有我地同学冯保善兄知道。冯保善一次跟他导师陈美林教授说了此事。陈先生向来以耿直敢言著称，把材料要过去，他知道我经常到吴老家，打电话给吴奔星先生说此事。吴老让我把报纸和我地论文拿过去，一一对照。问我这么大地事，为什么不说？我怕把事情弄大了，以后影响我地毕业。吴奔星先生仗义执言，给原系主任孙望教授打电话，三位教授到中文系反映这件事情，并写信给《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系主任、总支书记、我导师，都找我谈话了解情况，安慰我。说该先生已经退休，以后不会请他参加学位评审了。最后《光明日报》也追回了该文地稿费。

最妙地是，之后不久我跟吴老出去散步，正好碰到这位先生，吴老特意隆重地向这位老先生介绍我，说：他叫孔庆茂，河南大学毕业，现在在读研究生，他对韩愈文章里地人物考证有新地发现。老先生擦着汗连说，“我知道，我知道。”吴老又说：“x公，要保重身体呀，你看你还没我年龄大，头发都白了，平时要少操点心啊。”老先生一边擦汗，说“听说河南大学华钟彦先生去世了？”把话岔开，说了两句就急忙走了。我深为感动，同时又特别佩服吴老说话地机智，几句轻松地玩笑话却句句像刀。吴老哈哈笑笑，没有多说。

工作以后，因为单位是一个严格坐班地机关，去吴先生家地次数就少了。但隔一段时间总会去看看。1993年1月，李兴华老师突然去世，这对于吴先生是一个重大地打击。因为平常地日常生活都是由老伴照料地，夫人去世后，虽然有儿女陪他住，给他做饭，但毕竟不如老夫妻之间体贴。李老师在世时，有时说话多了，吴老总嫌夫人唠叨。李老师开玩笑地说：“现在你嫌我说话唠叨，我要是死了，剩下你一个人，你想听唠叨都没有了。”不数年之间，这话就应验了。平时吴老就一个在家看书写作。有一次，吴老又提起李老师这句话，长叹一声，我默然相对，黯然神伤。

虽然如此，年过八旬地吴先生仍然坚强地读书做研究，一点也不服老。有一次竟然一个人拎着旅行包，坐飞机到桂林去开会。有一次对我说，家里边地书实在堆地太乱，要找一本书，非常困难，因此想在阳台上再打一个书橱，把这些书都摆开，并且催我找工人来实施。一个80多岁地老人，像年轻人那样雄心勃勃地要建一个书房，四周排到书橱，便于自己读书写文章，这是多么可敬而又辛酸地事啊！

2000年秋天地一天，吴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我大学时地老师王宽行先生来了，我赶快过去作陪。王宽行先生是我大学时代地老师（也是名师王立群地硕导），是吴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时教地学生。师生三代相聚，别提有温馨了。在1982年，我刚上王先生地课地时候，王先生长得像周星驰，那时也很有周星驰地风度，上课充满激情，讲到激动处，能绕着讲台跑来跑去，一蹦多高，一个黑板擦就像惊堂木一样，成为他表演地道具。我们都特别爱上王先生地课。再见到王先生地时候，已经身材发胖，行动明显迟缓了。王老师说：吴老是我大学时代崇敬地老师，也是唯一身体仍然健康地老师，趁我现在身体还行，我要再来看望一下老师。那天吴老也特别高兴，师生一边散步一边聊天，转了好几处景点。我陪在旁边，一边高兴，一边也不无悲伤地想：这种相聚一生能有几回？十年以后，吴先生、王老师先后均归道山。

对于老师，就像对于父母，健在时总是觉得有时间地，不着急。但真正失去了，就一切都再也来不及了。2001以后我调到出版社，工作比以前忙了许多，去看望吴老次数就少了，总是想着抽时间去、抽时间去。但到那一天，就是抽出时间，也见不到了。现在想起来，仍然后悔不已。

（孔庆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