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易国祥

湖北襄阳退伍军人张文辉于2020年救人溺亡，因颁发“见义勇为荣誉证书”出现的偏差与反复，张文辉父母决定起诉谷城县见义勇为促进会及县委政法委，此时方被告知诉讼主体不符被驳回。原来，“谷城县见义勇为促进会”已注销多年。法律人士认为此通报表扬已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和价值。张光辉父母说：“感觉我们被欺骗了三年，心里很难受。”

张文辉救同行落水朋友而溺亡，已经是这个家庭不可承受之痛。被认为顺理成章的“给张文辉评选见义勇为先进个人，颁发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证书”最终落空，其父母“感觉被欺骗”，他们无法面对死去的儿子。那种不可挽回的代价，疗伤不成、空忙一场的失望，怎不让人感同身受？！

张文辉救人是法定义务还是见义勇为，这个专业问题留给专业人士来探讨。谷城县委政法委受理这桩申报至今无法收尾，我们想谈谈它是否有法治严肃给人以敬畏、是否有法治阳光给人以温暖？

首先，“资格认定”，不应该有的偏差。冲着“发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证书”的申报，发下来的却是对其见义勇为通报表扬。客观来讲，这个偏差尚可理解，它经过了程序、体现了职能部门的审定意见。但从2020年12月“决定对张文辉同志见义勇为行为予以通报表扬”到2022年11月认为“张文辉救人构不成见义勇为”，这两次的定性明显相悖。对于张文辉救人属于法定义务，其父母一时不容易接受不足为奇，但同一部门对救人行为性质的彻底颠覆，也让外界很难理解，这需要谷城县乃至襄阳市有关职能部门说个明白。

其次，“解释质疑”，不能自洽的圆场。如果不是当事人诉诸法律，颁发“通报表扬”文件的“谷城县见义勇为促进会”早已被注销一事将继续被隐瞒。但要害是谷城县委政法委似乎没把这当个事，看似没有影响正常工作，其实申报人对审定的三次结论一次比一次不服，以至于因为办理方的原因连官司都打不下去，而“政法委对见义勇为促进会作出的表彰行为负责”，这话从何说起？直到发稿时，谷城县委政法委主要领导对媒体的电话不接、短信不回，这哪里是负责的样子？

再次，“追根溯源”，不便言说的软肋。对法律上已经不存在的“谷城县见义勇为促进会”照常办事，主管社团的谷城县民政局声称只能协调和提醒。是不是提醒了不被当回事？未见明说。国务院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监管职责里只有对社团违反条例行为进行处罚，监管部门的确无权处罚业务主管部门违法，但这并不是谷城县委政法委既要包办代替又想自免其责的理由。被注销的社团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而“谷城县见义勇为促进会”在被注销6年后还与谷城县委政法委协同工作、授予先进称号，无论办事结论如何都是无效的。相信谷城县委政法委有关领导不至于这般法盲，这背后的底气难说不是权大于法。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明确：“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党委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实现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重要组织形式。”谷城县委政法委是谷城县委领导全县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理当是懂法知法、执法守法的榜样，不至于也不应该干出越俎代庖、执法随意、难负其责的事来。认定相矛盾，释疑不自洽，溯源认权大。本来“里子”不过硬，却硬要保“面子”，显然与其自身职能、职责相去甚远。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退伍军人张文辉救人义举，不管细节有什么瑕疵，但没有被否认的是他用生命厚待了这人世间。而谷城县用根本不存在的“县见义勇为促进会”回馈他，用让其家人更添痛苦的方式善后，显然难以体现出人文关怀和人民情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理念，应该体现在每一项制度、每一个案件、每一次执法中，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人民在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