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吹地转，高浪蹴天浮”，一副行书五言对联作品，在蔡甸区博物馆的展柜中翰墨铺张，气势凸现——狂风呼啸，吹得脚踩的大地越转越急，惊涛汹涌，踢得头顶的天空越浮越高——让我们顿觉眼界为之一开，胸中腾起万丈豪情。

1980年，原汉阳县文化馆设立文物工作组，为次年启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做好准备。这一批文物工作者，抱着保护文化遗产的初心，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蔡甸的泥土上，日复一日地进村宣传、入户走访、田野调查、建档造册。1985年普查工作结束时，征集和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骨器、铜器、铁器、金器、银器、瓷器、纸品等各类文物，硕果累累，奠定了今天蔡甸区博物馆的收藏格局。

此副对联分别长172厘米、宽43厘米，净白宣纸，卷轴装裱，上联无上款，右下钤白文“南海康氏”一印，下联署“康有为”三字下款，并钤二印，上为白文“康有为”，下为朱文“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1985年，当索河镇金龙村村民余大兆抱着残旧的锦盒捐献时，只说是祖传家藏，不清楚来龙去脉——因为纸品文物的保存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工作人员的兴奋劲头也可想而知——当即报武汉博物馆，请专家反复评审，鉴定为康有为真迹，认定为三级文物。1988年5月原汉阳县博物馆成立，几经更名、搬迁，直至蔡甸区原政府大院改为蔡甸区文化艺术中心后，2021年新馆建成开放。这件文物才从库房庋藏转到展厅陈列，确实是幸运和难得的。

作为书法家，康有为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著成《广艺舟双楫》，理论上提出“尊碑”之说，倡导碑学取代帖学，革除清末书法的馆阁流弊，影响巨大。实践上独创“康体”，融合魏碑与行楷笔法，结体平正、朗阔，风格浑厚、雄奇，蔚成一代大家。康有为一生辗转漂泊，手迹诸如笔记、批注、信札、奏折、书法等等随行随止，多有散佚，甚至湮没。如此珍贵的对联如何流传到一户村民家中，尚无考证。蔡甸区关于索河的历史、方志和民间传说，不乏皇帝皇后、文臣武将、高僧大德、文艺名士，人文厚积。一街坐拥嵩阳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索子长河省级湿地公园，金龙水寨4A景区、嵩阳寺、香草花田、石马温泉等山水资源，争相辉映。2021年被评为省级旅游名镇。这段未知的渊源，后人或许能够找到答案，留作佳话了。

康有为的视野和思想，不论在书法还是政治上表现是一致的。在书法上，康有为忽略碑学与帖学同根同旨、相互影响之实，失于偏颇，然而置身清代书坛的背景，他对书法史的最大贡献正是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大力革新的行动。在政治上，“重新审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晚清政治格局中所起的历史作用、重新考察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派对革命问题的反省……无论从实证史学的角度，举证了多少康有为当年的谎言与虚妄，但康有为以一介书生，年方四十，却创造了历史的伟大画面，这是不争的史实”（《康有为手稿》，大象出版社，2014年）。康有为从戊戌变法后流亡海外，晚年自述，“吾两年居美、墨、加，七游法，五居瑞士，一游葡，八游英，频游意、比、丹、那，久居瑞典”“四渡太平洋，九渡大西洋，八经印度洋，并泛舟北冰洋七日，观日出及海山大观”（《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从1898年到1913年，康有为漫游世界16年，回国时人已56岁。康有为来到上海加入书画社群，成为“海上九老会”一员，书法艺术步入成熟期，毫端生妙，渐臻化境。在沪期间，曾请海派书画领袖吴昌硕篆刻一方朱文印章，就是前文述及“百日维新，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二十七字印。由此可见，“大风吹地转，高浪蹴天浮”一联是康有为1913年后书写的，应属康氏书法中的佳作。

在书法界，一般取对联的上下联各二字连缀，作为作品名称。康氏此副，即称“大风高浪联”。文字内容，引自唐代杜甫五律《江涨》，原句“大声吹地转，高浪蹴天浮”。杜甫此诗成于50岁时，刚在蜀中建好草堂，由江水浩大而兴起感慨。我们也仿佛看见，康有为铺平宣纸，提笔凝思，定然想起一千多年前的杜工部，彼情彼景与自己何其相似乃尔。下笔之际，康有为特意把声字改为风字，突出形象性，增强画面感，在纸上营造出风狂浪急的气势，夺人胆魄。

一百多年后，我们在蔡甸区博物馆宽敞的展厅里徜徉观摩，358件（套）藏品带着知音故里过去的烟尘，为中法新城未来的蓝图无声地添加不同的光彩。可以想象新的征程上，面对数不尽的大风高浪，我们还将拿出更大的激情和勇气，写出更多的精品和力作，给后人留下为之震撼并为之振奋的历史记录。风生水起，我辈勠力。

（作者：蔡永）

【编辑：王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