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2期P79—P80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题《中国宏观经济叙事的转变与展望（1978—2025）：历史演进、共识逻辑和政策机制》，摘自《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5期，梁华摘

“叙事”（Narrative）就是讲故事，其定义也是在不断流变，同时赋予了新的含义。叙事本质上是依据发展情景人们相互共鸣而来的“共同意识”，其会协调和激励人们的行为。当代的大量活动都是在统一“叙事”下进行的。叙事在历史研究中成为绝对的主导者，历史是时间序贯的连续，但非因果的决定。历史只能是当时那个时代共鸣出的价值的共同表述，并非绝对事实，只是确保论证框架具有共识（公理）基础的合理性。

叙事的宏观经济影响

“宏观叙事”首先是宏观经济叙事，当然也包含了政策部门应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各种制度改革、稳定化政策和长期发展激励。本文以“宏观叙事”为题，通过大的历史跨度讨论宏观叙事的变化，特别是2022年以来，全球化转变已经构成了明显的趋势，以此展望2025年。通过历史序贯的事实去理解共识、政策逻辑和后果，以及宏观政策部门责任。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宏观经济叙事进行梳理。第一，以历史的时间序贯为线索，从系列的事实逐步来确定一个“发展阶段”，确认叙事的共同背景。第二，在共同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叙事，相互共鸣逐步形成统一的协调性认同，即共识，有的经济学家也把共识称为价值观。20世纪80年代末，部分学者依据发展经济学的阶段理论，认为中国正处在“起飞”阶段，需要发展速度，过热是好的；另一些学者认为发展需要稳定，核心是控制“通胀”，就此形成了宏观大讨论。中国价格闯关试错后，最终达成共识——“稳定物价”的宏观调控是最重要的，启动了20世纪90年代中的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叙事要表述出人们相互协调共鸣后的共同认知，说明其内在逻辑，可进行讨论、实证和修订，形成共识性协调机制。第三，经济学叙事中一定有激励机制叙述，在共识的价值观后加入一个最重要的修订机制就是激励。通过社会共鸣形成共识成为经济协作的关键，协作的成果的激励直接决定共识的正反馈或负反馈，负反馈达到一定阈值后，就会修改共识。人类的经济行为遵循着“认知有限性”、功利性等独特特征，并不是只需要证明认知是“合理性”的即可，更重要的是要得到激励。现实中很多经济协调共识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是单一逻辑决定，如计划经济、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这些都在某一历史阶段上起到了共识价值，一旦证伪，人们就开始了新共鸣的探索，形成新共识，重新协调人们的活动。第四，宏观经济叙事隐含了宏观政策部门的主体责任，这个责任更显示出其整体性和跨期性，很多政策是从整体和跨期角度与微观协调的。

宏观责任政策部门在微观主体一致性地陷入“自我强化”的过度乐观和悲观的循环状态，进行干预，打破“自我强化”循环陷阱，进行跨期救助等，其通过更多的公共信息，如总量数据、市场信号、政策干预倾向等多方面信息与微观主体的“预期”进行信息交换，也起到相互形成共鸣、达到共识的效果。宏微观共识并非宏观者有“远见”，而是其有着稳定化的立场和职责，通过与微观充分交换信息降低行为主体一致化带来的波动。中国房价长期上涨，导致人们认为房子什么时候买都是会“涨”，这就会引单边住房上涨产生泡沫，需要宏观政策部门不断与市场投资人进行信息交流，让人们更多地得到宏观数据，推动微观主体认知更多样化，避免出现自我强化的泡沫。宏观叙事有着经济学共同叙事的逻辑自洽性，更重要的是对百姓解释的自洽，这个解释的自洽中包含了分配、规制表达和福利体验等多方面，涉及了各类主体的接受性，宏观经济学形成了经验主义式的叙事风格，更重视经济发展的时间序贯特征，即一连串的事件组成的发展进程，非简单的因果逻辑的表达，在历史过程中人们相互共鸣形成了共同叙事，形成了相互协调的分工协作和协作稳定。

中国宏观经济叙事的演进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历程看，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认知依然是基于计划经济中的综合平衡理论。计划经济的本质就是全国就是一个大工厂，各个企业就是一个车间，全国资源由计划分配，没有宏微观之分。计划经济体系下的综合平衡不是宏观管理，而是资源的全国配置系统。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将大工厂逐步化成小单元，即承包，再引入激励，通过“承包—激励”方式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边际改革推动中国经济逐步通向市场经济。与发展相一致的是认知革命，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引入西方的书进行教学参考。1984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式提出，人们开始认知市场经济。中国经过几年的微观渐进式改革，微观搞活的同时，通货膨胀在1985年达到了9.3%，“过热”的发展特征开启了宏观叙事，宏观叙事于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全面展开，当时仍以改革为主线，宏观认知开始在相互争论中产生共鸣、分歧。宏观认知开始，但新的宏观管理调控体系并没有形成。1985年后，中国的“通货膨胀”不断打断中国改革和发展。1988年，物价闯关引发高通胀和社会动荡。1994年，通货膨胀高达24%，新的宏观整体性、系统性认知形成和完善。到1994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全面突破，与此阶段相匹配的宏观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宏观学术讨论也成为主流研究，中国新的宏观叙事趋向成熟。1997年，中国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积极财政政策登台，其宏观体系的稳健、政策部门调控责任、自主独立的宏观政策操作全面展现出来。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进入全面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与全球的宏观叙事融为一体。中国的高速发展与物价稳定成为新的发展组合。2005年，中国汇率改革，人民币升值，资产升值成为新的宏观线索，推动了城市化发展。汇率和资产价格等开放、金融等新的变量纳入宏观叙事中。2008年，中国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4万亿积极财政政策标志着政府激励的宏观叙事达到顶峰，经济快速赶超。2012年后，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增长速度持续减缓，实体通缩和资产价格膨胀并行，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的平衡被打破，宏观叙事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新常态”“中高速发展”“高质量”等发展叙事中，涵盖了人口变量，总体人口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城市化放缓和老龄化加速。全球化策略调整为双循环，绿色转型强调了可持续性，“五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等新的主题纳入宏观叙事中。

201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万美元。2020年开始，中国连续三年，经济增长减缓，但依然稳定。2022年，受俄乌冲突影响，地缘安全问题纳入全球化宏观叙事中，全球化叙事转变，全球化逐步被区域联盟替代，挑战了“和平与发展”世界共识主题。全球化带来的和平红利、分工效率推动的低通胀、全球主权信用扩张和高增长的繁荣时代渐行渐远。全球化新的相互连接的绿色转型新主题被纳入全球化的新叙事中。随着全球化共识的转变，中国的发展与宏观共识都要经历新的探索，形成新的协调和激励路径，保证可持续的高质量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扩张。

从叙事的时代共同背景、宏观经济共识、发展激励机制、宏观政策部门责任等四个方面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叙事进行梳理，中国宏观经济叙事经历了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综合平衡理论、有计划商品经济下的宏观叙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基于出口导向的宏观叙事、高速增长与资产建构的宏观叙事、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宏观叙事探索等五个阶段。从中国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历程看，在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在面向构建高水平开放型市场经济新体制转变的新阶段，只有实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全面完整准确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需要大力推进公共财政体系改革、货币供给体系改革、政府配置资源体系改革，在后工业化阶段不断构建社会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正反馈”机制，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