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20世纪70年代才基本确立其独立的学科地位，至今不过半个世纪。在我国，当代翻译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具体以1987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和在青岛召开的“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两次全国性会议为标志。对于中国传统译论，已经有过比较全面的整理，主要见于罗新璋编的《翻译论集》和《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的两卷本《翻译研究论文集》。

在翻译研究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值得“拓荒”和完善之处，而称谓就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中国译学界对于在我国诞生的翻译理论有一个概括性的说法——“中国翻译理论”。至于“中国翻译理论”能否成为“翻译理论的中国学派”，需要首先从“中国翻译理论”这一泛称谈起。该称谓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人的层次：“中国翻译理论”是中国人创造的翻译理论吗？二是滋养源层次：“中国翻译理论”是吸收中国文化营养而创造的翻译理论吗？三是工具性层次：“中国翻译理论”是要解决中国问题的翻译理论吗？

“中国翻译理论”的传统称谓

“中国翻译理论”具体由“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国传统译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和“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等称谓构成。为了使讨论更具有针对性，需要追根溯源，从构成“中国翻译理论”诸多流行的传统称谓谈起。

第一，“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是我国译学界在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大量涌入时所用的“自信”称谓。但是，传统上的这些“理论”多表现为经验式的总结，具有零散性、模糊性和顿悟性等特征，不成系统，王克非认为，它们“不是一个学科的真正构建”。不过，罗新璋确实归纳过一个“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中国传统译学理论系统，但这一系统呈现的只是中国传统译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是外部系统，并非理论内部通过概念搭建的逻辑系统，我们不可能拿一套外部系统用于具体的译文评析。因此，“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这一称谓受到了译学界的种种质疑。

第二，“中国传统译论”是在经历了各种质疑之后译学界诞生的一个模糊说法。说它模糊，是因为“论”字既可以是成系统的“理论”，也可以是零星的“论点”，这一“骑墙”的特点，既迎合了那些认为“中国传统译论”是“理论”的一方，也满足了那些认为是零星“论点”的一方，因此被普遍接受，实际却是出于选择上的无奈。

第三，“中国特色翻译理论”这一称谓引起了诸多质疑。“特色”要么指理论构建的滋养源，要么指工具性，但偶尔也用作研究的对象。任何一个理论都有自己构建的滋养源，至于工具性，有什么样的翻译问题是现有理论解决不了的呢？因此，有必要根据具体的翻译现象构建针对性更强的翻译理论话语，比如马会娟所说的“基于中国独特的民族史诗翻译进行的翻译研究，得出的研究结论肯定迥异于西方翻译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而进一步丰富世界史诗翻译研究”。至于用作研究对象的“特色”，却不能因研究对象重要与否而蒙蔽了对理论本身的认识。翻译在一个国家受重视程度的高低都是特色，都是值得研究的现象。

第四，“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这一称谓中的“本土”本来只限于指“当地的”“具有地方特征的”两层意思。但细究起来，也仍然模糊，是指构建者的身份、理论的滋养源抑或解决问题的工具性？这些理论并不限于面对本土问题时理论缺乏的“本土需求”，被接受下来的主要原因是“本土”与“西洋”相对，无形中抗衡了研究上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的风气。

从“中国翻译理论”到“翻译理论的中国学派”

在国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新的研究范式：60年代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兴起，70年代末开始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90年代的译者研究以及21世纪以来对翻译过程和社会接受的探索，都极大地丰富了世界译学的宝库。

在我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译学界从翻译有无理论之争到翻译有理论且理论多元的共识，再到构建翻译跨学科理论的努力，有关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基于中国传统译论、传统文化（包括哲学、美学等）的翻译理论构建持续深化，对于西方翻译理论的大规模引进和阐释，至今还在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理论构建。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的构建，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西方译论的早期译介和中国“翻译学”的初步意识；20世纪90年代西方译论的持续译介和中国“翻译学”的自我反思；21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的全面西化和翻译研究“中国学派”的觉醒。

理论觉醒首先从理论创新开始。“理论”是“学派”之为学派的典型特征，但在我国，学派意识普遍不足，不仅不足，首倡者还可能会因为“露头”而受到非议，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或显或隐的原因。

第一，“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思想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残存着。第二，我国传统上反对“门户之见”和“标新立异”，而学界的“门户”就是学派，见解不同，所以才会有不同的“门户”，而“标新立异”就可能成为“出头鸟”而被诟病。第三，我国有小学、训诂的传统，虽然研究可谓扎实，但理论原创不足。第四，正如季羡林所总结的，西方人更善于逻辑思维，容易提炼出科学的理论。第五，因为中国翻译理论创建觉悟晚，创建的时间短，还需要经过不断的检验。第六，西方理论产出快，我国学者紧跟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理论的原创意识和步伐。因此，我们亟须增强翻译理论建设的“中国学派”意识。

“中国学派”不是宏大的概念，而是一个以研究方向为共核的渐进过程，可以是“视角”，也可以是“理论”，最后才形成“学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近代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带领他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许烺光、田汝康等，在极其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建立了社会科学工作站，调查研究中国乡村问题。再加上之前还有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兴建“乡农学校”、改造乡土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因此形成了一个在国际上别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的中国学派。

王绍光认为，“中国学派”可以分为五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看法”，第二个层面是“中国人有了自己独特的看法”，第三个层面是“中国人开始形成系统的独特看法”，第四个层面是“中国人形成了成系统的、独特的、统一的看法”，第五个层面是“独特的、成系统的、统一的同时又被别人承认的‘中国学派’”。当然，在“欧洲中心论”面前，或许根本不存在别的学派。但我们必须有自我觉醒的意识，要勇于创新，否则将会永远在西方的理论中打转。如果只是拿中国的现象验证西方翻译理论的有效性，就会深陷“套用”的窠臼。

套用而不善于理论创新是一个极端，但是，不以解决问题为宗旨却进行唯理论而理论的创新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构建理论，不如说就是探索问题的解决路径。中国学派的宏大理论系统，是由中国人原创的、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出发点、以参与解决全球问题为落脚点、拥有解释力和普适性的系统化中国方案。按照方梦之的话说，就是要“赓续传统，借鉴西方译学思想，找到自己的特色、风格和气派；贯通中西，整合、转化、创新，以铸就中国译学话语系统是当今译学界不可回避的重任”。

我国有独特的译出现象和丰富的民族翻译实践活动。潘文国认为，“要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多元化，就只有将各种文化‘译出’到国际共同语，从而成为全球文化的组成部分。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前提一是保持民族的本色，二是要译介到世界上去。没有‘译出’，就无世界性可言。而这一任务，同样不能仅仅靠以英语为母语的译者来完成”。结合国家译出实践目标整合并再构针对性更强的译出理论系统，实现中国翻译理论、译出理论系统和国家文化译出实践并肩“走出去”，符合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文化对外传播的战略目标；“自上而下”从中国当代翻译理论中整合或“自下而上”从文化译出实践中升华新的翻译理论系统，经过实践检验有效后走向世界。

时代凸显研究主题，研究主题反映时代需求。从大历史观出发，“五四”时期着重于外译中，而新时代着重于中译外，这是翻译实践在我国的又一次繁荣，对接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和文化传播的双重战略。张西平认为“提炼‘中译外’的理论是一个亟待努力的工作”，这既是中国特色，也是国际视野。因此，结合我国译出实践而整合和再构的翻译理论系统，将有着特别的现实意义，特别在新时代，毕竟理论从本质上讲就是话语权。针对新时代国家译出实践，有许多需要研究的话题。

创新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有效性是分不开的，而实践分为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实践。比如，怎样能够“讲好中国故事”？在翻译实践上，传统上众多的翻译观（如忠实观、等值观、等效观）和翻译方法（如“词类转译法”“增词法”“减词法”）都是围绕原文的“意义”而翻译的，即使意义得到正确解读和再现，就一定能够“讲好中国故事”吗？讲故事要展现生动、诱人的潜质和对于读者的针对性，仅仅靠围绕原文的“意义”而翻译，是难以解决翻译过程和社会活动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

在翻译批评实践上，目前有三个不够理想的倾向，一是操作性的提升可能因为是实践上的事而被轻视，这是由实践被轻视的传统决定的；二是理论建设上忽略主阵地的理论建设，即使理论主阵地的建设，也多为系统而系统，不是为提升操作性而来的，忽略了理论最大的用处即工具性；三是工具性不明显，导致普适性和解释力降低，落得个围绕理论而理论、围绕系统而系统的局面，形不成良性的循环。在这三点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关于“翻译批评”，似有各说各话之嫌。

总之，我们呼唤翻译理论的真正创新，真正形成中国学派，首先要能够解释中国翻译现象，解决中国翻译问题，指导中国翻译实践，然后逐步参与到解决世界的问题中去而实实在在地拿出中国人自己的方案，使翻译理论的中国学派能够成为世界上不容小觑、不可或缺的理论群体。

作者：周领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