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乡村治理中的国家自主性

在乡村治理中，国家自主性的实践形态受到地方政府和乡村社会的制约，导致了国家自主性的不同形态。一种是强调公共性的强自主。只有地方政府和乡村社会以公共利益为实践导向，国家意志与治理实践才能形成内在的一致与统合，从而型构强状态下的国家自主性。一种是强调个殊性的弱自主。虽然公共性是统合国家、地方政府和乡村社会的内在诉求，但地方政府和乡村社会作为具有独立利益结构的行动者，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对国家自主性目标进行二次诠释或选择性执行，进而造成实践形态中国家自主性的非正常状态。因此，国家自主性的实现是其与地方政府、乡村社会复杂博弈的结果。基层治理场域中国家自主性提升的关键就在于推动形成国家、地方政府和乡村社会的制度化均衡互动格局，即培育地方政府和乡村社会在治理实践中的公共性价值导向，同时增强国家的过程性监控能力，以确保国家意志表达与执行的统一，从而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徐琴，《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2月22日，第6版，原题《乡村治理场域中的国家自主性》，刘倩摘）

城乡空间融合应以公平性为目标

城乡居民既是城乡空间的使用主体，亦是推动城乡空间融合的实践的主体。可以说，正是亿万居民在城乡空间基础上的生活实践推动了城乡社会的持续流动、变迁、运行和发展。城乡空间融合既要秉承政府的空间意志、资本的空间运作逻辑，更要以多样化方式和渠道满足城乡居民的空间诉求，从思想观念上激发他们自发、自助和协同的主体意识。“只有主体有机会且有能力参与到能有效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公共决策中，公平和公正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即是说，城乡居民享有平等参与城市规划决策、平等获得空间资源的机会。同时，城乡居民内部以及城乡居民之间并不是均质群体，而是因占有不同空间位置而掌握不同空间资源的差异性群体。为此，城乡空间融合强调城乡居民参与的平等性、公平性，充分保障空间弱势群体亦能平等占有和支配空间资源，获得和行使空间权力，这是空间价值理论的底线和红线。除此之外，城乡空间融合必须满足当代和后代全体人民的空间利益为宗旨。换言之，空间融合不仅要注重当下城乡居民的发展需求，更需关注未来城乡居民空间需要。在此意义上，空间融合既要保证空间权益在现代城乡居民之间的公正配置，亦要保障现代城乡居民与后代城乡之间的公正配置。

（管其平，《河北农业大学学报》2024年1期，原题《空间理论中城乡融合的逻辑机理与响应路径》，罗浩摘）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的价值取向相吻合

中国共产党将民主的要素和机制融入基层治理，“造就国家、社会和个体发展有机融合的政治过程”，从根本上消除了基层治理中国家意志与人民意志之间的张力，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的价值旨归。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从具体的、现实的人出发，以人本身的发展为目的，既强调对公民人格尊严、价值和权利的关怀与尊重，也注重在个人利益协调整合的基础上促进人民整体利益的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选择的民主，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基层治理的应有之义。一方面，基层治理是为了人民的治理，确保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基层治理，能够促使基层政府在利益复杂、价值多元的环境中始终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现实需要放在第一位。另一方面，基层治理是依靠人民的治理，只有依靠人民，才能赢得民心、汇聚民力，实现基层治理的有序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相结合，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活力，保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王炳权，《行政论坛》2024年1期，原题《以民主推进治理：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基层治理的逻辑理路》，罗浩摘）

生态文明视野下空间治理的三重目标

生态文明理念可以表达为一套多维的“绿色意识形态话语”。在本质上，它指向的是以高品质生态环境为支撑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在战略维度，此种发展格局则表现为多元目标统筹下的整体性治理，也即是基于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认识，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各要素，“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在实施维度，此种整体性治理依凭于空间功能的充分发挥与维护，即发挥比较优势，“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基于此，空间治理须以空间功能为基础对复杂的空间样态进行类型界分，强化治理的整体性和精准性。首先，在整体性趋优的目标指引下，空间治理应通过控制性方法确定严格管控空间的基本边界，防止空间结构失衡。其次，对于功能异质空间须精准识别其主导功能，并据此匹配差异化的治理机制。最后，对于功能关联空间须匹配相应的协调机制，促进地方围绕空间功能关联展开合作治理和良性竞争。

（杜辉、杨景晖，《南京社会科学》2024年1期，原题《空间治理央地权力配置的逻辑展开与法治进路》，罗浩摘）

人工智能：一项战略性技术的应用及治理

人工智能技术是引领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从全局性来说，其通用性将人类社会带入真正的“智能时代”；从重要性来看，人工智能深刻改变了国家安全与国际和平的基本范式；从决定胜负的关键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国家实力的关键指标。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正面临关键时刻，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突破的关键时刻；二是大规模应用的关键时刻；三是大国博弈的关键时刻。快速发展中的人工智能也隐藏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给人类带来“生存之困”，引发“安全之困”、不平衡的“发展之困”以及“治理之困”。战略性价值和意义决定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只会进一步加速而不会停止，因此，我们需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人工智能的作用，充分认识其可能带来的机遇和风险，从战略层面加大对人工智能的重视和投入，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此同时，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问题，加大在安全监管和治理方面的投入，这是保证人工智能能够向善发展的关键。

（鲁传颖，《人民论坛》2024年1期，陈茜摘）

“边缘国家”何以成功塑造国际规范

国际政治中的南北关系不应自动转化为国际规范的“施动—被动”关系，“边缘国家”有能力在国际层面塑造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的强规范，并且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规范本质上并不等同于“好规范”，因此这一过程往往也包含着非西方知识界破除知识“殖民性”的重要意义。在规范塑造过程中，权力逻辑与道义逻辑相互交织，赋予“边缘国家”改变权力非对称性的可能。就“边缘国家”的规范倡导而言，能否激活规范的道义逻辑，并将道德领导力与吸引力转化为规范支持方的数量优势甚至权力优势，对于能否成功塑造国际规范而言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作为国际规范塑造中关键国家群体的“中心国家”，其态度及行为会影响到“边缘国家”塑造的规范效力的强弱，但其强大的反对力量也并不必然导致“边缘国家”规范塑造的失败。这一过程并非全然的“反叛”过程，而是一个通过学习、协商，超越传统的集团间谈判，逐渐消弭南北鸿沟，塑造全球普遍性共识的过程。

（董青青，《国际展望》2024年1期，原题《“边缘国家”何以成功塑造国际规范？——基于拉美国家经验的分析》，张萍   吕佳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