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4期P21—P22
作者：赵满海 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题《论顾颉刚与汪宁生的治学特色与学术传承——以中国民族考古学为中心的考察》，摘自《史学史研究》2022年4期，徐鑫摘
顾颉刚（1893—1980）是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先驱者，汪宁生（1930—2014）是继顾颉刚之后在中国民族考古学领域颇有影响的学者。顾颉刚与汪宁生借助民族学知识，为中国上古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汪宁生在顾颉刚影响之下走上民族考古学研究的道路，并视顾颉刚为“导师”。
少年时代的顾颉刚志在经世与治学，他在12岁时曾以《恨不能》为主题撰写了二十多篇文章，前三个题目是：“恨不能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恨不能游尽天下名山大川”“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后两个题目大致可以合并为治学，第一个题目体现了其经世之志。每当国家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他总是勇于任事。如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北平组建通俗读物编刊社，出版了许多宣传抗日主张的书籍。在和平时期，他更为注重通过自己的研究为世人提供一种正确的历史知识。顾颉刚步入学坛以后，长期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对于战国、秦、汉时代学说之批判”。“清扫战国而下之蔀障，以恢复古代史实之真面目”就成为顾颉刚长期的学术追求。顾颉刚在接触少数民族民众的过程中，意识到其风俗习惯可以印证中国古书中的相关记载，从而解决了很多困惑已久的疑难问题。
汪宁生早年志在经世，理想是做一名记者，但他很快就对考古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汪宁生一向坚持学术独立自由，以追求真理为治学的目标。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多次从其研究成果中提取出一些有益于今日社会的认识。此外，他还通过民族考古学研究纠正今人对古代历史的错误认识，间接地服务于当代社会。
顾颉刚与汪宁生运用民族考古学方法推进中国历史研究固然值得铭记，但他们这种“以治学为职业，作真实之贡献”的治学理念更加值得今人弘扬。顾颉刚与汪宁生不仅秉持共同的治学理念，而且使用了相同的研究方法——“以少数民族之遗风印合古史”。
顾颉刚在读古书的过程中发现，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贵族中有一种奇怪的婚姻习俗——“烝报”，即“卑辈取尊辈之妻妾为己偶”，古代经师将这种习俗定性为“淫”或“鸟兽之行”。在顾颉刚看来，当事双方在当时没有丝毫的遮掩，这种行为甚至还受到女方家族的大力支持，可见时人并没有将其看作不道德行为。因此，传统观点是用后世的道德标准错误地评价春秋时期的习俗，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做法。
汪宁生对《诗经·魏风·伐檀》的解读很能代表他的治学方法特点。对于该诗的宗旨，历代经师的解释大体一致，即“《伐檀》是不得意的‘君子’”的慨叹。“五四”以后，顾颉刚等学者指出《伐檀》是伐木者对不劳而食者的鞭挞。汪宁生指出，传统学说的成立有赖于两个前提：第一，伐檀本为制车之用，却被置于河边，“必是比喻有用之材置于无用之地”。第二，黄河之水本来浑浊难清，“诗言河清者乃期待明君之意”。所以，如果能够证明“伐檀置于河边及河水清涟均为诗人所见事实，而非诗人特意虚构用作比喻者”，传统学说就无法成立。汪宁生曾在云南泸西县参加劳动，在此期间曾对当地汉族和壮族居民的制车情况做过调查，发现他们为了防止木料干裂、生虫，经常把用于制作车轮的木板泡在流动的河水之中。这条材料正好可以用来印证该诗中伐檀之后置于“河干”“河侧”的记载。可见伐檀之后置于河边自有其实用价值，而不是“将有用之材‘置之不用’”。至于第二个前提假设，汪宁生发现，“任何浊流两边近岸处仍是比较清澈”，诗中说檀木伐来后放在河边，“则诗人所见为清水，自无足怪”。汪宁生在文章结尾处指出，“为了更好地研究《诗经》”，应当“注意少数民族的习俗和文化，对于深入了解某些诗篇的创作意图和社会背景，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把这一研究升华到了方法论的高度。民族考古学是顾颉刚摸索出来的一种古史研究方法，因为属于草创阶段，以实证为主；汪宁生则继承了顾颉刚这种研究方法，并且在方法论意识上更加自觉。
民族考古学原理是发现问题、提出假说、检验假说，研究者首先需要具有深厚的文献功底，方能发现以往尚未解决的疑难问题。其次，研究者还要能够接触到少数民族的资料，从而在古代文献与民族志材料之间建立合理的联想。最后，研究者还需要借助严密的论证，运用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印证这种假设。在汪宁生看来，顾颉刚性好远游，但他游览的目的是“多所见闻，用以证明史事”。顾颉刚认为借助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可以提升古史研究的境界，汪宁生正当壮年，“独能旁搜远绍，成此绝业，他日成就何可量耶！”汪宁生可谓顾颉刚的空谷足音，因而能成就一段倾盖如故的深厚友谊。
不过，无论是顾颉刚还是汪宁生，他们“以少数民族之遗风印合古史”的研究方法均非率尔操觚，而是审慎思考的结果。顾颉刚最初对民族考古学方法的有效性曾持有疑问。早在1924年，他撰有《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一文，对于《诗经·大雅·生民》中姜嫄“履帝武”而生后稷的记载，顾颉刚认为《生民》中这种情形应当借鉴民俗学加以解读。
其后他逐渐认识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1928年4月，顾颉刚与傅斯年等人访问数位来到广州的瑶民，“问俗问字；并观其跳舞”。他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大约始于1932年，七七事变后，他接触到更多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并将其风俗习惯用来研究古史。不过，顾颉刚以往所做的大多是一些实证研究，并未解释为什么借助民族学知识可以说明古史问题，直到1957年接受《文汇报》采访时，他才从理论上对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予以说明，即“古代的社会现象已没有了，但在某些少数民族的生活中还存在著”，所以研究历史不仅要阅读各种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更要研究现代少数民族的生活情况”。
汪宁生则是在阅读《浪口村随笔》后才意识到，民族学与考古和古史研究均可产生密切的联系，从而明确了自己的治学目标——借助民族学知识开展考古与中国古史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起，汪宁生在多年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民族考古学的工作原理、价值、特点等理论问题加以思考。
顾颉刚和汪宁生的民族考古学都体现了从实证研究逐渐延伸到理论思考的特点，此种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深化的态势。
顾颉刚与汪宁生都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走上了民族考古学研究的道路，经过多年思考与实践，他们逐渐坚定了对这种研究方法的信心。
顾颉刚自儿时读书即善于思考，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业的精进，其创新意识更为强烈。如他一方面推崇清代学者的成就，另一方面又力图超越清代学术。今人治学为什么能超越清儒？顾颉刚认为，在注重传世文献的基础上扩大见闻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条件。《浪口村随笔》是顾颉刚的得意之作，自该书问世以来，他继续搜集相关资料，对相关内容不断完善。汪宁生在顾颉刚影响之下走上民族考古学道路，在从事这一研究的过程中，汪宁生对当时那种呆板、概念化的民族调查方法深感不满，在自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之后，其研究水平明显提高。
从20世纪80年代起，汪宁生逐渐认识到摩尔根的古典进化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于是对深受摩尔根理论影响的中国历史研究提出尖锐的批评，对自己选定的民族考古学道路从未动摇，而是坚持到底。
顾颉刚与汪宁生都善于运用民族学的知识解决古史问题，但二人也意识到并非简单地把民族学知识运用到历史学领域就能自然而然地推进历史研究的发展。现代学者在研究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史、民族学之时，“皆欲跳过经学的一重关，直接从经中整理出古史来”，在顾颉刚看来，这种“舍难取易”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汪宁生指出，民族考古学的研究应当包括三个环节，“提出问题或对旧说进行否定——通过民族志材料进行类比以建立假说——从考古材料本身寻求证据以验证假说”。对所有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的深入把握是成功运用民族考古学的必要条件，这就从历史研究出发自后又回归到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