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宝山区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有一封写于1941年的红色家书。这是一张薄薄的已发黄的小纸头，信纸的边缘已有些许破损，纸上的字迹也在时光荏苒中墨色淡去。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爸妈：

     很久没有寄信回来，真不行，可是同我店内忙碌，没有空闲，想来是可以原谅的吧。月薪是三元伍角，已够儿的零用了。请您们不必挂念，上次的来信，您们可知道吗？

     我深刻的知道，栽养我费了极大的心血。我为了我的事业，我为了中国能独立幸福，为人类自由平等而斗争。这一伟大的革命事业，不是短期内可以成功的，定要经过很长的极艰苦的工作。要有很残酷的流血过程，这次顾祝筒（注：同）用五师兵力包围四军之部，结果受了英美法苏及我全国老百姓的反对，遭到了很大的打击。”

      我对于家里的一切，再不可能顾到丝毫了。一切望小弟弟担贷了吧。……

       祝新年福康

                                                              儿 勇伟 上 12晚写

宝山籍新四军老战士杨勇伟写给父母的家信（1941年），由杨勇伟之子杨晓伟先生捐赠给宝山区档案馆。

这封泛黄的家书，被写信人小心地夹在塑料封皮里面保护收藏，封皮上还专门贴了一则标签，上面附注“（19）41年给家中信，解放后转交”。

写信人叫杨勇伟，参加革命前原名杨柳德，出生于1922年1月22日，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杨家堰人。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杨勇伟的老家正好位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上海的必经之路，杨家堰也难逃成为战场的厄运，席卷到战争硝烟之中。杨勇伟跟着父母和全家老小一共19口人，一起加入到逃难的茫茫人群中。途中由于遭到日本人飞机的狂轰滥炸，一大家人被冲散了，待战事稍微平息之后，杨家清点人数，竟有8名亲人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在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后，民族大义、国仇家恨，在杨勇伟心中埋下种子。

逃难之初，杨勇伟一家被冲散到了三个不同的难民营艰难度日。后来，因为上过私塾，读过几年书，杨勇伟开始到上海南京路上永安百货公司的皮件柜台做学徒，靠打零工维持生计。晚上他到夜校读书，参加过表演艺术方面的培训，这为他日后在与敌人斗争中擅长化妆侦查等技术积累了经验。在学习生计本领的同时，杨勇伟在这一时期开始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思想。在他留下的一首写于1939年、重抄于1943年12月的短诗《痛苦的日子》中，杨勇伟的精神世界可窥一角。

痛苦的日子

孤岛呀！——上海

死气沉沉——

黑暗！赌博！荒淫！

腐蚀着人们的心！

生活在这昏糜之岛，

似被关进铁窗牢笼。

痛苦！难受！愤恨！

但有什么用！

不！不能这样下去！

要光明！要雪民族之恨！

勇气呢？鼓起勇气吧！

冲破这牢笼！冲冲冲！

杨勇伟诗作《痛苦的日子》，写于1939年，重抄于1943年。由杨勇伟之子杨晓伟先生捐赠给宝山区档案馆。

在诗尾的附注中，杨勇伟写道：“此篇诗还是在1939年上海时所塗。参加革命后在申所作的诗全带在身上，不离落寸步。在崇明和几年来的抗日斗争，我又作了不少记述自己生活的诗。但由于反扫荡和反清乡斗争的残酷，它们全部葬身鱼腹。这篇东西是在一本书中偶尔发现的草稿，也是我1943年以前唯一的一篇了。”

正是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疾苦的深深关切，杨勇伟毅然追随中国共产党的脚步，投身革命事业。1938年5月22日，党中央指示当时地处上海的江苏省委，在上海组织一批进步青年，前往当时属于江苏省的崇明岛等日伪军力量相对薄弱的“白区”，充实抗日武装力量。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杨勇伟于1940年1月（时年18岁）的一天夜里，悄悄离开了父母和家人，前往崇明岛，参加崇明抗日游击总队，在游击总队特务中队7班担任班长，在韩念龙（原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原常务副部长）、陈国权（革命烈士，抗日战争时期崇启海地区党的主要领导同志之一）等领导下，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40年5月，杨勇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9月，崇明抗日游击总队奉命渡江北上，与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主力部队会合，编入新四军苏中军区四分区指挥部三旅。1940年10月，杨勇伟担任连队政治指导员，之后参加了著名的“黄桥战役”。这封写于1941年新春的家书，正是杨勇伟参加革命后给父母寄出的信件。当年寄信时，由于家乡已经是沦陷区，杨勇伟为了防止家人遭受日伪军迫害，便先后以去苏北求学、做工等为托词，向家中去信报平安。由于当时家里不了解真实情况，对于杨勇伟作为家中长子不辞而别一事，杨勇伟的母亲一度极为伤心难过。解放战争胜利后，杨勇伟返回家乡，家里又将此信重新交回杨勇伟手中，成为杨勇伟那段战斗岁月最真实、最鲜活的历史见证。

而说起杨勇伟的战斗故事，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一段经历，便是他在南通县政治保卫队（又被称作“短枪队”）的战斗生涯。在反“清乡”的战斗岁月里，短枪队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插敌人的心脏。正是在锄奸斗争中的英勇表现，让杨勇伟成为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一枝梅”。

那是1943年4月的一天，短枪队得到情报，到南通来催运封锁器材的如皋县岔河大检问所主任凌月东到了天生港。按照上级要求，短枪队要想方设法把这个汉奸除掉，给敌人一个下马威。

接受任务之后，杨勇伟向队员们交代了战斗部署和集合时间地点，便化妆成为一名小老板，独自前往天生港附近侦察地形，并入住天生港旅馆。傍晚时分，杨勇伟前往预定集合地点，和队员们会合后，短枪队在距离天生港郊外一、二里路的地方，找了个单家独院的人家隐蔽下来。天黑之后，杨勇伟和队员一起再次化妆成木匠，出去走街串巷，熟悉附近地形。再次侦察完毕后，杨勇伟又恢复成了“小老板”的打扮，回到旅馆静待时机。没想到，当他正在院子里散步时，遇到了鬼子的查房，大门口还设置了警戒。此时如果回到房间坐等查问，没有证件，情况会非常被动。这时，旅馆边上照相馆的老板正好出现在门口，杨勇伟当机立断，迅速走向前去与照相馆老板主动攀谈生意经，热络地聊了起来。一旁的盘查人员见两人之间亲昵的样子，解除了疑心，没有再盘问，反而跟在一旁聊天。

鬼子的查房，虽然叫人捏了把汗，却更让杨勇伟心中有了把握。之前的情报只是说这位汉奸主任可能入住天生港旅馆，看到如此兴师动众地查房，基本上可以判定短枪队的目标就在旅馆之中。为了确定目标所在具体位置，第二天，杨勇伟留在旅馆里继续侦察，对每个房间的住户都摸了底，却并没有发现什么疑点。一想到整个旅馆只有老板住的厢房还没有进去，杨勇伟便决定直闯老板的房间。

为了不暴露身份，杨勇伟摆出一副小老板的架势，走到旅馆老板房间门口，一边喊着“我要找个好的房间”，一边往里走。老板赶紧出来挡驾，颇为紧张地说“这里不住客人”。此时，杨勇伟已经一眼看到房间里坐着个大胖子，身穿提花绸缎大褂子。心中有数的杨勇伟便退了出来，再度细心留意旅馆老板家近期的来往人员，发现接待的多是敌伪军政界人物。种种迹象表明，短枪队的猎物找到了。

1943年4月20日夜晚，杨勇伟和队员们准备动手。短枪队潜进天生港旅馆，摸到了老板厢房后面，听见此时里面正在唱堂会，唱戏的、拉二胡的、作陪的，乱哄哄地闹成一片。短枪队向里面一瞧，那个汉奸主任正靠在窗边椅子上，半边脑袋露在窗口，对面半躺着一个军人模样的人。惩治敌人的时刻到来了，杨勇伟轻轻把枪往窗台一搁，扣动扳机，“啪”的一声，这个汉奸主任就送掉了性命。短枪队队员们又向房中扔了颗手榴弹，顿时屋内哭天抢地、乱作一团。

2005年，当年杨勇伟所在部队团长、改革开放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省长的梁灵光同志，在2005年第1期《福建党史月刊》上刊发的回忆文章《锄奸与反封锁》中，描述了杨勇伟和短枪队当年的英勇表现（摘录）：

“在锄奸斗争中，最活跃的是县政治保卫队（习惯称短枪队）。保卫队队长杨勇伟个子不高，但人很机灵，也很勇敢，他率领的短枪队十分精悍，经常深入据点独立作战，使日伪谈短枪队色变。”“短枪队撤出时，还散发了一张传单，上面写着‘飞檐走壁，来无踪，去无影’，署名‘一枝梅’，从此，‘一枝梅’的传说在群众中不胫而走，广为流传，而汉奸、特务听说‘一枝梅’则胆战心惊。”

正如这封1941年的家书中，杨勇伟亲笔写下的“我为了我的事业，我为了中国能独立幸福，为人类自由平等而斗争”宣言，作为他毕生的信仰和奋斗的目标。他是这样写的，更是这样做的，用自己英勇、无私、忠诚的革命战斗生涯，为这一封共产党员的战时家书，渲染上了一层永不褪色的红色光辉。

（本文原载于《上海档案》2021年第5期，内容有删减）

来源：上海宝山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