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苏轼吟诗图》  张耀明画

苏轼的一生是传奇多彩的，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耐人品味。他信奉儒家道家与佛教，面对那个不很完美的世事他充满了矛盾，但从未放弃他的信奉,即使屡次贬谪，也没有气馁妥协，始终乐观人生。甚至他的举世之作都是伴随着他的坎坷遭遇诞生的。我们说，苏东坡的坎坷经历造就了苏东坡的优秀和伟大，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或者说苏东坡为什么能够这样精神顽强？因为他有一颗超然豁达的心境。

苏东坡是中国古代一位文化巨人，在中国人眼里，苏东坡几乎就是古代文人墨客的代表，才华横溢，风流倜傥，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对于苏东坡穷尽其词怎么赞美也不过分。

苏东坡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即学术、道德、政治完美融合于一身。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被他影响着。无论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都会喜欢他，都会被他的才华和人格折服。他是高智商的天才，学者型的官员，豪放性的诗人。

论到雅俗共赏，士大夫和平民都喜爱的，恐怕唯有那个苦中能够作乐且风趣幽默的苏东坡了。他自己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

那么在世界人眼里苏东坡又是怎样的呢？

法国最著名的汉学家成安妮（Anne Cheng）女士说，苏东坡体现了“文化和道义方面的人道精神”，而这正是“极具批判精神并附有渊博学识的、不再是苛刻的评论家而是对万物都好奇的智者”的文人所追求的精神。

2000年，法国《世界报》评出千年英雄（1001年-2000年），全球共有12位，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世界报》认为，苏东坡的从政生涯同他的诗文书画一样，都属于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作者以极其赞赏的笔调这样称呼苏轼：“一个不可救药的文人”。要我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好人”。

读懂了苏东坡的人，才能读懂人生。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坚持以人为本的温和治国理念；开创诗词一体的豪放词风；独创遒劲扁卧的“尚义”书法；推崇“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美学观。还有医药养生、美食文化等等，他几乎在他所涉及的每个领域都能玩出自己独到的那个经典。

他是人类的范本。如果人间有完美当推苏东坡。因为他的缺点也是完美。

说到苏东坡我们首先就会想到的他的诗词，想到他的诗词就会想到他的中秋词，想到他的中秋词就会想到密州，想到密州的超然台。

超然台凝聚了苏轼在密州的诗情画意。更凝聚了苏轼超然物外的处世哲学。超然台精神内涵在苏东坡一生中具有重要思想地位和精神价值。

超然台自1945年毁于战火，几十年来，重建超然台成为了诸城几代人的梦想，也是东坡文化的梦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诸城人民踊跃呼吁，重建超然台的呼声日益高涨，引起诸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曾经多次就超然台重建的选址，设计，组织研讨和论证。终于在2007年破土动工。我有幸参加了超然台重建工作，并担任展陈大纲的总体设计和艺术监制。这也给了我一个深入认识苏轼，特别是认识北宋熙宁年间知密州的那个苏轼。

图2、《东坡得砚图》  张耀明画

我们要认识密州知州的苏轼，就要搞清楚来密州之前的苏轼。

苏东坡不是为了做官而做官的人，他是有着自己独立思想，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远大抱负的人。

苏东坡年少风华正茂，20岁科举前茅，令欧阳修叹服。

苏东坡一生遭遇了五位恩威并重的皇帝。

宋仁宗把他作为宰相接班人选择了他。

英宗一登基就选择他。

宋神宗对于苏东坡又爱又恨，爱他的才华，恨他不听话，反对变法。宋神宗吃饭的时候，常常一手拿着筷子，一手拿着苏东坡的文章，边看边点头说，“人才难得，人才难得啊”。在苏轼身陷乌台诗案死罪时候保了他一性命。

唯独哲宗心态扭曲，报复性贬谪他这位曾经的老师。

宋徽宗爱才，大赦天下解放了苏轼，可惜岁月摧残了苏轼的生命，没能效力，否则，如果宋徽宗重用了苏东坡，凭借他的才能或可以挽救北宋的灭亡而改写历史。

苏东坡一生八任太守。密州是他的第一次。我们说苏轼有三次大的贬谪，实际上都是乌台诗案的变异和升级。或者说就是宋哲宗的借题发挥，找个出气而已。

熙宁四年（1071），苏轼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方，难以应对封建王朝的官场争斗，于是自请离京外任。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一时期苏轼的地方任职经历是自己“取得”的，而非贬谪。杭州通判期满改升太守，这是一次擢升。

在杭州通判任上得到了锤炼和经历的苏东坡终于明白了，要继续远离朝廷，远离闹市，他以近弟苏辙之由再一次主动要求选择了偏远的密州。

北宋熙宁年间密州为安化军节度。隶京东东路，领五县：诸城、安丘、高密、莒县、胶西。

苏轼知密州时，境内共有农户36268，其中主户（有耕地者）14052户，余均为客户（无耕地者）。州境方圆千余里，辖区相当于现在的诸城、安丘、高密、胶州、胶南、日照、五莲、莒南、莒县等九个县市。

苏轼为什么选择相对杭州较为偏远冷清的密州呢？与弟弟苏辙靠近只是一个可以公开与皇上说的理由，而真正的考虑并非如此。

我们从苏轼在从杭州启程密州的路上，写给苏辙弟的诗信《沁园春，赴密州早行》可以看到了苏轼人生遭遇的不幸和壮志难酬的苦闷与无奈。同时，我们看到了苏轼选择密州的真正原因。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苏轼在这里与苏辙弟共勉，被任用或被弃置取决于时运，积极入世或消极避世则由我决定，何妨落得个袖手旁观，清闲自在。我们只要健康快乐，能悠闲一生就好。

我看苏轼实际上就是在寻找他心中向往的超然之地。

熙宁七年（1074）秋月，苏东坡从杭州通判任改密州知州。职务全称是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借紫。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的计划单列地级市市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比潍坊这一级别要高点。（北宋时期的州府是地方最高一级政府机构，直接有中央管辖，任职知州太守必须是在中央朝廷里做过一定职务经历的）。

这一年苏轼38岁，也算是年富力强的干部。有的人说苏轼这个年龄是年轻干部，我不这么认为，北宋那个年代人均寿命也比现在低近20岁，成家也早，工作也早。苏轼17岁就结婚成家，20岁就读完了所有学习科目，参加科举考试，相当于现在的国考，比现在整整早了十年。所以苏轼38岁这个年纪应该相当于今天的40 多岁较为合适。

苏东坡正式到任密州府时间是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三日，至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离任，共两年整。

那么，苏东坡在这两年时间都做了哪些事迹呢？

主要体现在执政业绩、超然情怀、诗词成就三个方面。

一、 苏轼让密州百姓安宁幸福

（一）关爱百姓 抗旱灭蝗

苏轼从小在母亲那里接受过扎实的儒家文化洗礼。

苏轼始终是那个想做范滂的苏轼，无法袖手闲处看。他虽信奉道教，更有儒家的担当。他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即便是皇上那么的贬谪他，如果再启用他治理一方，他依然会义无反顾的从命效力。

尽管苏轼在来密州之前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密州的实际困难状况还是让苏轼始料未及。苏轼投入密州的政务里忙的也是筋疲力尽。   

苏轼刚到密州时，恰逢密州连续七年大旱，自秋入冬，方圆数千里，久旱未雨，麦不入土，铺天盖地的黑压压蝗虫，“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眼前的情景令他怦然心动，苏轼在赴任途中就带领官员随即展开了在密州的灭蝗工作。

图3、《苏轼密州灭蝗》 宋齐鸣画

由于蝗旱之灾，加上朝廷变法用人不当、操之过急，赋税加重，老百姓不堪重负，民不聊生，对新法怨声载道，导致盗贼猖獗，密州处处流殍为患。苏轼到任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停止新法，让密州百姓看到了希望。

面对灾情，除了积极地从外部争取条件，解救百姓于水火，苏轼还带领当地群众，主动抗灾，不等不靠。他访问了众多农夫野老，从人民的智慧中汲取经验，经过一番研究，最终决定用火烧、深埋的办法彻底铲除蝗害，为了鼓动群众抗灾的积极性，他还实施了奖励政策，动用部分仓米来奖励捕蝗的群众。

苏轼一方面主张防患于未然，请求朝廷减免赋税，放行盐禁，帮助百姓解决衣食问题，以此减少盗贼隐患。另一方面，本着为州民负责的态度，采取得力措施，镇压了一部分“乐祸不悛”的“凶残之党”，“诛一以警百”，从而既打击了盗贼，又挽救了那些误入歧途的人，维护了密州人民的安全，保证了抗旱灭蝗斗争的顺利进行。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成绩显著，当地的灾情基本得到控制。

（二）除暴安良  收养弃婴

苏轼在密州的两年，比之在杭州做了许多实事。这一来因为他是一州长官，有了更多的主动权；二来密州正系多事之秋，天灾人祸以及混乱的社会治安，都为苏轼施展政治才能提供了用武之地。

苏轼疾恶如仇，对仗势横行乡里、肆意殃民者，绝不纵容姑息。只要百姓告发，他便要查清真相，迅速出击，一举抓获治罪；对于一时猖獗的盗贼，苏轼广泛发动群众，悬赏缉盗，抓到强盗立即兑现奖金，因此当地百姓人人奋力协助官府缉盗；对于政风败坏的地方官员，他亦直接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斥责，甚至对于不讲规矩的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官员，他也绝不姑息纵容。

由于多年灾荒，密州境内弃婴事件层出不穷。苏轼巡行州内各地，不时可见婴儿被丢于荒野，心里十分难过，又忙着“洒泪循城拾弃孩”。

为防止更多人弃婴，他专门筹出一笔经费，用于此项事务，并张贴告示，规定：愿意领养孩于的家庭，由政府每月给米六斗。以此办法鼓励人们善待这些幼小的生命，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虽非根本解决之道，但他已尽了个人最大的努力。这在当时密州政府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三）奏罢手实  为民除忧

天灾，已使密州民不聊生，而变法投机分子吕惠卿创制施行了一种新法——“手实法”，此法规定，百姓自报财产以定户等；为防止有人少报而奖赏告其不实之人；此法还规定，不按时施行的，以违制论。苏轼认为，“手实法”是奖励告密的，而悬赏奖励告密者则是败坏社会风气，危害极大。于是，他到任二十几天，便向朝廷呈报了《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反对吕惠卿等人极力推行的“手实法”。苏轼上书不久，由于“手实法”的施行造成了滋事扰民的严重后果，给朝廷的变法招惹了不少是非，宋神宗便下诏废止了“手实法”。
　　苏轼建议采用简单易行的“五等古法”定役钱，并主张用“宽剩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就像唐代的长征卒，“民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由于他在密州实行民出钱可以免役以尽力于农事，结果“民甚便之”，密州当地百姓无不称道。

（四）祈雨常山  兴修水利

旱灾不缓解，蝗灾就不能完全解除。按宋代惯例，上至皇帝，下到州县长官，遇到干旱都要“祈雨”。“祈雨”就是祈丰收，祈民福。为了解除旱灾，苏轼耗尽心血，多次率领下属官吏和百姓去密州境内的常山祈雨。

图4、《常山雩泉》 张耀明画

苏轼清楚，祈雨常山，缓解了旱情，这只是暂时的，要想农业丰收，让密州农民安于农事，就必须要兴修水利，这也是苏轼多年地方官任的经验。苏轼经过实地考察，在密州开展了两项水利建设，一是改造雩泉，二是筑堤引水。

熙宁八年五月，苏轼在常山泉水处祈雨有应，于是将泉取名雩泉。熙宁九年四月，苏轼作《雩泉记》并刻石立于泉侧。这是一处可以饮用，亦可灌溉的水资源。苏轼命人琢石为井，作亭于其上，名之曰雩泉。对雩泉进行了保护和合理的开发利用，使雩泉成为密州百姓饮用和抗旱的不尽水源。苏轼修筑雩泉的另一意图是为了“勉吏”，更是为了自勉，提醒自己时刻关心民间疾苦。

苏轼的第二项水利工程是筑堤引水，于城南数里处发动百姓筑十里长堤，相关的记载没有祈雨开泉那么详细，但苏轼在《满江红 东武南城》这样写到：“东武会流杯亭，上已日作城南有坡，土色如丹，其下有堤，壅邞淇水入城。”这个水利资源至今让诸城人民受益。

由此看来，杭州西湖苏堤不是苏轼的第一件作品， 密州的邞淇河堤才是苏轼水利工程的处女作。换句话说，正是有了在密州修建邞淇河堤的成功经验，才有了后来修建西湖苏堤的胆气。

他还计划在此修建大坝，既可蓄水以备天旱时灌溉农田，又可在连日下雨的情况下阻挡大水淹城。只是可惜，这一大型水利工程直到苏轼离开密州时也未能成为现实。令苏轼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想法历经八百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终于实现了。

(五) 出猎习武  军民备战

苏轼忧虑未来，有远见卓识。面对辽夏等国对北宋王朝的骚扰，他力主朝廷不能妥协，用武力来对付武力成为他一贯主张。就他自己而言，身体力行，积极地习射练武，督促军民备战。

苏轼身为密州太守兼骑都尉，负责统帅地方武装。他常常率领官僚们到密州南部常山附近一个叫黄茅冈的地方练习骑射，并在农闲季节组织民兵与同僚会猎，训练预备役部队，准备随时打击来犯之故。在训练之余，诗人的苏轼因心所驱使，有感而发，豪情万丈，屡屡作出动人诗句，其豪迈气概撼动八方。

图5、 《苏轼密州出猎》张耀明画

二、密州给了苏轼超然的力量

（一）盖公的影响

苏轼为什么来到密州别的事没干先建盖公堂？并且还建在州衙内？又撰文写盖公堂记？苏轼为何对盖公如此热衷而推崇呢？盖公是何许人也？苏轼这一举动引起了众人不解。

 苏轼出知密州，总揽军政大权，决意效仿先贤治理地方的经验，寻访遗贤故老，咨询治道。盖公，密州人也，是继承“黄老学说”的集大成者。主张“贵清静而民自定”，以清静无为治国安民。所谓“萧规曹随”，萧何是个法律专家，曹参“无为而治”，照章办事，喝着小酒就把汉帝国治理的井井有条，这与幕后盖公的辅佐有很大关系。惠帝以后，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连同他们的母亲窦太后、薄太后都信奉盖公的黄老学说。应该说，汉代的统治和稳定发展与推崇“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是分不开的。

苏轼从小就倾心“庄子”道家学说，道家学说一直在伴随着和影响着苏轼。随着苏轼眼界的不断扩大，阅历的加深，宦海浮沉的遭遇，人情冷暖的体察，他对学习道家学说有了更浓厚的兴趣。而这个兴趣爆发点就是在密州，切入点的实际行动就是在州衙建盖公堂，写《盖公堂记》，以及后来又在《超然台记》上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游于物外则无往而不乐的道家哲学。

苏轼由衷感叹：“曹参为汉朝的宗臣，而盖公是他的老师，可以说是一件盛事。但史料没有记载盖公的结局，难道是古代道德修养很高的人得道成仙而没有死吗？胶西东面有大海屏蔽，南面依傍九仙山，北面隶属于崂山，这些地方有不少隐士，但只听传闻而不见其人，即使可以看见人，也不可招致，谁又知道盖公不往来在这些隐士之间呢？我怎样才可以见到他呢？”于是，苏轼在州府衙门内修建盖公堂借以凭吊，随时和宾客同僚吏员们一起，到这里来游乐休息。他甚至希望有朝一日，还会有盖公一样的人来此居住，自己则得以藉此与之来住。

也许，导致苏轼热衷于道家盖公学说与当时北宋变法有关吧？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曾提出过不同意见，没被采纳，而主动离开朝中到地方，这不能不说与王安石变法有关，同时，苏轼对儒家“一治一乱”之说，也产生了质疑。

特别是苏轼在杭州，密州的经历，使他更加认清了道家之说对治国和自己的性情有益处。尤其是他上任的密州地方，又是道家始祖黄老得意门生盖公的家乡，对于崇敬道家学说的苏轼来讲，这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怎么可能不热衷推崇盖公呢？我真怀疑苏轼是不是为了盖公而选择来密州的。

苏轼治理密州时，立足现实，效法盖公，借鉴道家学说，吸取历史经验，以达到医治社会创伤之目的。从苏轼初来密州时看到的“斋厨索然，日食杞菊”，到后来的“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已发黑”，足以说明他的政策是奏了效的。

（二）超然的力量

苏轼的文人情怀与密州的人文精神不谋而合。

一年的整治，密州的风气明显有了变化，密州百姓也越发信赖这位太守。

除去生活的艰苦，苏轼渐渐地感受到密州深切的人文之美，他感受到了密州百姓的淳朴和善良。诸城之俗“好学重儒，习礼仪，尚齿让”，无论同僚、朋友、员外、百姓都能和睦相处。

苏轼毕竟是一个文人。救灾既毕，政务稍松，苏轼便着手修葺密州城的名胜古迹──北台，台上可以眺望四野景色，扩展胸怀，他不但修复了旧台，还在台上建了一座山堂，又将秦篆刻在石上，列于台中。每逢登台骋目，南可见马耳、常山时隐时现的烟景，北可见潍水不舍昼夜的急流，东可见相传有秦人避世的卢山，西可见巍峨如城郭的穆陵。台上冬暖夏凉，高爽敞亮，他常于花晨月夕，政务暇时，备园蔬池鱼，携带宾客，在此即兴饮宴。

苏轼为什么修葺北台？这是苏轼崇拜盖公清静思想的实际体现，他向往萧规曹随的治国理念，一心效仿曹参喝着小酒，治理国家的无为而治、不扰百姓的执政思想。一旦平稳局势，就力图恢复与民休息的日常清静生活。

苏轼没有铺张浪费的大兴土木工程。而是借原有的城墙北台，稍葺而新之。“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

图6、《苏轼北望潍水》 张耀明画

在济南任职的弟苏辙闻知，借《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意，取名“超然台”。作《超然台赋》，在赋中大抒“诚超然之无不可兮，又何有于忧患”，正是对兄长“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之词的深度回应。苏轼欣然亲笔题名，并作“超然台记”。

苏轼认为：心滞于物，物虽微小也能以“高大以临我”，将我罩于其中。很显然，这不是微物自大以罩人，而是人将自我微缩成了比微物还要细微之物，潜滞于微物之中而不能自拔。在苏轼看来，所谓功名、富贵和一切过分的物质需求，都是人为的病态与滞障。只有心在物外，了无牵挂，“超然出于形器之表”，做到“超然无累无物”，才能得到大自由、大自在。
   在苏轼心目中，最超然的是飞于天外的“鸾鹤”，是腾空于云端的天马神骥，是高蹈世外的陶渊明、谢灵运，甚至是尘世之念全在度外的禅师、罗汉、如来佛祖，更是传说中的神仙人物。而在奉君世事上，“超然”之念直接促成了苏轼有异于传统儒家用世理念的行藏居处观：

这时候的苏轼已经忘记杭州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热闹，习惯了密州清冷孤寂的生活。日子平淡了，但是温暖了，吃的虽然艰苦，但是健康了，工作辛苦了，但是内心充实了。

苏轼把这一切心情快乐都归功于他的超然物外。这说明苏轼在密州已经找到了自我愉悦的可能，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掌管一地政务，他有成就感，更为自己能够放弃美恶横生的朝廷，远离那些眼花缭乱的无稽争斗而庆幸。

图7、《苏轼超然图》 张耀明画

都说苏轼是一个文人，始终有一颗风骚雅兴的心。要我说，苏轼是一个有担当又有思想的人。

苏东坡认为人生短暂，与其耿耿于怀，不如及时行乐，超然物外，不要做物质的奴隶，这是一种自我排遣、自我安慰的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的体现。

苏轼认为人一旦超脱于物质的诱惑之外，无欲无求，无所畏惧，不再患得患失，就不致心为物役，身为欲使，这样生活，就会活得幸福，就会省却一切烦恼，体会到更多的生活乐趣，领略到世间更多美好的东西。即使在困境中也能苦中做乐，在顺境中也能保有一份淡泊。

苏东坡给了密州一个超然台，密州给了苏东坡超然的力量！

苏东坡在第一次主动要求离开朝廷，就已经有了一颗超然的心。密州两年的主政经历和锤炼，更加强大了他超然的自信和力量，正是因为有了密州的经历，他才能够承受乌台诗案的打击，他才能够面对一次次的贬谪，他才可以在黄冈自号东坡居士，他也才能不因高太后重用自己而苟同保守派，并再一次选择远离朝廷。这就是倔强而超然的苏东坡，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是一个有担当精神的超然达观。他是一个想做范滂的实现自我价值的超越自然。

苏东坡在密州找到了盖公，也找到了超然，是超然的力量成就了苏东坡，成就了苏东坡的豪放词，也成就了密州的超然文化。

三、超然的力量促成了苏轼豪放词风

密州的风土文脉与苏轼的超然品格促成了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

说到苏轼不能不说他的诗词，除了在密州政绩，苏轼最重要的贡献是开创了北宋豪放词风。苏轼一生写了2700多首诗词，在密州两年时间就写了200多首，应该说是高产量的。最具代表性的有《沁园春·赴密州早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望江南·春未老》等。

图8、《密州春未老》 张耀明画

苏轼固然在多个方面都很突出，但首先他是一个诗人。苏轼诗词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他对于宋词进行了多方面的创新，将诗词一体化，建立了新天下耳目的豪放派，取代了传统婉约词派的统治地位，改良了宋词的发展方向。成为北宋词坛豪放派的开创者。

苏轼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苏轼以创作诗的态度来作词，使人发现了词这种文学形式的内在潜力。它除了适应音乐曲调，更重要的是可以从自身的格式变化，发展成为一种独立抒情诗体，这样，苏词的抒情言志突破了“诗尊词卑”、“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确立了词的独立抒情诗体的地位。

苏轼的豪放词为何是在密州出现的呢?

纵观苏轼一生，应该说从杭州到密州这个时期是苏轼最好的一个时期。从家庭来说，前妻王弗走了以后，又娶了爱慕自己已久的其堂妹王润之，在杭州又刚刚遇到并赎回了红颜知己朝云姑娘作侍女，并携家眷一起来到密州。

苏轼知密州是一次妥妥的升迁扶正，也是第一次做一把手，享受“借紫”三品官位，拿到今天也是一个副省级干部了，掌管一地，终于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心情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来密州后开展了很多积极有效的工作措施，得到了密州百姓欢迎。从主观精神上具备了豪放的可能性。面对密州山河，他率领军民驰骋狩猎，似乎找到了少年风华，狂扫京城的感觉，才有了“老夫聊发少年狂”，“西北望，射天狼”的豪迈感慨。当然也有一个客观原因，是当时王安石罢相后，有人举荐苏轼，也是促成苏轼密州出猎词豪放的因素。

苏轼因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和道家超然物外的思想共存而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密州的诸多困境也加剧了这种冲突，苏轼内心自然也是痛苦的。他身为太守父母官，深知责任在身，看到密州百姓遭受天灾人祸又不能袖手旁观，可是自己的位置和处境又有局限。

947年的今天，苏轼就是在诸城这里与家人喝罢团圆酒，兴未尽，又在超然台上摆酒邀友第二场，欢饮达旦，大醉，至情绪高涨，中秋佳节，他思念济南的弟弟；感怀曾经风华正茂立下的远大抱负。面对秋月当空，他激情浪漫，跌宕起伏，问天，问月，仿佛他要质问整个世道。此时此刻在他的心中，明月是家人的团聚，更是理想的实现，事业的成功。苏轼内心深处充满了矛盾，二十年的风风雨雨，虽春未老，更需诗酒趁年华。

图9、《问月》 张耀明画

苏轼当然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面对皇上他也很想能够有机会“乘风归去”，“致君尧舜”，而又难以苟同新法，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最终，苏轼还是从开头的用事思想回到了超然物外的心境，随遇而安，安慰自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他站在了人生制高点发出了对善良的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所以说，苏轼的豪放词产生是苏轼所处的北宋大的政治环境，密州执政首次掌管地方军政大权，特别是在密州找到了他崇拜仰慕的盖公，建了盖公堂，找到了他人生的精神支柱，又建了超然台，给了他超然的力量。我认为这应该是苏轼豪放词在密州产生的原因。

苏轼非常喜欢他的超然台，喜欢他的超然理念。从这以后，苏轼曾经多次在他的诗词里引用超然一词。苏轼在超然台上创作了多篇经典诗词。仿佛在超然台上更能找到豪放洒脱的心境和诗意。

我们说苏东坡伟大，他取得了流芳千古的成就，是什么让他如此伟大？要我说，是超然的力量。是超然的力量塑造了他的精神品格，他敢于坚持不畏强权，他不求俸禄远离朝廷，他不图舒适选择偏远，都是他的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所带来的无穷力量。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苏东坡那样，超然物外，不被物欲困扰，不受利益束缚，那将会是一种多么惬意的心情。世界将多么和谐！

对于北宋熙宁年间的苏东坡来说，他需要一种力量。超然的力量，是无所不能战胜的力量。苏东坡九百多年前在密州，用他的实践演绎了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黄老精神。他寻找盖公，建盖公堂，建超然台，是在心中搭建他的理想之堂，精神之台。他相信盖公就在身边，他坚信超然物外的力量一定能够实现他的愿望。

我有时候在想，苏轼主动要求下来，首先是与王安石政见不一致，想离开那个不待见自己主张的朝廷，寻找超然的快乐，同时也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尝试他的治国主张在实践中的检验，应该说杭州、密州、徐州任上还是有很大收获的，特别是知密州期间多个方面的工作实践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就，也就增强了他坚持盖公清静无为的治国思想的自信。没料到，正当他继续向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时候，乌台诗案爆发被迫搁浅。也许是苏轼做的太好了，威胁到新党利益，引起羡慕嫉妒恨；也许是苏轼太大意了，低估了新党这帮小人的龌龊。好在苏东坡有颗超然达观的心。

不管怎样，苏轼来密州是他正确的选择，是他用诚心和他的治国理念治理了密州的灾祸，给密州带来了变化，让密州百姓摆脱了困境，赢得了百姓的爱戴。而苏轼也乐在其中，能够用自己信奉的治国理念履行一方执政，并获得了成效，这是他最大的收获和快乐。他热爱密州，热爱密州的百姓，就像他热爱超然台，热爱他工作过的地方，热爱密州的山水草木。密州人民也爱苏轼，也爱超然台。苏轼离开密州任后九年的元丰八年（1085）十月，苏轼赴知登州任途径密州，密州父老儿童夹道相迎，场面感人。苏轼在密州的岁月无疑给了苏轼精神上的鼓舞和政治上的自信。

密州的人文精神，历史沉淀也深深地影响了苏轼的执政思想，影响了苏轼的诗词文学，造就了苏轼的人生阅历，成就了更加伟大的苏东坡。也正是有了密州这段经历，才有了后来的苏东坡，才有了后来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仗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东坡给了密州一座超然台，密州给了苏东坡一生超然的力量。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苏东坡之前没有苏东坡，苏东坡走了，再也没有苏东坡出现了！

好在是苏东坡留给我们的太多了，我们足以享受苏东坡文化，体悟苏东坡超然物外的豁达，获取超然的力量，快乐的做好我们的事业。

张耀明，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诸城市博物馆原副馆长，副研究馆员。超然台展陈《苏轼在密州》总体设计。

2023年9月撰于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