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0期P77—P78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历史博物馆，原题《农业起源与社会转型的三种模式——以中国北方、西亚与墨西哥高原的比较为视角》，摘自《考古与文物》2023年3期，徐鑫摘

考古证据表明，农业起源与扩散，并非一蹴而就的“革命”，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西亚、墨西哥高原与我国北方地区是世界上重要的3处农业起源中心，为我们复原史前栖居模式与定居生活发展过程提供了基础。

西亚地区

（一）西亚的农业经济建立过程。早在距今18000—12000年的后旧石器时代，地中海东岸黎凡特地区的史前居民就对野生禾本科植物有了强化采集与利用，然而，具有驯化性状特征的物种尚未发现。在前陶新石器A阶段（PPNA，距今11700 —10500年），具有驯化特征的二粒小麦、大麦等作物遗存被陆续发现。至前陶新石器B阶段（PPNB）中期（距今10000 — 9300年），面包小麦、亚麻等更多种类的驯化作物被发现，野生植物资源占比明显降低，具有驯化特征的山羊、绵羊、黄牛等家畜开始出现，成体系化的农业经济在西亚宜农地带得到普遍确立。

（二）西亚地区定居化生活模式的建立过程。西亚定居生活的出现早于成体系化的农业经济确立之时。最早定居迹象可追溯至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纳吐夫文化。然而，这些定居化的聚落，仅分布在黎凡特地区资源富集的地中海栎林与草原交汇处。而到PPNA与PPNB阶段，定居村落遗址数量增多，分布范围也日益广阔。纳吐夫文化和PPNA阶段的聚落由聚群分布的圆形房址组成，而PPNB阶段的聚落由密集的方形房址组成。发掘与调查数据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聚落规模越来越大，反映出社群人口规模的扩大；随着时间发展，聚落内房址的分布密度也越来越高。

纳吐夫文化的房屋多为半地穴的圆形或椭圆形棚屋。PPNA阶段，泥砖被广泛用于墙体的构建，建筑变得更为坚固耐用。PPNB阶段，房屋从圆形变为方形。单体建筑发展成具有多重套间的建筑单元。房屋地表用小卵石和泥铺成，并在上面涂抹红泥。这一发展演变，体现出人群为长久居住而在建造房屋方面投入了愈来愈多的精力。

随着时间推移，西亚地区的定居化程度不断提高。纳吐夫文化保存完好的房址中，往往出土数以万计的遗物。PPNA房址居住面上的遗物往往较为稀少，而大部分遗物都集中出土于房址附近的灰坑或地层中，说明人们对房屋定期清扫的行为已经存在。PPNB阶段，房址居住面上更加干净，显示出人们对起居面更为精细的清理与维护。人们在原先废弃的房屋上不断重建新居，以致不同时期的房屋层层相叠，展现了非常稳定的定居形态。定居化生活模式的建立，往往伴随着重大的社会—经济层面的变迁。至PPNA时代，除常规居址建筑外，还出现了粮仓、公共建筑、祭祀型建筑。

以上信息表明，西亚地区定居化生活的建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但比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要快一个阶段。

墨西哥高原

（一）墨西哥高原的农业经济建立过程。墨西哥高原是玉米、菜豆、南瓜、甘薯、辣椒等农作物的驯化中心。考古研究表明，虽然玉米、大豆、南瓜在距今10000 —3500年前的古风时期就已被驯化，但将三者混种并作为主食来源的生计实践，则迟至距今3500年之后的形成期才得以确立。

（二）墨西哥高原定居化生活模式的建立过程。考古证据表明，墨西哥高原先民在古风时代仍然过着随时节而迁移的流动性生活。该时期遗址可分为小型洞穴、大型洞穴、露天遗址。位于瓦哈卡谷地的圭拉那魁兹遗址是小型洞穴类遗址的代表，使用年代为距今10500—8600年。当时人群尚未形成稳定化的居住方式。

除小型洞穴遗址外，瓦哈卡谷地还发现了与圭拉那魁兹同期的露天遗址盖—欧希。遗址内没有发现明确的房址迹象。

墨西哥高原定居式村落生活的广泛建立，出现于古风期之后的形成期。瓦哈卡谷地的圣何塞莫戈特（San Jose Mogote）和蒂埃拉斯-拉勒嘎斯（Tierras Largas）两处遗址起初均为由10余座房屋所组成的小型村落，之后，圣何塞莫戈特的聚落规模逐渐扩大，在形成期中段（距今3000 —2600年）发展成面积达20公顷、人口规模达2000人以上的大型聚落，并出现了建于高台之上的公共建筑。而蒂埃拉斯-拉勒嘎斯则一直保持较小的聚落规模。两处遗址均发现有成群分布的长方形房屋。房屋外侧通常会有2—6处钟形灰坑，营建之初多用作窖穴，之后被用来填埋生活垃圾。这些特征反映该时期人群，建造了更加坚固耐用的房屋，并会储备充足物资，供长久稳定的栖居所用。

稳固的定居生活方式直至成熟的农业经济体系确立之时，才在墨西哥高原地区得以形成，并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经济层面的重大转型。

中国北方

（一）中国北方的农业经济建立过程。中国北方是粟、黍、家猪等动植物的驯化起源中心。至距今9000 —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具有驯化特征的粟、黍遗存在磁山、裴李岗等多处遗址均有发现。贾湖、磁山等遗址出土的猪骨骸体现明确的驯化特征，暗示着家畜驯化的开端。至距今7000 —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生产取代狩猎采集，成为北方先民生业经济的主导。

（二）中国北方定居化生活模式的建立过程。从强化利用野生黍族资源到驯化萌芽的出现，中国北方先民依然过着流动性的采食生活，遗址规模小，结构简单，未发生明显的聚落形态变化。定居生活的明确迹象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中期。由半地穴房屋聚合而成的聚落遗址，不仅出现于华北腹地，还分布到了蒙古高原南部地带。

分布于不同地理环境中的聚落，其定居化程度亦有明显区别。阴山北麓的裕民、四麻沟遗址，房屋内堆积有很厚的文化层，出土有大量石制品废片、工具和动物骨骼，而房屋之外未见灰坑等集中堆砌废弃物品的设施，表明定居程度有限。兴隆洼、白音长汗等遗址则发现有在房址居住面或聚落地表上有意摆放成组器物的行为，这些物品多数可继续使用。因此推测人们对聚落的利用方式更像断续而反复的利用。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聚落，多分布于山地与平川相接之处，或是靠近沼泽湿地的地带。

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地区先民的定居生活模式更为稳固。该时期遗址数量激增，分布范围变得更为广阔。此外，这一时期的遗址规模更大，布局更为复杂，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偏晚阶段甚至出现了超大规模的高等级聚落，体现出更大规模的人群聚合与初步的社会分化。综上，我国北方地带流动向定居生活的转变出现在动植物资源驯化的初期阶段。

我们可以把西亚、墨西哥高原、中国北方栖居模式与生业经济发展、转变的过程与对应关系置于同一个时间轴之上以便比较。西亚地区定居生活的开端与社群规模的扩大先于动植物资源的驯化。在墨西哥高原，定居生活与村落社会形成于较成熟的农业经济确立之后。在中国北方，定居村落出现在粟、黍资源初步驯化之后、成熟农业建立之前。

跨区域的对比研究显示，农业与定居各有自身的发展脉络，却又存在密切交织的关联。首先，定居生活出现的前提并不绝对依赖农业，只要人群能够对局域范围内的资源进行集约化利用，保障充足食物供应，即可实现定居。农业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也会对定居生活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伴随农业经济的发展，西亚、中国北方、墨西哥高原的定居化程度都逐渐加强。

而定居生活的发展，也会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推动力。本文所述的三个地区，早期的驯化迹象均发现于距今1万年左右，但在定居生活发展更早的西亚地区，从萌芽向成熟农业体系的转变历时更短，而在较晚出现定居的墨西哥高原，农业取代狩猎采集经济的过程也更为漫长。

西亚、墨西哥高原、中国北方三个地区农业起源的动力机制有所不同。西亚地区定居出现最早，由定居引发的人群土地利用方式与社会组织转变为之后农业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社会动因。而墨西哥高原在农业经济的初始发展过程中，并未经历显著的栖居方式转变与社会转型，定居生活的出现，更像是农业经济发展成熟后产生的结果。在中国北方，定居生活的确立受到初期农业发展的影响，并为之后向更为成熟的农业经济转变提供了推力，说明中国北方从狩猎采集经济向成熟农业经济的转变先后受到不同动力机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