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送我那张被子，如今我还保存着，希望能再遇见她。大姐的弟弟对我也好，在他们家闲来无聊，我在小餐桌上打开旧报纸，在上面默写诗，使他惊讶。我过渡去酒楼上班，他骑车送我。可惜我们有缘无份。我有个工友喜欢编复杂的发辫，一有空闲就捣鼓自己的头发，而我喜欢默写诗句，有什么办法呢？
流水缝衣
□ 陈荣珍
那是一个初冬的夜晚。我跟阿福回粤北小山村见未来公婆，顺便领个证。我二十二，阿福大我一岁，够年龄了，没结婚证不行，查暂住证的人管得严。
我来广东打工，上长途汽车前，阿妈叮嘱说，打工就打工，别嫁那边，远嫁女辛酸多。我很少信我阿妈。道理谁不会讲？我在老家就得了思乡病，青春的女孩渴望远走高飞，幻想像痛经一样折磨人，远方像故乡在召唤我。我阿妈说，痛经生完孩子就好了。后来我打电话回去，骗阿妈说怀孕了，让家里寄证明来，她叹气说，你命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我阿妈喜欢把一切赖在命上，生我们三姐妹，使父亲不能再做乡村教师，她也说是命。我年轻气盛，想说广州那么大，人那么多，我不嫁这个就嫁那个，很正常。但我没说。当我二十二岁了，每年两批更鲜嫩的妹仔被招进厂里来，宿舍的姐妹十九甚至十七岁就找男朋友，听她们谈论男友是技术工还是干力气活，讨论他们养家的能力，我就觉得我已经老了，担心错过好时光。我离开家乡不仅为了赚钱，还为了金龟婿。我两个阿姐，一个嫁隔一条清水河的隔壁村，一个嫁三十里外的隔壁镇，她们过那种温吞吞的日子，我看着就郁闷。我的那个初恋男友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要送你最美好最特别的礼物，于是他给我唱了一首《摘星的晚上》，那个情深款款呀，当时我很感动，过后却有点委屈，我就决定去广东打工。当一个人想去远方，没有理由可以造一个的。唱歌的男孩说，你想清楚了，去广东打工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我的心先去了。
我在电话里恭听阿妈的抱怨，不敢顶嘴，因为我远嫁，也没找到金龟婿。
来广东打工之前，我是这么想的，我的脚一踏上广州的土地，就有工作跳出来找我，如果工作不来找我，我就去找它，广州高楼大厦，有钱人多，我一家一家去敲人家的门，给人做保姆，总饿不死的。我带了600块巨款，骗我阿妈说在广州有同学接我。
人流把我挤出省汽车站，就看到很多中介，小小的门面，从店里到店外，从墙顶到墙脚，贴满花花绿绿的招工启事，一眼望不到头的街上都是这样的中介店。我笑了，谁说广东不是遍地工作呢？中介的人说交钱就有工作。我交了300块，签一份不看内容的合同。我还不会坐公交车，叫了一辆摩托车，按合同上的地址，转了很多弯，等了很多红绿灯，开了很远来到一幢雄伟的大厦前，坐电梯上二十楼。楼道阴暗，我感觉不好，但还是让我找到了合同上的那个酒楼。酒楼关门大吉了，有一个老保安在守着两扇蒙了尘的玻璃门。我回去找中介，坐另一辆摩托车。
“你怎么那么笨，人家说关门你就信，你是不是找错了。”
那一刻，我也觉得我笨。
“你再去。”
我又坐摩托车去了，找来找去，确实只有那家酒楼。我感到中介骗了我，他想抵赖，但我想不出法子来。回去找他还有用吗？
回到中介一条街，下了摩托车，我脚下沉重。一眨眼的功夫没了300块，我心里不好受，慢慢走着，被另一家中介拦住了，说有好工作介绍给我这样的勤快姑娘。刚才那个中介已经不好惹了，这个更热情，我信心又起。
“我只有200块钱了。”
“200够了，我们有缘，我给你打个折。”
我给他钱，签一份合同，摩托车佬载我去另一个地方。这回更远，要过珠江河。在船上，麾托车佬问我：“找工作的？”我说是。他说省站前的中介大多都是骗人的，如果你去那里找不到工作，我带你去我老乡开的工厂。
我去了摩托车佬介绍的厂子，也在岛上，省了我一笔车费。进厂要押金，我不够钱，摩托车佬说看他的面子上，在工钱上扣，老板娘冷着脸说好吧。这是一间家庭作坊，做衣服标牌。包括我一共八个女工，五个男工，男工开融胶的机器，生产标牌，女工做烫金的活儿，给标牌上的字镀一层亮色。我们睁眼干活，到点吃饭，干到晚上十点或十一点，洗洗睡觉。睡木板大通铺，女工一个房间，男工一个房间。
“你没有被子吗？”一个好心的大姐问我。
我点头，我身上还剩46块钱。第二天，大姐送我一张单被，柠檬黄底子，蓝色的条纹。
我干了两个星期，融胶的机器突然坏了，被迫休息。第一天，好心的大姐邀我去她家玩，她一家人租住在附近，我在那里吃了一顿饱饭。晚上我和大姐睡，赶她老公和她弟挤一起，第二天，我坐船过市区，一家酒楼收服务员，我就去了。后来大姐告诉我，我走后，那个摩托车佬带一个男人来找，说是我父亲来要人，还差点跟老板娘吵起来。我听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大姐送我那张被子，如今我还保存着，希望能再遇见她。大姐的弟弟对我也好，在他们家闲来无聊，我在小餐桌上打开旧报纸，在上面默写诗，使他惊讶。我过渡去酒楼上班，他骑车送我。可惜我们有缘无份。我有个工友喜欢编复杂的发辫，一有空闲就捣鼓自己的头发，而我喜欢默写诗句，有什么办法呢？
不要以为我编故事呢，不是的，我只讲述事实。我也不是在讲伤心事，虽然有点辛酸。这是一个打工妹的事，她是个长得圆嘟嘟的姑娘，团团的圆脸，一见人未语先笑，嘴角眉眼都是笑，不闻声音，笑声向着她的骨子里消隐，使那笑带着私语的亲切。这好像不是讲我自己的事了，好吧，你们可以把她当成我的一个姐妹，她爱笑，一笑起来好像在说：“希望我没有给你添麻烦。”那些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一些空白处，我以想象填补，因为事实有点散碎，我又喜欢胡思乱想。比如我家阿福就说，他当初是扒火车下广州的，没钱买票，这话我信，当年的火车开得很慢，扒上扒下挺容易的。
我想我还是替这爱笑的姑娘继续讲下去吧。
在广州，吃饭的人怎么那么多？在酒楼上班的头半个月，我的脚肿得几乎塞不进鞋子，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祈祷少些客人，然后对着一面小圆镜涂口红。经理说服务要讲礼仪，化妆是必须的，否则罚款。我们大多是乡下出来的姑娘，不会化妆，买一支便宜口红往嘴上抹，再抿几下唇就开始干活。一到饭点就像打仗一样，斟茶，上菜，倒酒，收盘子，领班打着黑领带身着黑西装，对客人甜着脸笑对我们凶着眼瞪，手脚慢些就被她训话。然后有一天，一个工友借我的宿舍钥匙，一转身就说弄丢了，钥匙上挂着一块天王手表，我和她到处找，找不着。那是爱唱歌的男孩临别时送我的，他硬塞给我，那个表我不想戴才挂在钥匙上。表不见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没想到要她赔，当时也没想过她偷了我的手表。有一天晚上，一个客人借着酒意，说我笑起来两个酒窝与他最爱的女人一模一样，说他很想她，恳求我让他亲一下脸上的酒窝，他话里的清纯和脸上的油腻反差太大，令人恐惧。我就去制衣厂干活，剪线头，未经洗水处理过的牛仔布，把我手上的皮肤和身上的衣服染成蓝色，别人蓝就蓝了，靛蓝的皮，挺有意思，我皮肤过敏，溃烂，又要换工作。
有人笑我幼稚，但我没办法让人不笑话，那些脑子冷静，做事一是一、二是二的人，在他们跟前，我常常自卑，就像在我那个不苟言笑的二大爷面前一样。我那二大爷是族长，每年主持家族的祭祀仪式，他看不起我们家，我父亲没儿子。就像我阿嬷给我读的《木兰辞》：“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我闯广东多少受二大爷的影响，我想远离这样的长辈，还希望有朝一日让他刮目相看。也许促使另一个打工妹离开家乡的是她的三大爷，或者父母亲。好些姑娘怀着豪情壮志闯世界，希望赚钱寄回去，给父母盖高楼。
我和阿福的认识很平常。他的老乡带着水果和蛋糕来我的宿舍，为刚处不久的女朋友过生日，他跟了来。一屋子人坐在铁架床上说笑，我进卫生间洗水果，阿福跟进来帮忙，我就觉得这个人不错。
阿福邀我逛街，在天桥底遇见两个流浪老人，他们坐在包袱上分吃一盒米粉，阿福深情地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只讨到一盒粉，就让你先吃饱我再吃。因为他是当着天桥下的那一幕说的，我就非常感动。我们到他老乡干活的工地，坐在工棚的一张露出棉絮的烂沙发上，说了大半夜的话，后半夜我趴在他的膝上打了个盹，天亮时他拉着我的手说：“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我们迎着广东的晨曦，走向我干活的工厂，那一刻我觉得金龟婿也比不上阿福好。
在厂门口分手，我进了大门，阿福站那里不动，我走了十多米，他还是站那里不动，我已经了解他并不是一个傻瓜痴情种，便转回去。
我问：“为什么不走？”
他笑，不吭声。
我问：“没钱坐车了？”
他笑，不吭声。
我给他两块零钱坐公交车。我说，如果我不回头，你怎么办？他笑，说走路回去，到中午应该能赶到厂里。他这样说我也觉得他好，实诚，能吃苦，是我阿嬷说的正派人。我十岁之前和阿嬷住，她把一个老妇人所有的爱全给了我，我信我阿嬷。我看着阿福大步流星走开，他的皮鞋鞋跟磨损得厉害，向一边斜。
我们坐阿福表哥的顺风车回老家，送两斤苹果，省了车费。那是一辆白色双排座五十铃小货车，早晨从粤北拉冬瓜去珠三角，下午赶回。车子一路向北，先走高速，后是省道，最后是乡道，走到省道天就黑了。在一个稀疏几间农舍的村子前，我和阿福被卸在路边。狗在村子里叫，夜风凛冽，我打了个激灵。阿福说：“狗要出来咬人了。”我不慌，阿嬷说遇狗不怕它，它就怕你。小时候，阿嬷刚将我冰冷的小脚在大腿间捂暖，狗吠声突然从村子里传来，吓死人的，我往阿嬷的怀里钻，她搂紧我，轻轻拍背，轻轻唤着：“细凤不怕怕，细凤不怕怕。”在这个充满新鲜感的夜晚，狗吠声让我想到阿嬷。
阿福背着装衣服的双肩包，提着我买给未来公婆的礼物，不让帮忙，我们在热恋，他憋足了劲对我好。
我们还要走一段长长的河堤才到家。天上没有月亮，星星灿若宝石，河水玻璃一样，即使在夜里，河堤依然醒目。寂静的夜。我闻到新收稻谷的味道，牛粪的清香，倍感亲切。星星向我巴眨着眼睛。
阿福说，河里全是石头，能盖房子，他八岁开始往家抬石头，到十六岁出门打工，父亲请泥水匠盖了一间两房新屋，粉刷里面，裸露外面，虽然有点丑，但很结实，父母住旧屋，新屋一间是粮仓，一间做他的新房。这里三五年发一次大水，堤坝有时被河水冲垮，有时要开一个泄洪口，洪水一直淹到屋顶，但洪水淹过的土地非常肥沃。阿福说，表哥拉的冬瓜，一个几十斤，卖去香港，接着说：“不发大水就好了。”我说，哪能便宜都让你占了，他就在黑夜里笑出声来。
阿福在电话里告诉父母带我回来。他们问我长什么样，阿福说，是个小个子。阿福告诉我，我未来的公公有点不满意，说小个子的女人没力气挑担子，不适合做农村人的媳妇。我未来的婆婆呛他：“牛乸够大，你去讨来做媳妇。”我对老太婆有了几分好感。阿福让我叫“妈”，我一时没反应，开不了口。老太婆赶去厨房，往灶里塞柴草。老太公见了我就不嫌弃了，不停嘴说话。我跟进厨房帮忙烧火，老太婆把我推出来。厨房是一间石头墙的低矮瓦房，长年烟火熏，横梁和墙和瓦顶还有蜘蛛网浑然一体，黑得发亮，地上堆着零乱的柴草。老太婆怕脏了我的衣裳。
隔了大半年，我第二次回几乎还陌生的粤北老家。阿福送怀孕的我回来，在广州生孩子太贵，我们舍不得钱。这次是坐班车回来，到家时天色将黑未黑。在河堤拐下村子的路口，我看见不远的河堤上站着一个老太婆，她背对着我，面向对岸的远方，拿着一件旧衣服在叫我的名字。我好生奇怪，问阿福，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阿福说，不是叫你。我细听，确实不是，我叫仙凤，她在叫金凤，差一个字。我又问，她在干什么？阿福急着回家，只说，谁知道呢。
女儿出生后，我把她交给一个同时看五个小孩的阿姨，每个小孩每月800块，有时候加班晚了，孩子留在阿姨家过夜，另给钱。阿姨是阿福大姐找的，她说我一直在家带孩子，不会过日子。我这大姑在工厂做仓管，干活深得老板喜爱，她力大如牛，男工要帮她搬东西，她把人家吼走，自己来，所以她看不起我这种人。阿福如今是工厂的钳工，带一个徒弟，但我们要养孩子，两口变成了三口。
我又回到工厂上班，早上在厂门口站着吃早餐。捧着透明胶袋装着的肠粉，使一次性筷子，三五下塞嘴里，解决后把筷子插进胶袋，卷起来，丢进垃圾桶，快步经过大门保安，打卡上班。
在家带孩子的时候，我学会了电动缝衣车，再进制衣厂，我是一名车衣工。六层的厂房，一楼质检打包，三楼版房和裁床，其余的楼层摆满电衣车。
电衣车有些零件非常精致，动不动就要机修来修理。每台电车有数不清的小零件，和数不清的女工一样多。每一个零件都必不可少，一颗不见了，另一颗补上，替补的在仓库，分门别类排放，用完了五金店送货上门，一包一百颗，仓库管理员为了省人力，一包一包，而不是一颗一颗的点数。联想到这些，我就感到身为一个打工妹，自己活得又真实，又抽象。
坐在我旁边车位的是一个叫小芳的女孩。与我隔着六百公分的距离，这个距离刚好够一个人抱一包货经过。小芳比我早进厂，但她干活手脚慢，学东西也慢，监工给她一些轻松简单的活儿。小芳喜欢和我说话。上班时间漫长得让人生厌，我和小芳边干活边听收音机，有一个伴，分享一些心事。
“哎哟，我件新衫成千块的，第一日着就淋湿哂。”
这是一个风雨衣的广告，我和小芳对那件上千块的新衫很感兴趣，讨论个没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衣服这么贵。我一个月加足25天班，工钱最多一次领了825块钱。我们觉得那个女孩生活在月亮上，离我们很遥远。我们自己做的衣服听说也卖得贼贵，具体卖多少却不清楚。成品在一楼质检部一件件检验合格后，包装时才打上标牌，是出口件，标的是外币符号。
阿福的徒弟叫阿文，湖北人，阿文是个勤快的阳光男孩，周末不加班，他就买两瓶啤酒来，和阿福在我们的租屋吃饭。为了找便宜的住处，我们租住在一条小巷七拐八弯的深处。这条小巷少有人走，幽静得很，光线沉暗，妙在好些人家在门口种有花。我下班回家，要经过一排白色的茉莉，拐一个弯，一家二楼大阳台上有一株高大的鸡蛋花，花朵飘落小巷里。再往前走，河涌边有一株向水而生的三角梅，有些季节，只见花开不见叶，很少见这么傻的花儿。到家之前遇见一排桂花护墙而长，有一家的门口有两盆罗汉松，像门神。走过门神，就到我租住的裸露着红砖墙的租屋了。
周末不用加班，小芳应邀来我家吃饭，她和阿文就认识了。我一个星期用煤炉煲一次汤，在广东自然而然的就会煲老火汤的。平时呢，这个煤炉子烧着热水，但常常一不小心就熄火了。那天就是这样，煲好了汤，才发现炉子里的火早灭了，晚上要热水冲凉呢，我得重新烧。烧煤炉子是技术活，如今已少有人用，不提也罢。
阿文带两瓶啤酒来。我买了半边烤鸭，一个牛肉炒辣椒，够了，还有一大煲红萝卜骨头汤呢，请他们过来，就是以喝老火靓汤为借口。骨是猪头骨，便宜，有点膻味，打工人需要营养，一点膻算不了什么。我在里面加了两块猪皮，买骨头的时候，热心的猪肉档老板娘送的，在汤里煲过，捞起切小片，加糖醋小炒，极美味的。一张小饭桌靠墙放窗下，天光从磨砂玻璃照进来，煤气炉煮饭的时候搬出门口了，八平米的小房间，红砖墙，白蚊帐是仅有的色彩。房间虽小，屋里的人开心，就觉得很温馨，像小狗窝，用干净的稻秆铺在屋角一般暖和。几个小菜，就让两个小年轻对上眼了，辣椒不辣，啤酒恰好，一个的脸红得像秋天的苹果，一个的眼红得像燃着两把火。
小芳坐在阿福用建筑木板钉的小板凳上，胳膊肘支在膝上托着腮。她的眼睛亮得出奇，听两个男士说话，眼里有期待的光芒，有惊讶的神色，听到精彩处，她还巴眨着眼睛。她浑圆的脸庞上再辛苦也少有倦容，粗而浓厚的黑发，低额头，眉毛也是又粗又黑的。她从来不穿短袖或短裤，她在宿舍偷偷给我看过，滚圆的手臂和结实的大腿上，男人似的，体毛郁茂得让人惊讶。但她的脸很白，白里透红，嫩得使人想捏一把。她说话呢，总是无意识地伴着孩子气的手势，比划着，嗓音脆脆的。她看人仿佛在揣度人的心思，其实是个糊涂虫，又从村里带来一身活力，这些特质很吸引一些乡村男孩子的。酒足饭饱，天色已晚，我的女儿也已经在床睡得非常香甜了，阿文就南辕北辙地顺路送小芳回宿舍去。
阿文和小芳从此常常来我家吃饭，身上笼着幸福的光辉。小芳一来就叫我快点去阿姨家接女儿来给她玩，她喜欢抱我的女儿。阿文喜欢看她逗孩子。小芳简直是天真无邪的，所以她姐姐才看得紧。坏就坏在她有一个凶悍的姐姐。如果不是我做掩护，阿文根本近不了小芳，也追求不到她。厂里的其他男孩想与小芳好，一有苗头，就被她姐姐轻蔑地扼杀了。小芳的姐姐防着所有心怀叵测的男孩，却忘了防我，以为小芳只是和我玩得来，放松了警惕。生活的艰苦不足道哉，困扰我们的是一些别的东西。小芳的姐姐没有考虑到妹妹正值怀春妙龄，在寂寞的环境里，车衣工给裤子装袋都一左一右的成双对，女孩的心思哪能管得住？她自己不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吗？正因为自己嫁得远，就怕没个人留在父母身边，又或者她如今尝到了远嫁的苦处，坚决反对妹妹走自己的老路。于是，小芳的姐姐替父母紧盯着妹妹。
那天，小芳梦游似的干着活，不知不觉就把右手食指和着棉絮一起送进电车压脚去，于是，车棉服的8号大车针连着线，一头扎进她的指甲里去，断在了里面。小芳被送去医院拔指头里的针头，小芳的姐姐在另一个车间做指导工，监工觉得是小事一桩，不值得打扰姐姐做事，所以，妹妹去了医院，监工才告诉她：
“小芳这段时间心思不在，车衣服像小学生写作业似的，不集中精神。”
“她向来就傻，读不了书才出来打工。”
“不是傻，是有心事了。”
做姐姐的就听出了点别的意思了。
小芳的姐姐是缝纫老师傅，技术好，人严肃，她不苟言笑指导女工干活，我不敢跟她套近乎为阿文说好话。
阿福对阿文说，小芳这么胆小乖巧，你要学会在她面前树威风，使她一看到你的脸色就害怕。
“你当年也这么吓唬阿嫂的？”
“对她用这招不行，我是扮猪吃老虎，”阿福说：“那时候我工资500块，厂里包吃住，到出粮就请她们宿舍的女孩去卡拉OK。我一次把钱花得干干净净，到下个月出粮，又如法炮制，或者请她去酒楼吃大餐，每个月带她去玩一两次，把她唬得一愣一愣的，大半年下来，她晕头转向，我顺利捡了一个老婆。”
啊哈，所以坐公交车的一块钱也没有，我当年就应该让他走路回去。
阿文就笑。阿文舍不得拉下脸对小芳，想到小芳，他一脸宠溺，就当师傅说了个笑话。阿福就说，你看他那样子，哪里肯听劝，这肯定会妨碍他讨老婆的。
这个乌鸦嘴。
那时阿文的眼睛里没有忧伤，但很快就有了。
阿文在工厂的围墙边等，小芳带伤约会。小芳的姐姐悄悄跟了来。
姐姐在拐角处出现，小芳被吓得见了鬼似的弹跳开来，瞪圆了眼睛，姐姐脸一沉，她就哆嗦了。姐姐的出现不仅让她害怕，也让她感到羞辱，她羞愧得不知道如何是好。小芳的姐姐用过来人的眼光严厉审视了一番这对男女，接着就紧紧盯着阿文。他穿半旧的蓝色牛仔脚，紧身T恤，一点肌肉，显出愣头青的本色来。这个男孩虽然长得唇红齿白，眉目清秀，可惜耳朵小额头窄，不是富贵相。阿文的胆怯和稚嫩在小芳姐姐的眼里更是一文不值。
姐姐像老师捉逃学学生似的，沉静地对小芳说，你过来。体格健硕的小芳在姐姐面前像一只温顺的小白兔，她处在惊恐之中，自始至终不敢抬眼望一望阿文。她乖乖的走到姐姐的身后去了。
阿文为了自己的幸福，决定要直面一切，要与小芳的姐姐较量一番。可是小芳的姐姐只对自己的妹妹说话：“瞧你干的好事。”接着就说：“到此为止。”她根本不给男孩辩解的机会，拉起妹妹的手，走了。
阿文只能看着小芳和她姐姐消失在拐角处，大脑里一片浆糊。
小芳还在工伤休假中，我无法传达消息给阿文。
当小芳在公用电话打电话给阿福，让他叫阿文听电话时，这俩人就剩下话别了。
小芳哭得挺可怜，姐姐的态度却斩钉截铁。
阿文的眼睛红得吓人，不是初见小芳时那种热烈的红，他的痛苦堆在眼中，眼光扎得人生疼。
小芳那么乖。怎么会有这么听话的人呢？她觉得私会男人是罪大恶极的，她不敢不听姐姐的话。电话里，小芳告诉阿文，姐姐已经给她买好了回老家的车票。
“早上四点五十分。”
星期一晚上，有一台机器要打包装第二天发货，阿福留下来加班调试。
“福哥，你下班的时候骑摩托车去我宿舍把我叫醒吧，我借你的车子去火车站送送小芳。”
（未完，全文刊登于《佛山文艺》2023年第2期，更多内容，详见纸刊或电子刊）
责任编辑：史鑫 （邮箱:616851584@qq.com）
【作者简介】陈荣珍，广西防城港人，现居广东顺德，《佛山文艺》首期作家训练营学员，小说与散文写作者，获奖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