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鉴往知来。记者查阅《惠州文化教育源流》得知，惠州古代掀起三次兴学热潮，曾一度成为广东乃至全国所瞩目的教育亮点。这对于惠州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或有启示意义。

　　当前，越来越多的考古成果展示了东江流域丰富多彩的古国文明。文明是教育的结果，古国文明几乎与中原同步，说明惠州先民的原始教育十分出色。

　　在隋朝，惠州官方就兴办学校。《隋书·柳机传》记载：“(柳旦）大业初拜龙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击；旦为开设学校，大变其风，帝闻而善之。”就是说，当时惠州居民大多山处水行，生产落后，族群间经常械斗。柳旦开设学校，以儒家思想教化居民，移风易俗，受到隋炀帝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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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惠州出现第一次兴学高潮。入宋后广东有州、县学63所，书院41所，其中广州居第一，惠州居第二，是广东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州县之一。惠州及下属各县除了兴办州、县学外，民办和官民合办的书院也很多，据清光绪《惠州府志》及民国《博罗县志》等所载资料，古惠州于宋代创建的各类书院，有案可稽的不下14所。

　　书院的创办者和主讲人，不少是著名的学者，如创办和主讲博罗钩鳌书院的罗从彦，是宋代著名理学家，培育了不少人才。据《惠州府志》不完整记载，宋代惠州中进士者54人，为惠州历代最多，这是惠州文化教育取得进步的重要标志。

　　惠州在明代中晚期出现了第二波兴学热潮。据明嘉靖戴璟《广东通志》卷十六记载：嘉靖十四年（1535年）之前，广东八州府书院总数为56间，惠州有14间，占总数的25%，仅次于广州。众多学者都在罗浮聚徒讲学，广东清代学者屈大均指出：“是时湛甘泉（若水）治朱明，方西樵（献夫）治金牛，其后黄泰泉（佐）治泰霞，庞弼唐（嵩）治黄龙，叶絧斋（春及）治石洞，于时讲学之盛，海内莫有过于罗浮者，罗浮遂为道学之山。”惠州成为广东乃至全国瞩目的教育亮点。

　　惠州在清嘉庆年间掀起第三次兴学热潮。散布各乡镇的宗族式的客家书院、山房、书屋应运而生，科举人才表现出家族性和密集型的态势。如，归善多祝蔡氏、镇隆叶氏、和平兴隆徐氏、连平元善颜氏，等等。

　　惠州古代这三次兴学热潮带来怎样的思考？惠州文史学者琶洲曾撰文提出，地方文教的生态固然受到诸多复杂因素影响，一方行政长官的识见胸襟和学养才情，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要办好学校，先要选好校长。要创建名校，先要拥有名师。优质师资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另外，重视家庭教育，重视家族性的文化积累和传统继承，是明代惠州文化教育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实习生 黄梓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