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云，“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豪驼、驴、骡”，也就是说驴乃“匈奴奇畜”。自西汉张骞凿通西域之后，驴才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至东汉时，驴已被广泛饲养，成为普通家畜。

唐代，马极珍贵，从中央到地方均设有专门的马政管理机构，不许乱养、乱杀、乱交配。《新唐书》记载：贞观十年（636年）长安城里一匹马是25000文钱。中唐以后，马匹就更加昂贵，《广异记》里面记载建安县一匹马是45000文，也就等于当时十几两黄金。故唐时规定工商、僧道、贱民不能骑马，为官者，七品以下不得骑马，否则以“僭越”论处，时有诗句云此现象：“一群县尉驴骡聚，数个参军鹅鸭行。”

不过，当时的驴业已繁荣发展，驴作为普遍使用的出行工具，已属“劣乘”，平民百姓的出行以及那些仕途不达的落魄人士、未中第或虽中第但无官职的诗人骚客等皆骑驴。故馆驿中备有驴，供传递公文之用。此外，差役办事如遇需要可以骑驴，驴不够用，还可以借驴，民间借驴、赁驴、雇驴生意十分兴盛。《唐律》规定：借驴的价钱是一日绢三尺，与庸一样。唐文宗时，雇驴的市价是“驴一头行廿里，功钱五十文”。

唐懿宗年间，为避免贫富差距带来的不利影响或是出于其他因素考虑，咸通十三年（872年），懿宗李漼针对赴京赶考者，签发了一道奇葩的圣旨：考生一律不准骑马，只能骑驴。诏书下发当年，竟然出现几千考生全部骑驴进京赶考的盛况。当时应试的人员中，有位叫郑昌图的举子，体格魁梧，身材肥胖，驴子忍辱负重地驮着他，骑驴形象十分滑稽可笑，有人作诗嘲讽此事：“今年诏下尽骑驴，紫轴绯毡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然此试，郑昌图一举高中状元，郑氏后曾官司勋员外郎、户部侍郎。

晚唐宗室后裔李洞却没有郑昌图那样的运气，龙纪元年（889年）冬，李洞离蜀入京赴举，但因驴的行速较慢，加上途中遇到恶劣的风雪，竟误了这次考试，对屡试不第的李洞来说，其内心痛苦难以言说，由此而作《乙酉岁自蜀随计趁试不及》：“卧涪江蘸月厅，知音唤起进趋生。寒梅折后方离蜀，腊月圆前未到京。风卷坏亭羸仆病，雪糊危栈蹇驴行。文昌一试应关分，岂校褒斜两日程。”此后，他足迹遍及蜀中角落，巴山蜀水无不浸染着他的吟咏之声，“慕贾浪仙为师”，苦吟之余得诗三卷，自成一大流派。

不过，骑驴赶考还产生出一段佳话。贾岛骑驴初次去京城参加科举考试，在驴背上想到了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他又想用“推”字来替换“敲”字，这样改究竟好不好呢？反复思考没能确定下来，在驴背上继续吟咏，并不停地做推和敲的动作，未曾想冲撞了京兆尹韩愈，韩愈问明原委后大加赞赏，并对贾岛说用“敲”字好，贾岛便采纳了韩愈的意见决定用“敲”字，最后二人并辔而归，共论诗道，流连累日，结为布衣之交。还有一次，贾岛深秋在长安街上骑驴慢行，看到纷纷落叶触景生情，吟出一句“落叶满长安”，忽得下句“秋风吹渭水”，正暗自欢喜间，不知不觉中又一次冲撞了京兆尹的车仗，此时的京兆尹是刘栖楚，刘栖楚一气之下把贾岛关一宿，不过，这是题外话，就此打住。

无独有偶，骑驴赶考之事在明代一度盛行。在首都北京城顶银胡同附近，曾有一座始建于明代的石桥，当时桥东边是贡院，每逢考试，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有上万名，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交通工具都是毛驴，学子考试期间骑驴从石桥上来来回回，这座石桥便被叫做“赶驴桥”。附近的胡同也因此得名赶驴桥胡同。如今顶银胡同向北与东总布胡同相交的那段支巷，就是当年的赶驴桥胡同。上万名考生，上万头驴，聚集一地，浩浩荡荡，可谓空前绝后。

（作者：宋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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