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于思（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闫文捷（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周睿鸣（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23期

2019年起，新冠疫情以及与其相伴共生的信息疫情加大了虚假信息对公共生活乃至人类生命的威胁；在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上散布信息以操纵选举也成为特定国家互联网研究机构工作职责的一部分。近年来，客观事实在塑造公众舆论方面的影响力不如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媒介体制应对虚假信息的复原力或韧性（resilience）成为极具理论潜力和现实意义的传播议题。混合媒介体制（hybrid media system）是一种因数字化和网络化特征而将媒体和政治逻辑相融合的媒介系统，[1]媒介体制不再局限于机构化媒体，而是分布于新闻组织的内部和外部，体现了新闻文化和实践的多种混合。[2]各类行动者为了特定目的将各种元素组合在一起构成数字媒介体制的要素，展现出从组织到集合的过渡。[3]国际事实核查运动将新闻机构以及秉承相似机构价值观的学术、政治和民间社会团体整合在一起，[4]超越并扩大了传统意义上新闻专业领域的制度边界，生成了新兴的制度模式，并使之时刻处于正在构建和形成的过程当中，这为理解数字传播场景下的韧性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机遇与挑战。

然而，究竟何谓媒介体制韧性，至今仍在不同分析单位和研究取向间存在争议。既有研究曾以欧美国家中自我宣称未遭遇过虚假信息的公众比例来反映媒介体制的虚假信息应对韧性，[5]这固然是在跨国比较数据限制下提升可操作性的选择，但这项单一指标一方面乐观地预设了各国公众已经具备基本的虚假信息分辨力，另一方面也忽视了数字韧性的多重构面。因此，有必要对媒介体制韧性进行重新概念化，探讨其中涵盖的多重指标，使之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更具普遍性，以丰富当前新闻传播学界有关提升数字韧性、应对数字宣传的思考。

通过事实核查

应对虚假信息的中国实践

从中国的事实核查实践来看，无论是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还是在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代”，事实核查都扮演着从虚假信息中恢复秩序和媒介体制韧性的关键角色。事实核查这一新闻样式最初以监察政客等公众人物在政治活动（特别是选举活动）期间的言论为己任，把核查政客公开声言的事实性作为核心任务。伴随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和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事实核查被新闻从业者拓展至政治议题之外，抗击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科学、健康和公共卫生范畴内的问题信息，向公众提供科学而负责任的事实。在中国，目前从事虚假信息事实核查的行动者主要有互联网平台、国有媒体和高校社交媒体平台账号等，它们以各自不同的组织形态，在数字媒介体制中相互补充地发挥着韧性的恢复作用。

2016年前后，事实核查在中国落地。腾讯推出了一款名为“较真”的事实核查服务。“较真”是一个颇具本土特色的词汇，在汉语中，有接近真相之意，常常被用来描述人类在认识和交往行动上的严肃认真，表示与含糊相反的状态。与其名称一致，以“较真”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事实核查既可能包含启蒙理性指引的专业事实核查，也可以表示如“辟谣”在内的某个去伪存真的认识过程。这项由腾讯新闻推出的服务主要通过腾讯的微信公众平台提供给公众，而微信公众平台为有意愿向订阅用户传递其制作的互联网信息的机构和个人提供了账户开设和推送的条件。2016年至今，“较真”每天推送至少1篇文章，以健康、公共卫生和科学议题为主。腾讯还为“较真”开发了可在微信内运行的小程序，将“较真”生产的所有核查条目集成在数据库中，供用户检索。除此之外，较真还可以通过腾讯新闻网页和移动应用程序访问。

2021年秋，澎湃新闻上线了事实核查栏目“澎湃明查”。从议题上看，“澎湃明查”聚焦国际新闻，关注社交媒体平台上纷至沓来的问题信息。“澎湃明查”是在2022年上海本地国有企业第二轮注资后获得澎湃新闻重点支持的栏目，拥有自己的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依托澎湃新闻时事新闻中心国际报道组的记者和编辑，“澎湃明查”已经维持了两年多的常规运转，每天都有新的核查条目通过网站和微信公众号释出。

高校也是事实核查在中国在地发展中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不定期地推出师生依托学院相关课程制作的事实核查作品；创立于2017年10月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核真录”也以其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吸引了广泛的关注和社会的共鸣。[6]尽管这些作品没有稳定的生产常规，议题类别也不集中，但在新闻教育和研究领域也产生了社会影响。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发现，作为生产实践，事实核查实际上延伸了媒介体制制度化了的、被正当化的新闻组织扮演的社会角色，是新闻组织通过严肃议题捍卫公共生活的组件之一；作为新闻样式，事实核查被新闻从业者赋予了专业导向，文本和叙事框架折射了新闻从业者以职业身份凝聚社会共识、塑造共同价值的期望。没有新闻从业者这一社会精英主导，它不可能作为一种创新的新闻样式推出、与公众见面，更不可能在当下问题信息迭出的数字媒介生态中为修复信息失序发挥独特作用。

通过事实核查

应对协调信息操作的全球经验

良好的内外信息环境不足以构成杜绝虚假信息和提升新闻信任的必要条件，虚假信息应对韧性还将由国家和媒介体制的结构性特征导致。[7]由于网络化的外国干预是能够引发体制性危机的威胁，亦有研究将媒介体制韧性定义为与其他国家争夺本国受众注意力的能力。[8]在这一视角下，协调信息操作（coordinated information operations）是外国/本国政府及其代理人/政党和公职候选人使用社交媒体/付费广告传播误导性观点或虚假信息以影响本国公众/其他国家公民及政治的方法，既可以由在国家政治轨道上有既得利益的外国势力使用，也可以由国内行动者使用，以歪曲公众可获得的信息，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影响力和“巨魔军队”（troll armies）等工具来产生和传播特定观点或虚假新闻。[9]这时，事实核查机构的介入对叙事战具有较好的缓解作用，有助于通过对虚假信息的驳斥来恢复公众对新闻业的信任。[10]

目前，全球范围内对抗协调信息操作的行动模式主要有适应性模式和家长式行为模式两种，前者承认公民的信息权，在此基础上致力于促进公民必要的批判性思维和信息素养的建立，后者则由包括欧洲对外行动局（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在内的第三方机构负责揭露虚假信息及传播此类信息的媒体。[11]相对而言，事实核查兼具了两种模式的优点，不仅在短期效果上有助于及时发现和揭露虚假信息，长期来看，建立事实核查新闻的阅读习惯也能够提升用户谨慎思考的思维方式和能力，培育批判性思维和务实、谦逊的社会文化氛围。[12]例如，在俄乌冲突中，PolitiFact、FactCheck.org以及The Fact Checker等美国精英事实核查机构开展了一系列信源透明度高、审核机制成熟的查证工作；[13]英国允许Full Fact等独立事实核查组织以非营利性慈善组织的名义运作，通过真实和准确的信息审核赋权于知情公众；[14]日本也成立了事实核查组织FIJ，逐步推动涵盖初步甄别、新闻媒体核查与发布和事实核查新闻评价三个环节的标准化核查体系。[15]从全球性组织来看，包括美国、法国、阿根廷等国家在内的国际事实核查网络也在专业政治核查、公共信息核查、社会管理核查和战略宣传核查方面做出了大量尝试，通过全球共同体的形式，致力于在跨国语境当中协商出特定的职业准则并将其制度化。[16]借助事实核查修复新闻信任已经积累了相对丰富的全球经验，通过这些经验在彼此之间千差万别的媒介体制中对抵抗协调信息操作的适应性行动模式和家长式行动模式进行有针对性的结合，亦将有助于遭受不同程度协调信息操作的社会改善其所处的信息环境。

作为媒介体制韧性要素的事实核查

尽管“韧性”一词已经广泛地被运用于理解个人/关系、家庭、组织、社区和国家等人类系统，但如果缺少了对这一概念之含义、衡量方式和实现途径的学术共识，通过沟通提升人类社会系统的韧性也就无从谈起。有学者建议，任何对“韧性”的概念化和理论化都应当区分如下几个重要方面：何物的韧性、应对何物的韧性、为谁提供的韧性、由谁提供的韧性、韧性规模、韧性形式以及作为韧性要素来源的系统维度。[17]

对前两个方面而言，媒介体制韧性是其在应对虚假信息冲击时的复原能力。在提供韧性的主体方面，常有学者提出批评称，韧性概念往往将社区、社会和其他系统在面临不可预测的威胁时需坚持不懈的责任从群体转移到个人。[18]实际上，从韧性体制应当具有的特征来看，负责巩固或扩大韧性的责任可能既来自公民，也来自社群或国家。具体到媒介体制韧性的责任主体方面，在微观的个人层面上，韧性被操作化为一种为什么有些人在遇到干扰时能适应、其他人则不会的个体差异，[19]这时，韧性意味着人们能够应对虚假信息带来的压力，并从意外挫折中恢复过来。[20]不同于国家层面的宏观韧性更多地被看作一种通过囊括一部分人、排除另一部分人来唤起团结感、坚定感和社会信心的政治修辞而非可以观测的具体指标，[21]社区这一中观分析单元对考察韧性而言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在这里，社区韧性被视为一种“回归常态向前看”（bouncing forward）的集体能力。[22]社区韧性的概念化理解适合用来分析媒介体制的虚假信息应对韧性，其原因在于，首先，学术界对虚假信息应对韧性的评估多以媒介体制为分析单元，而媒介体制的特征需要以地区为边界。其次，社区韧性作为一种集体现象，往往需要在特定事件发生后才得以体现，特别是破坏性事件。尽管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泛滥看似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新冠疫情也被认为催生了信息疫情，后者为考察不同媒介体制应对虚假信息的韧性提供了契机。有学者进一步区分了社区韧性的两个主要来源：社区是否拥有足够坚韧的个体或媒体，[23]从个体面对虚假信息时的脆弱性和据此形成的新闻信任两个方面来考察虚假信息对韧性的影响。[24]无论是媒体拥有韧性还是组成社群的个体拥有韧性，基于二者互动而形成的社群韧性都能够促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体制或系统的韧性不是在孤立状态下发挥的，而是与其他系统的状态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体制获得抗冲击能力。有学者将韧性区分为致力于恢复现状的保持性韧性、通过改变边际来调适的边际型韧性和以转型为特征的更新型韧性。[25]这时，所谓制度的稳定和良善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拥有和表现出来的单一属性，而是一种模式化调整的反应过程。[26]仅仅将个体或系统的韧性视为一种适应能力是危险的，这种观点将使人们忽视韧性在形成过程中所需的支持、机会和资本。[27]前文述及的三种韧性反应中是否以及采取何种韧性形式，取决于系统属性、个体和其他行动者的行为，以及历史、文化、价值观和其他社会政治变量的共同决定。[28]综上，媒介体制韧性刻画了一种受社会历史影响的动态过程；它由体制属性、机构和行动者共同决定，故而在系统和子系统层面有所差异；它既可以是一般的（如针对虚假信息），也可以是具体的（如针对信息疫情）。虚假信息应对韧性是特定媒介体制展现出的信息系统自净复原能力，是一种包含个体韧性差异在内的跨尺度（cross-scalar）集合特征，表现为社区在面临挑战时展现出的稳定性、适应性和弹性。[29]作为一种结构性情境，高水平的应对韧性能使公众免于或较少受到虚假信息的影响，减少对低质量信息的接触、传播和采信。

结合上述讨论，媒介体制应对虚假信息的韧性可以被概念化为处于特定媒介体制中的媒体和个体所具有的虚假信息应对韧性两个层面。其中，媒体韧性强调媒体是否有能力在与虚假信息的竞争中胜出，使人们更少地通过算法或社会网络接触到虚假信息；个体韧性则强调人们是否在真假信息良莠不齐的信息环境中依然愿意相信专业媒体。媒体韧性方面，考虑到自报告式虚假信息遭遇比例可能高估了公众的信息素养，因此，应当重点关注事实核查机构对各国信息疫情的判断。个体韧性方面，由于算法和新闻定制等技术在社交媒体时代的介入，人们可以选择自身信任的新闻源，这也构成个体新闻信任的内部认证机制。[30]综上，媒介体制的虚假信息应对韧性应当被视为由多个方面共同表征的复合构念，既包括特定国家或地区公众自报告和在专业机构事实核查中较少遭遇虚假信息的情况，也包括公众信任新闻总体和个人定制化新闻信源的比例。这种媒介体制虚假信息应对韧性采纳韧性分析中跨越系统与个体的跨尺度视角，前文述及的虚假信息干预模式的适应性模式和家长式行为模式也分别对应恢复个体韧性与媒体韧性的实践策略。

结语：

在后疫情时代重思媒介体制韧性

将媒介体制韧性视为一国或地区内部公民平均虚假信息判断能力的个人化视角几乎使“韧性”被简单地等同于个人层面的媒介素养或批判性思维，[31]造成概念本身及其理论机制的倒退。而将数字媒介体制的虚假信息应对韧性区分为媒体韧性和个体韧性两个面向，同时加入事实核查作为媒介体制韧性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跨尺度视角下媒介体制韧性的衡量方式响应了既有研究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一尺度的韧性可能带来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虚假信息可能并非对媒介体制韧性造成冲击的唯一威胁，除了信息疫情的泛滥之外，与社交媒体平台几乎同步发展的民粹主义似乎也难辞其咎。在回应“应对何种冲击的韧性”问题时，这些对新闻业、民主乃至公共生活的逐渐湮灭应当承担责任的因素需要进一步发掘。

如果说韧性反应过程由国家、机构、公民社会和个体共同制定，但体制的韧性能力则可能由制度属性决定，这种韧性是一种恢复能力，“回归常态”意味着体制回到危机事件到来之前的状态，那么，将韧性视为一种动态变化的过程仍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历时性分析将帮助研究者对初始韧性（onset resilience）和崩溃恢复韧性（break-down resilience）作出必要的区分，[32]从中洞悉特定的媒介体制内部因何种行动者的努力而产生了韧性的波动。此外，“韧性”一词似乎包含了一种固有的良善价值判断，但如果人们将提升适应性作为应对破坏性事件的唯一对策，淡忘反思和吸取教训的意义，那么，社区也将失去包容和变革的可能。[33]作为一柄“双刃剑”，韧性既能拯救人类，也可能阻碍人们对复杂性的理解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繁荣。但社会和政治系统的韧性比工程或生态更复杂，因为社会既不适用于计划及其带来的对个人和群体能动性的抹杀，[34]也不能避免恢复常态带来的新问题，包括常态可能依旧不耐受冲击或对“新常态”不够开放。[35]即便如此，当媒介体制韧性致力于让真相在意见市场中胜出、促使公众对新闻业保持基本信任时，其试图恢复的秩序或常态依旧是合乎规范和常理的。[36]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事实核查增进对媒体系统韧性的深入理解，不仅有助于推动未来的数字新闻真实观研究，[37]对数字媒介体制展开比较，[38]亦将提示人们在日常生活和智识思考两方面与良莠不齐的信息长期共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媒体时代提升政治传播效力与媒介体制韧性的跨国比较研究”（批准号：23BZZ097）阶段性成果】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刘于思,闫文捷,周睿鸣.作为媒介体制韧性要素的事实核查：中国实践与全球经验[J].青年记者,2023(23):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