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陈娟

何冀平，著名剧作家，在北京长大，后移居香港。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香港话剧团驻团编剧。代表作有话剧《天下第一楼》《德龄与慈禧》，影视剧《新龙门客栈》《邪不压正》《新白娘子传奇》等。曾获中国首届文华奖、全国优秀剧本曹禺奖等奖项。

今年5月，何冀平在北京接受本刊采访。

5月的深圳，遭逢雨季，从早到晚下个不停。23日下午，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2024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的会议还在进行着。傍晚6点左右，雨小了些，一辆大巴车停在会展中心对面的酒店门口，陆陆续续有人下车，门口瞬间拥挤起来。《环球人物》记者一眼在人群中认出了剧作家何冀平，她个子不高，戴黑框眼镜，一头标志性的短发。走上前打招呼，她一脸歉意——因会议延迟，约定的采访不得不推至晚饭后。这次深圳行，她的行程安排得很紧凑，第二天还将出席分论坛“人文湾区 机遇湾区”，参与对话交流。

再见到何冀平时，已是晚上8点。最喜欢剧场的她，却并没有习惯灯光，当摄像灯光亮起，镜头对着她时，她有些疲惫。但她很快进入状态，讲自己的戏剧经历，讲笔下的人物故事，从《天下第一楼》到《德龄与慈禧》，从《新龙门客栈》到《新白娘子传奇》……“我很难说清楚我自己，但剧本、作品就完全展示了一个人。它们和我的出身、经历，一切一切都有关系。”她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上世纪80年代末，作为北京人艺的编剧，何冀平因一部《天下第一楼》而声名鹊起。但为了与家人团聚，她离开北京南下香港。当时，曾有媒体发问：“一个离开自己乡土文化的作家，还能写什么？”她也曾迷茫地问过自己。如今，她纵横话剧、影视、戏曲等多领域，已成为蜚声海内外的金牌编剧。

“到香港35年，我又多了一个故乡。京港两地的文化滋养了我。”她说。

永远也忘不了那一排马灯

何冀平的戏剧启蒙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

上世纪50年代，她住在北京西城区一个讲究的四合院里，父亲在香港。6岁那年，她家搬到龙潭湖，就近读小学。她每天穿着小皮鞋，衣着靓丽，同学大都看不惯，常常议论她、疏远她。因为被冷落，她只能将“过剩的精力向别处伸延”。这别处，便是书。家里有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她就取下来翻看，虽然看不太懂。当时的她从未想到，多年后竟真的走上了戏剧之路。

书读得多，少时的何冀平在写作上显出不凡的才气，中考时作文得了满分，考入师大女附中（现名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她到了陕北。那时的农村，没什么文化活动，下乡知青们编排节目，自娱自乐，也演给村民们看。

何冀平开始动笔写剧本。“镢头在黄土地上坎出一个土窝，坐下就写；棉花团捻成一个捻儿，做一个灯，埋头就写，写到第二天早晨两个鼻孔被油烟熏得黢黑。”短剧《运肥记》就这样完成了，这是她的第一个剧本。舞台是打麦场，照明是一根铁丝吊着十几盏油灯，大家围坐在一起观看。演着演着，一阵大风把油灯全吹灭了，四下漆黑。村民们都跑回家，拿出过年才用的马灯，马灯有罩，不怕风，照亮了舞台，戏继续演下去。

“后来我的戏走向世界，去了很多辉煌的剧场，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排马灯。”那一排马灯，照亮了何冀平的创作之路。

她的戏从陕北演到北京，得到领导认可，一纸调令将她调回北京。1978年，她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时北京人艺点名要她。她创作的第一部戏，是根据之前到香港探亲的经历所写的《好运大厦》——以一个自内地到香港的年轻人的眼光勾连起大厦中几家人的命运。这部戏1984年首演，观众为了抢票，挤塌了西单的售票亭。

真正让何冀平名动话剧界的还是《天下第一楼》。1985年，父亲的一些朋友来北京旅游，她做向导，带他们爬长城、吃烤鸭，“吃的时候，客人问烤鸭是怎么做出来的，服务员一句也说不上来，我开始有了创作的冲动”。之后，她开始查资料、体验生活。

她连日到全聚德烤鸭店的后厨，深入烤鸭班，看着一群剃着光头的男师傅们烤鸭、剥葱、做饼、熬鸭汤；她访问正宗挂炉烤鸭第三代传人田文宽和他的徒弟，看他们“手托烤杆，上身不动，脚下错落有致地走着十字步，全靠腰胯的扭动带动鸭身在火苗上悠荡”，像音乐一样；她到小胡同里拜访干了60年堂头的李祥寿，了解迎来送往的学问；她跑到鸿宾楼、又一顺等老字号，找故事里的原型；她还报了个厨艺班，拿到了二级厨师的证书……

何冀平几易其稿，最终完成剧本《天下第一楼》，讲述“福聚德”的兴衰故事。拿到北京人艺时，剧院一二百人来听她的答辩会，最后演员们写申请要求参加演出。老院长曹禺当时刚出院，把何冀平和导演夏淳、顾威请到家里，从下午谈到掌灯。等到联排时，曹禺连续看了5遍，后来拉着何冀平的手问：“你这么年轻，哪里来的这些沧桑？”

曹禺（左一）和何冀平（右一）聊剧本。

慢慢“炖”出一部好剧

当所有人都认为何冀平前途无量时，她却选择离京赴港，“为了和家人团聚，我的父亲和丈夫都在那里”。

何冀平和丈夫程治平的相识相知颇有渊源。两家算是世交，两人少时并不相熟，长大后再相遇，“互相有一种默契和共同语言”。后来，程治平到凤凰卫视工作，两人一直分居两地，经商议，何冀平南下，移居香港。“我当时万般不舍，刚刚在人艺站住脚跟，正是创作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去香港心里也有顾虑，换一个环境到底还可不可以继续自己的创作？”何冀平说。到香港后，她在一家电影机构任职，前后5个构想都没通过，心中更加迷茫。

1991年，北京人艺带着《天下第一楼》赴香港演出，徐克也在台下观看。看完戏后，他连夜寻找两样：一是烤鸭，一是何冀平。

见到何冀平，徐克问她喜不喜欢武侠，拿出两张纸，是他手写的大纲——电影《新龙门客栈》的初步构想。“当时，徐克在香港电影界算是位居第一把交椅的导演，他找我，我不能说不会写，也不能说不喜欢武侠，便接了下来。”那段时间，她每天到“徐克电影工作室”开工。“徐克平时话不多，谈起剧本就眉飞色舞，语速很快。我粤语不太好，谈了一天，听不全懂，只能用小录音机录下来，回家让先生做翻译。”改了3稿，她完成了《新龙门客栈》的剧本。当时的香港武侠片，一贯用青山绿水做背景，她则将之改到了大漠风沙的西北边陲，令人耳目一新。

电影《新龙门客栈》剧照。

电影上映后，一炮而红，从香港一路红遍东南亚，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何冀平也由此闯入香港影视圈，渐渐习得香港影视制作的规律、流程，进入创作高峰期。她时常同时写3个剧本，写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时，一天一集，用传真机写一张传一张到拍摄现场。

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话剧团希望更多融入内地文化，何冀平受邀成为驻团编剧。她创作的第一部戏便是《德龄与慈禧》。

“很早之前，这部戏就在我心里，甚至早于《天下第一楼》。我很喜欢这段故事，一个完全受西洋教育的女子，和一个已经接近70岁的老太后，两个女人，一尊一卑，一长一幼，一高一低，反差特别大，很有戏剧冲突。但我一直没想好写什么，等到在香港生活了8年，写了8年影视剧，我感受到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冲突和交融，就把这部戏的主题定在这里了——我希望德龄像一股清风，吹进重门深锁的紫禁城。”何冀平说。

一年后，《德龄与慈禧》在香港文化中心小剧场上演，场场爆满，后排经常还站一排观众。最后一场演出，何冀平上台谢幕，演员们按照外国习俗，齐声踏动着台板，向她致意，观众掌声经久不息。走出剧场时，已是深夜，维多利亚港灯火阑珊，她突然对先生说：“香港真美。”那一刻，她有了一种归属感，“我多了一个故乡”。

话剧《德龄与慈禧剧照》。

之后的4年，何冀平先后有5部话剧上演。2001年，香港舞台的所有主流剧团都在同时上演她的剧本，香港评论界称为“何冀平现象”。2012年，北京人艺建院60周年，她受邀创作《甲子园》，影视剧也一直没有停，和陈可辛合作《投名状》，和姜文合作《邪不压正》……真正成了“金牌编剧”。

如今，她已离开香港话剧团，成为自由创作者，仍邀约不断。她有一个十几层抽屉的柜子，里面放着她正在做的或做过的作品的素材、写作过程，希望能互相借鉴，可是从来没有——因为每一个创作都是全新的。“写的都是内心感受最深的东西，会一直放不下，随时遇到的人和事都会触动，引发联想，有时一下就撞出新天地来了。”她说，“香港人喜欢煲汤，我也喜欢喝汤，一大煲五颜六色的材料微火慢炖，就如同我心中的五味杂陈，汤煲好了，笔下也出来了。”

创作如果缺少中国文化，就没有底蕴

《环球人物》：您在北京长大，后来到了香港。这两地不同的文化对您的创作分别有什么滋养？

何冀平：北京有气度，宽宏大度；香港讲精神，务实拼搏。北京为我打下了传统文化的扎实根基，香港给了我国际视野。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我的故乡，都给了我其他地方不可能给予我的东西，滋养了我的创作，也使我形成了一点自己的风格和语境。

《环球人物》：您说传统文化是您的根基，那么它到底如何影响着您的创作？

何冀平：开始创作时，我就发现如果缺少中国文化就没有底蕴。曹禺先生也曾说，一个剧作家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才好——作为一个大作家，要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像《天下第一楼》，我写的是盘中五味，其实是人生五味，再从人生五味上升到对整个人生的感受，这都是一层一层递进的，这种递进是一定要有文化做根基的。中国菜的做法，来自中华民族的美学观念，来自中国人的哲学思想。袁枚的《随园书单》里就讲“他若《易》称‘鼎烹’，《书》称‘盐梅’”，老子的《道德经》里也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对于我来说，就是把从小受到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它们在我心里种下来的一些根基，转化成文字，体现在剧本当中。

《环球人物》：《天下第一楼》不仅享誉国内，而且多次走出国门。它能够让外国人也认同靠的是什么？

何冀平：好看、好玩、五行八作、各色人等，题材吸引。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下到老幼妇孺，上至知识分子，以至官居一品都可以找到看点，真正的艺术是可以不同语言、民族共享的。我的作品可能都有中西文化交融的因素，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比如《天下第一楼》，韩国企业的CEO也去看，他们看的是中国的企业管理，当然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想要体现这一点。

《环球人物》：写了这么多年，在您看来一部话剧的艺术生命力体现在哪里？

何冀平：戏剧是多方面的，最有生命力的是价值，体现在中心人物身上，内中有一点可以称为共通性的东西，能引起所有人有感受、被感染、能回味，但是不容易。那点真谛，像一个精灵，藏在你的作品中，和你捉迷藏，引诱你去寻找。找得到，要靠不舍的精神，找不到是经常的。

《环球人物》：支撑您一直创作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何冀平：写作是我的一个道场，我在里面修炼，每写一个剧本都是心灵的一次净化。

我没有我的那些作品有名，但庆幸的是，演员把我笔下的文字注入生命，永久地留在舞台上。生命如朝露，只有作品才是永恒。我很喜欢剧场，就像曹禺先生说的，戏散了人走了，我竟然爱这空荡荡的舞台。我也是同样的感受，因为剧作家的心血和灵魂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