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四川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的消息引起社会热议。当日，四川省卫健委回应，修订后的《办法》并非鼓励或倡导未婚先孕、未婚生子，而是将生育登记的重心转移到生育意愿和生育结果上来，回归人口监测及生育服务本位，目的是推动人口监测更加精准，从优生优育角度让更多孕产妇能享受应有的服务。

当生育登记不再与结婚与否、生育数量挂钩，变化也在网上引起了广泛讨论，“是否意味着鼓励未婚先孕、未婚生子？”“女性权益是否能够得到保障？”“冲击了传统家庭观念？”对此，1月31日，记者采访了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婚专委主任、成都大学法学院讲师贺海燕博士，针对新政策的一些法律问题做讨论。

实际上，在新的生育登记政策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四川省户政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相关规定，非婚生子亦享有户口登记的权利。

根据《四川省户政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第20条的规定，非婚生子女提供出生医学证明；父母双方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居委会、村委会证明以及社区民警的调查报告三项材料即可办理出生户口登记。“相比正常的有婚姻关系的婚生子女，只少交了一个结婚证。”贺海燕说，“以前不结婚生孩子办的手续，相对麻烦，现在更简便。”

贺海燕认为，新政策实施后，存在非婚生子女增多的可能性。但这些非婚生子女是正常恋爱的非婚生子女（即未婚先孕所生子女）还是夫妻一方婚内出轨所生育的非婚生子女（俗称私生子），二者将来的占比，目前尚且无法准确预测。

她介绍，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内，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所享有的权利义务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区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例如，二者在未成年时，均有被父母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均是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成年后，均有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

新的生育登记政策出台后，网络上出现了“一夫一妻制名存实亡，丈夫出轨，女性权益得不到保障”等类似观点。贺海燕认为，这是一种误读。

“新的生育政策出台后，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一夫一妻制度’，且根据现行法律，对有婚姻关系的女性和同居关系的女性保障也未产生变化”。贺海燕举例说，如果有婚姻关系的妇女，其是配偶的法定继承人，依法可以作为配偶的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参与继承。但仅是非婚同居的话，该妇女并不能享有该同居者的继承权。

又如，婚姻关系须依法通过协议离婚或诉讼离婚解除，并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处理子女抚养问题，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等，但同居关系的解除，无须经法定程序，如果分割财产无法达成一致的，提起相关诉讼即可。

“总而言之，法律对婚姻关系的保护更周全，对同居关系则持不赞成不反对的态度，保护是较为有限的。”贺海燕说，值得一提的是，在婚姻关系中，如果有证据证明对方出轨的行为已构成重婚或与他人同居者，可依法提起离婚诉讼，并要求对方支付离婚损害赔偿。

而关于婚姻一方未经另一方配偶同意，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人的，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另一方配偶仍然可以通过诉讼要求第三人返还。法院会根据个案情况进行判断，公众对此不必过于担心。

贺海燕认为，随着该新政策的出台，在立法层面，至少对同居关系的法律保障、出轨等违反夫妻忠诚义务的行为的法律责任两方面进行跟进。

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针对我国目前不婚和晚婚现象及群体的增多，立法应加强正常恋爱的非婚同居者中女性，包括年轻女性和老年女性权益的保障，以维护女性的合法权益。

另外，还需明确出轨等违反夫妻忠诚义务的行为的法律责任。贺海燕解释，首先，对出轨等违反夫妻忠诚义务的行为，在学术界和司法实务中，对于其是违反道德义务之行为还是违法行为存在较大争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轨者的违反道德义务的成本或违法成本极低，通常完全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或仅承担非常轻的法律责任。

“无论是‘出轨’的定义还是其法律责任，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均未作出明确规定。”贺海燕说，而与“出轨”意义接近的“与他人同居”甚至是“重婚”，则因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提出较高要求而很少能够得到人民法院的认定，从而导致了残酷事实——“出轨”并非离婚的法定事由，也不是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故出轨者大概率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婚姻制度的稳定性和严肃性造成了非常明显的不良影响。因此，随着新政策的实施，明确出轨等违反夫妻忠诚义务的行为的法律责任也迫在眉睫。”

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