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国胜

1954年春天，上海作家白危响应“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生活”的号召，来到河南省黄泛区农场体验生活。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上安排他担任农场的副场长，并给他配备了一辆吉普车。但白危总是喜欢骑着自行车，深入田间地头，深入职工群众，搜寻创作素材。在黄泛区，白危生活了十年，和工人们朝夕相处、甘苦与共，终于写出了《垦荒曲》这部上下两册共75章约55万字的作品。本书主要歌颂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表现了国营农场的优越性和示范作用。通过对建场过程的描述，作品展示了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以及农场内外的种种矛盾和斗争，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其中，着力描写的是不畏任何艰难、具有坚定革命意志的共产党员、机耕队队长赵辛田，在当代文学的画廊里留下了黄泛区农垦职工的形象。《垦荒曲》1963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12万册，次年7月再版，一时“洛阳纸贵”，读者甚多，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内有广泛影响的精品力作。《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刊物当时对此书都作了推介，称其“朴实流畅的文笔中透露出对劳动人民的真挚情感和浓郁的泥土气息”。

据《茅盾藏书〈垦荒曲〉往事追忆》披露，中国现代文学馆茅盾文库的藏书中存有当年白危赠给茅盾先生的《垦荒曲》。书中扉页题字：“茅盾同志：若干年前，你曾给我看过一部失败的稿子《燎原》，指出失败的原因，给了我许多教益。今天，我把这部书送给你，希望你一如往昔，不吝赐教。白危，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廿五日”。《垦荒曲》的第一版时间是1963年12月，也就是说，白危在《垦荒曲》出版后的第一时间就将此书寄给了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先生，这既体现了白危对文艺大家茅盾先生的尊敬，也表明了他急于得到指教的心情。

此时的茅盾先生尽管政务活动繁忙，且已近古稀之年，但在收到白危赠书后，立即对《垦荒曲》全书进行了仔仔细细的阅读，不到20天时间就将此书读完，并在日记中进行了较为详细而明确的阅读记录。1964年1月15日的日记中记载：“晚阅电视至九时，服药二枚，又阅《垦荒曲》至十一时入睡。”1月16日记载：“下午三时接见新任肯尼亚大使，三时三刻辞去，阅《垦荒曲》，晚阅电影（在本部礼堂）至九时半，归家后服药二枚如例，又阅书至十一时许入睡。”1月17日记载：“七时许返家，阅电视至九时半，阅《垦荒曲》至十时。”1月18日记载：“下午阅《垦荒曲》完（此书上、下两册，共约六十万言）。”

在茅盾藏书《垦荒曲》中，还留下了各种类型的批注：有关于具体文字使用的评价性批注，如“‘长着一对’四字可删”“‘陆离’可省”“此句意义不清楚”；有关于剧情细节的描写记录，如“此又进一步写赵老拱之为人”“此章初写董林也写得有声有色”“写小喜鹊极好”；有关于章节内容的总结，如“此章主要写家庭矛盾”；有关于作品情节的评点，如“有声有色”；有关于细节的阅读感受，如“旧习惯之难改”“农民爱占便宜”“教育农民的困难”；有关于描写场景的肯定，如“女的比男的老练”“形容仇小翠妙”。批注评点既关注词法、句法的表达，也着眼人物、环境、情节等小说要素。

从茅盾先生对《垦荒曲》的阅读日记及批注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文学大家抓紧分秒时间阅读、及时将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的良好阅读习惯和字斟句酌的职业习惯，更体会到了茅盾先生对黄泛区的关注、对描写新中国现实生活作品的关注，以及对赠书者的尊重。（原载《周口晚报》7月20日A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