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内知名“文物鉴藏家”，2016年“中国好人”，这三种截然不同的身份集于一身的人，就是我的三伯——程道德先生。

三伯，名道德，字陶庵，别号古癖斋主，祖籍绩溪。1935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十八）生于休宁。很小的时候，从父母日常的言语交谈中，就知道我的三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初中毕业，考上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北大法学院教授。后来，知道三伯不仅是一位知名的国际法学和中外关系史领域的学者，而且还是在我国科举文化、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以及名人墨迹、信札等文物收藏鉴赏方面卓有成就的专家。2016年7月，三伯因情系桑梓、力践“三诺”（“一诺”促成一座博物馆，“二诺”建成一座“道德馆”，“三诺”带来一次特别的展览）荣登诚实守信“中国好人”榜。

探究三伯近九十年的人生履历，作为晚辈的我深为感叹他为程家所带来的无上荣光。三伯身上所焕发出的道德光芒，已经成为指引和推动我们晚辈不断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甘为儒生一心向学

三伯出生的时候，我的爷爷已经从绩溪大谷迁居休宁海阳西街。据三伯讲，爷爷是裁缝出身，读过几年私塾，脑筋很活络，社交能力比较强。先是在西街开了一家衣装店，兼售卖布匹，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后来还顺应市场需求，时不时从上海采购一些成品服装出售。随着生意的进一步拓展，接着又在西街靠近横江大桥的位置开了一家棉花店。我的三伯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小手工业兼工商户的家庭。

按三伯自己的话说，他小时候是比较活泼、比较调皮的。先是在休宁上小学，抗战时期因父辈生意竞争方面的原因，遭人构陷，被诬为“囤积居奇”，家中货物全部被没收，家人不得不离开休宁谋生。先是搬到梅林，继而又搬到黎阳。后来因为终究是诬告，引发的这场官司打赢了，但父辈已经不想再回伤心地休宁西街了，最终一大家子落脚屯溪老街还淳巷。这场无妄之灾让三伯从休宁东青巷小学，辗转到梅林小学，再转到黎阳小学，六年级又转到屯溪观音巷继续读书。抗战胜利后，三伯从阳湖皖中（现为屯溪二中）回到休宁县中学读初中，住在离校五里地的二姐、二姐夫家。

三伯自幼喜欢京剧、徽剧和黄梅戏。不仅喜欢看戏、听戏，自己也能唱几句，而且还能自编自导上台演出。1949年4月，休宁县城解放。为了迎接解放军的到来，三伯参加了县里组织的文艺演出，自编自导的舞台剧演得生动活泼，引起了解放军文工团的注意。文工团的负责同志当时就要带三伯走，说：“小鬼，跟我们一起南下吧！”这是三伯面临的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由于年龄太小（14岁）家人不同意，最终未能走成。用三伯的话说，如果当时随军南下，也可能就完全是另一种人生轨迹了，少了一个法学教授，会多了一个有所建树的党的文艺工作者。

1950年6月，三伯初中毕业，7月即到徽州专署秘书科工作。1955年底，徽州专署和芜湖专署合并，三伯随同同事来到芜湖。1956年1月，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三伯动了考大学的念头。究其原因：一是三伯是当时家中四兄弟中学历最低者，考大学是他心中的夙愿；二是受到当时专署不少领导学习热情的影响，有一位领导无论寒暑，哪怕三伏天，汗流浃背，一边摇着蒲扇，一边仍在看书学习；三是自己个性使然，当时在专署机关工作，要么从政走仕途，要么响应中央号召继续求学做学问，三伯自我感觉搞行政不擅长，于是作出人生第二次重大选择，决定放弃工作考大学，走一心向学这条路。按三伯当时的情况，他已经是行政22级，每月工资56元，只要按部就班不折腾，生活也会过得很舒心。但三伯心中读大学的愿望十分强烈，只要大学管口饭吃，放弃工作也是愿意的。

既然决心已下，那就咬定目标不放松。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三伯，为了能够顺利考上大学，不得不白天坚持上班工作，晚上去芜湖中学补习文化。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学习，三伯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时隔多年后，三伯在回忆当初的选择时，还非常自豪和欣慰地告诉我，当初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所作出的选择是多么的正确。

说到徽州专署近6年的工作经历，三伯多次说，这是他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当时的机关作风非常朴实，官员和下属甚至机关打杂人员之间一律平等相待，没有所谓的上下、等级的鸿沟。解放之初，那是一个充满激情、昂扬奋进的时代。工作氛围和谐融洽，生活追求简单纯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贪污腐败现象。 

三伯酷爱体育运动，是徽州专署排球队二传手。专署排球队聘请了安徽省排球队成员指导，训练有素，有时节假日赴临近县城参加友谊赛。专署排球队直至徽州专署与芜湖专署合并后才解散。

1956年8月25日，三伯怀揣着北大法律系的录取通知书，只身一人带着简单的生活用品，踏进了北大的南校门，正式成为一名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大学生。由于之前有正式工作，因此三伯作为调干生，每月还有25元调干助学金。除了自己日常学习和吃穿用度之外，每个月还能省下一点钱寄回老家贴补家用。1960年春，三伯提前一年毕业并留校工作。先后担任法律系（法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国际法教研室主任、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学位委员会委员。工作上，主要从事近现代中外关系史及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这期间，三伯先后主编或领衔主编《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一、二册），著述《试述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与扩展》《帝国主义侵华简史》（与人合著），参与《海洋法资料汇编》（合编），等等。1997年受北京市法学会委托，组建北京市法学会国际法学研究会，并当选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主持研究会的日常工作和学术活动，历时八年，成绩突出。2010年荣获北京市法学会授予的“首都法学研究突出贡献纪念奖”。

　　千淘万漉藏之有道

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说到三伯搞收藏，实质是打小就有浓厚的兴趣。三伯小时候生活在徽文化积淀深厚的休宁县，读小学时就开始集邮。记得在屯溪念初中一年级时，每逢周三就到老大桥（镇海桥）地摊上闲逛。有一次看到一套线装本的康熙字典，真是爱不释手。买下吧，价格不菲。不买吧，又寝食难安。几经踌躇，再三权衡，最终还是下定决心用自己的压岁钱买了下来，44册的康熙字典装了整整一洋铁箱。

在普通人看来，三伯在所从事的专业上取得的成就已经斐然。但一贯低调的他在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时，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回首往事，多不足道，唯有收藏，聊值一提。”由此可见，“收藏”在三伯心目中的分量有多重。

谁都知道，搞收藏，没有“财力”是不行的，因为收藏太费钱。搞收藏，没有“眼力”也是不行的，真假莫辨，以讹传讹，贻害无穷。搞收藏，没有“毅力”更是不行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挂一漏万，不成体系，收藏的价值和意义将大打折扣。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按理说三伯是不可能像收藏界的众多“扛把子”那样有经济条件搞收藏的。但让人想不到的是，他却通过日积月累，集腋成裘，把收藏搞得风生水起。三伯一开始主要是收藏古钱币，搞了十几年，已有相当规模，还担任了北京市古钱币收藏协会的理事。此外，字画、瓷器、铜镜等也有所涉猎。1982年前后，他突然意识到，搞收藏仅仅限于此是不够的。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北大著名学者墨迹的收藏上。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渐渐形成了清代科举制度文物系列、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文物史料系列、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遗墨系列以及民国时期军政要员手迹系列等四大藏品体系。其藏品之丰富，可谓蔚为大观。耗资之巨大，实在难以计数。曾经与三伯谈论过收藏资金来源的问题。按照三伯的说法，他之所以在收藏方面能够取得一定成绩，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离不开改革开放。用三伯自己的话说，即“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程道德的收藏”。改革开放，为三伯搞收藏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社会环境和难得机遇。首先是个人收入逐年提高，其次是社会环境逐步宽松，再次是各类藏品流通渠道更加多元。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后，就可以通过逛文物市场、参与拍卖行公开拍卖等各种手段，最终获得自己想要的藏品。其中，有一个最为难得的机遇，也是因为改革开放，三伯从1991年开始到2000年，这十年间多次飞临香港给研究生讲学。赴港讲学的收入不菲，但三伯几乎把全部的讲学收入都花在了香港的古玩市场上。每次回北京，必带回一堆字画。有两次因收购的量太大，不得不请求赴港讲学的青年老师帮忙背回来。当中有不少是无价之宝。令三伯至今难以忘怀的是1995年赴港讲学的那一次。讲课之余逛古玩市场，在一地摊上翻看旧字画，突然发现一副破旧原装原裱七字楹联，落款“许景澄”。没想到在北京苦苦搜寻五年而不得的京师大学堂第二任管学大臣的墨宝，竟然在香港地摊上以五百港币的价格“捡漏”，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一发现，填补了京师大学堂第二任管学大臣（校长）墨迹之空缺。

二是得益于三伯母的鼎力支持。三伯母汤蕉媛，印尼华侨，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1964年嫁给我的三伯。用三伯的话说，她可是富家小姐，家庭非常富有，一家人非常爱国。没有她，我哪能收藏这么多东西。的确，三伯母对三伯收藏的支持令人感动。不仅允许三伯的工资基本用于收藏，而且还把自己父亲在印度尼西亚望嘉锡市的遗产——一幢三层楼的商铺变卖后，资金全部用于支持三伯的收藏事业，而最令人感动的是，三伯母有时还会亲自出马，为三伯的收藏“跑断腿”“磨破嘴”。比如，为了成功举办“20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墨迹展”，为北大学子和后人留下珍贵墨宝，三伯母主动承担起向北京大学著名学者“讨墨宝”的任务。一开始，很多知名学者不了解征集墨宝的用意，甚至以为有什么经济利益目的，总是将三伯母“拒之门外”。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跑一趟不行，那就约时间再跑一趟。就这样三番五次，无论晨昏，无论寒暑，带着干粮甚至还有速效救心丸，穿梭在燕南园、朗润园、燕东园之间，三伯母硬是用自己的诚意，感动了六十余位知名学者。他们纷纷欣然命笔，题词相赠。

三是几十年来的俭朴美德。三伯为了收藏事业，生活过得十分节俭。走进三伯位于北京育新花园的家，看不到一样像样的家具，生活堪称清贫。映入眼帘的只有墙上悬挂的名人字画，书房里成摞成摞的报刊书籍，大包小包分类好的各种藏品。身上的衣服一穿就是许多年。2015年，三伯到黄山举办展览，我看到他身上的衣服实在不像样子，专门给他买了一件细条纹衬衫，穿了参加第二天的展览开幕式。一次到北京出差，公务之余去看望三伯、三伯母，送给三伯母一件绛红色羊毛外套。后来，只要照相，三伯母就穿上它。照完相，就又脱下收起来。并且跟人说，这是燕儿给买的。三伯一家饮食就更简单了。当初三伯到香港讲学，每次都带上一堆方便面，目的是把讲学收入节省下来，尽可能多地到香港市场上淘得心仪的宝贝。

可以说，三伯搞收藏，耗尽了毕生所有的财力。几十年收藏过程中的酸甜苦辣，不仅锻炼了三伯的独到眼力，更锤炼了三伯孜孜以求、持之以恒的坚强意志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毅力。

回顾三伯四十多年的收藏经历，用三伯自己的话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自改革开放到1999年这二十年间，属于第一阶段，为业余爱好性质，收藏仅是“副业”，当时只顾收藏，无暇顾及藏品的整理与研究。1999年正式退休后至今的二十多年间，属于第二阶段，收藏成为“主业”，倾心收藏，潜心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先后在北京、西安、屯溪、休宁、绩溪等地举办各类大型展览16次。在《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收藏》《中国文物报》《文物天地》《收藏》等报刊上，发表了近百篇各类研究文章。主编出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墨迹》《二十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手迹》《民国时期军政要员手迹》《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遗墨（上下册）》《近代中国高等院校修业证书图鉴（上下册）》《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文物史料图鉴（七卷九册）》《字字珍藏：名人信札的收藏与鉴赏》（与人合著），校点《康有为牛津剑桥大学游记手稿》等10余套。这期间，三伯也相继出任中国收藏家协会理事、北京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书画专业委员会主任、文物鉴定专家组成员等职务。  

至此，三伯真正把收藏作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崇高事业，担在肩上，落实在行动上。

　　情系桑梓爱满人间

三伯虚龄九十，已入耄耋之年。除了耳朵听力衰退和腿脚有些不便以外，身体状况良好。特别是思维反应依然十分敏捷，说起收藏来总是侃侃而谈、滔滔不绝，不仅语言表达流利顺畅，而且记忆力特别好、逻辑性特别强。

一次坐在三伯育新花园的家中，与他聊起收藏与捐赠的话题。三伯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我的感恩思想是很强烈的，对家乡很留恋。没有家乡的培养，哪有今天的程道德？”“收藏，就是为了传承和发展。我所收藏的这些东西，体现的是传统文化的根和魂。我们不仅要把这些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留下来，更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且发扬光大。”“好的宣纸流传上千年！靠自己保存能够传得下去吗？自己保存个几十年、上百年不得了啦，最后毁了多可惜！”“怎么样才能发扬光大？留在个人手里、放在保险箱中怎么能发扬光大？所以我在征得家人同意的情况下，决定把我的藏品捐出去，真正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实话说，三伯的这些想法早就付诸实际行动了。在2004年春夏之交的一次“在京休宁籍人士恳谈会”上，三伯就深感休宁作为一个出了19个文武状元的中国第一状元县，应该有一座展示科举文化的状元博物馆！于是，就在会上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状元博物馆的倡议，并表示：“若状元县能建起状元博物馆，我将捐出收藏之科举制度文物，作为状元博物馆藏品。”在休宁县委、县政府的积极响应和不懈努力下，2005年“中国状元博物馆”终于建成正式对外开放。三伯毅然践行诺言，捐出清代科举文化系列藏品200余件，在状元博物馆群落内分建一座“清代科举文化馆”，并于2010年11月17日正式开馆。 

随着藏品越来越多，三伯的年龄也越来越大，他充分发挥这些藏品作用的想法也越来越急迫。三伯知道，时间不等人。他急切地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能够使他心中的愿望逐一得以实现。之前，三伯曾经想通过与人合作，打算在黄山建设一座“徽商博物馆”，把所有与徽商有关的文物藏品全部捐献出来。然而几年过去，因场地、资金等问题最终没能解决，所有的想法只能搁浅。

如今，乡愁已成为三伯心中挥之不去的情愫。三伯离开家乡已近七十年，但至今乡音未改，说起休宁方言还是那么纯正地道。近七十年的旅外生涯，三伯的家乡情结愈加浓厚，回报故里的愿望更加强烈。2023年初，三伯萌生了在自己的家乡建一座“徽州乡愁博物馆”的想法。经过多方联系与沟通，黄山市档案馆作出积极回应，屯溪区委、区政府更是主动争取。市档案馆和屯溪区先后派员赴北京与三伯接洽建馆事宜。特别是屯溪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每次不是书记、副书记带队，就是请曾经在休宁主导建设状元博物馆、如今已经退休的市政协原副主席胡宁牵头，对接捐赠藏品，商讨展陈方案。从馆址选定到资金筹措，从设计单位到人员落实，从方案完善到招标启动，三伯无不热切关注，主动出谋划策，并且与相关人员始终保持热线联系。2023年底，三伯捐赠给“徽州乡愁博物馆”的270多件珍贵文物藏品，分两次全部运送到位。

我知道，“徽州乡愁博物馆”建设事宜的落定，压在三伯心头多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放下了，他的心情明显轻松了起来。但我深知，三伯和三伯母还有一桩共同的心愿没有完成，那就是在北京高校云集的海淀区范围内建设一座“中国高等教育博物馆”。值得庆幸的是，几个月前三伯兴奋地告诉我，“中国高等教育博物馆”的筹建事宜已经有了一定眉目。届时，三伯将捐出数以千计的与高等教育有关的文物史料藏品，以了却他一生中最大、最后的心愿。  

我一直在想，作为一个热爱收藏的耄耋老人，把耗费一生心血积攒下来的这些珍贵藏品，一一捐赠出来，不求任何回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支持家乡的文化建设，回报党与国家的培育之恩，为民族的未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作者：程燕

来源：黄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