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1904—1994），浙江杭州人，著名画家，敦煌艺术研究家，我国敦煌学的奠基者和敦煌文化事业的开创者。1923年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1927年赴法国留学，1943年到敦煌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4年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195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59年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1982年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1984年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在大漠戈壁的恶劣环境中，率领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同仁艰苦奋斗数十年，开创了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本文节选自《人民艺术家》杂志第202212期，内容有删改。

他十载寒窗留洋，半个世纪苦旅敦煌，为中国艺术发展、为中国文化事业走向新的世纪奋斗一生。他从“为艺术而艺术”走向“为生活而艺术”，而后倾注全力献身于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与保护事业。他曾说：“如果真的再有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

他一生所爱，只在敦煌。他，是当之无愧的“敦煌守护神”。

常书鸿 《敦煌九层楼》 布面油画 1952年

▷ 浙江—巴黎：追随艺术之光的指引

“经过半年的筹划，我在朋友的资助下远涉重洋，投奔被誉为‘艺术之都’的巴黎。”

常书鸿，祖籍热河，1904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他自幼便爱好绘画，随三叔父学画、填色；小学四年级时，开始学国画，并试用炭笔学画人像。

常书鸿的父亲原是黑龙江一个八旗工艺厂的录事，十分信奉实业救国。1918年，他执拗地将常书鸿送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读书。但常书鸿的心中早已种下了艺术的种子，无奈，他只能选择与绘画相关的染织专业，学习染色和织物图案画。求学期间，他参加了由著名画家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到西子湖畔写生和观赏孤山的红梅、平湖秋月的莲花；临摹国内刊物上的西方名画，并为人画像，赚取报酬，以贴补家用。

常书鸿 《敦煌莫高窟庙会》 布面油画 1950年

1923年，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并留校担任染织彩纹工场管理和美术教员。与此同时，醉心于西欧美术的他，一直梦想着能前往法国专攻绘画。他先是参加了教育部浙籍公费赴法留学生选拔考试，在考试结果一再拖延、希望渺茫的情况下，他又得到学校李熙谋院长的支持，最终于1927年带职自费赴法留学。

抵达法国后，除在一家中国饭馆做工外，常书鸿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法文和绘画技术上。他先考取了里昂中法大学，随后以公费生的身份被选入里昂美术学校专攻美术。从里昂美术学校毕业后，1932年秋，他又获得里昂市公费奖学金，转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继续深造，1933—1935年在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劳朗斯的画室学习。

在巴黎留学期间的常书鸿

巴黎为艺术天赋高又极其勤奋的常书鸿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常书鸿不仅在学院认真学习古典油画技巧，而且积极参与留法中国画家的艺术活动。他与在巴黎学习的吕斯百、王临乙、曾竹韶、秦宣夫、滑田友等中国艺术家交往密切，并于1934年召集成立了“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他时刻关心着画坛思潮的变化，认真思考着西方艺术和中国艺术发展的道路。

此时的巴黎，正因丰富多彩的画廊、博物馆、美术馆、沙龙而成为国际艺坛热闹非凡的中心。常书鸿每天废寝忘食、如醉如痴地出入各种艺术品荟萃的场所，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学习目标引向西洋古代美术史的道路上。

中国留法艺术学会部分成员合影

留法期间，常书鸿佳作频出，屡获嘉奖，声名鹊起。1928年，彩色铅笔画《木工》获康德铅笔公司速写绘画奖第一名。1932年，毕业作品油画《G夫人像》获全校毕业生作品第一名；油画《乡愁曲》参加里昂沙龙获优秀画奖；油画《浴后梳妆》获里昂市保送巴黎公费学习考试第一名。

1933年，油画《湖畔》参加里昂春季沙龙获银质奖。1934年，油画《病妇》参加里昂春季沙龙获金质奖。1935年，油画《沙娜像》由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购（现藏蓬皮杜文化中心）；油画《紫葡萄》获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劳朗斯画室第一名；油画《裸妇》参加里昂春季沙龙获金质奖，并由国立里昂美术馆收藏。

常书鸿 《G夫人像》 布面油画 1932年

常书鸿 《沙娜像》 布面油画 1935年（现藏蓬皮杜文化中心）

1935年，常书鸿还在巴黎举行了一场个人画展，展出作品50余幅，并当选为巴黎美术家协会超选会员、巴黎肖像画协会会员。

但，作为一位东方青年，对西洋艺术的盲目崇拜，在五花八门的现代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艺术流派的海洋中的沉沦，又使他“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深深地感到透不过气来”……

1933年，常书鸿与妻子陈芝秀、女儿常沙娜在巴黎街头

常书鸿 《画家家庭》 布面油画 1933年

▷ 法国—中国：立志为祖国献出一切

“祖国啊，在苦难中拥有稀世之珍的敦煌石窟艺术的祖国啊！我要为你献出我的一切！”

1935年秋的一天，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伯希和编著的《敦煌石窟图录》。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这本黑白印刷的书是根据1907年伯希和从中国敦煌石窟中拍摄的材料印制而成的，它所呈现的“长达千余年的精美绝伦的中国美术史”，让常书鸿深感震撼。随后，在巴黎吉美博物馆，常书鸿又近距离目睹了1907年伯希和从敦煌盗来的大量唐代大幅绢画……

伯希和编著的《敦煌石窟图录》

这一切的一切，让怀抱着“艺术高于一切”“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来到巴黎的常书鸿在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对比之下，我乃恍然于自己过去那种言必称希腊、罗马，却对祖国民族艺术一无所知，且为自己始终采取的极其错误的虚无主义态度而感到可笑和可耻！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竟然看到祖国古代如此辉煌灿烂的艺术瑰宝受到外人掠夺和玷污而无所作为，我的内心又是感到多么的歉疚和痛苦啊！”

常书鸿 《D夫人像》 布面油画 1934年

难以排遣的思乡之情搅乱了常书鸿的心。为了探寻美的源头，1936年，他收起画具和已然幻灭了的追寻西方“艺术之神”的美梦，独自一人匆匆踏上了归国的旅程。他的妻子与女儿则暂时留在相对安全的法国巴黎，并于1年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一家三口得以团圆。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中，很少人知道并关心那尘封在大沙漠里的小小洞穴中的艺术宝藏。而对刚回国的常书鸿来说，解决工作和生活问题才是当务之急，前往敦煌的计划只能被迫搁置。面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常书鸿忙于逃难和迁徙，工作十分不顺利。他先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任教授、系主任，后随校南迁，由江西南昌、湖南沅陵再到昆明、重庆。

常书鸿 《重庆大轰炸》 布面油画 1938—1942年

1937年，常书鸿（左六）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友在沅陵

1942年，著名古建筑学者梁思成教授找到常书鸿，问他愿不愿意去国民政府教育部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到敦煌去”正是常书鸿求之不得的愿望，于是他表示愿意承担这一艰巨任务。

然而，除拨了一笔非常有限的经费之外，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常书鸿再也没有提供任何其他实质性的支持和帮助了。就在这个时候，著名画家徐悲鸿给了常书鸿莫大的鼓励和支持：“我们从事艺术工作的人，要学习玄奘苦行僧的精神，要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做到底。”当徐悲鸿得知常书鸿出发前要开画展筹钱、准备行装的计划后，极为赞成，并热情地为其画展写了一个序言。最终，画展上的40余幅油画展品全部售出，这是常书鸿唯一得到的安慰和资助。

1942年，常书鸿在重庆沙坪坝凤凰山写生

1942年，徐悲鸿为常书鸿画展题字作序

敦煌，敦煌！这是让常书鸿魂牵梦绕了7年之久的神圣之地。1942年秋，常书鸿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踏上了漫长而曲折的敦煌之行，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正如常沙娜在《留下永久的微笑——我的父亲常书鸿》一文中所写：“爸爸经常说，自从他在巴黎塞纳河畔的书摊上见到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他后来的命运，包括我们全家的生活便都与敦煌紧紧地连在一起，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5年，常书鸿与女儿常沙娜、儿子常嘉陵在莫高窟

晚年时期的常书鸿在莫高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