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记者 狄鑫
摄影记者 萧颢
通讯员 黄朝晖 张俊 王宇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下文简称“新职教法”）于去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26年来的首次修订。修订内容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职业院校应该怎么做？这些问题，在近日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2022年修订）解读与研究》一书中都能找到答案。该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教授主编，极目新闻记者近日对他进行了专访。
首个新职教法的“三合一”研究成果
记者了解到，新出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2022年修订）解读与研究》，是国内首部集释法解读、指导工作、政策建言于一体的系统性研究成果。
“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职业教育的实用指导手册，更包含了对法律的解读与普及，以及职业教育工作者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思考和建议，是一本‘三合一’的著作。”周洪宇介绍，新职教法实施近一年来，职业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过往大众对职教的一些误解也逐步消除。
新职教法，在人才培养定位上首次明确地表述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从“层次”到“类型”，这是定位地位的新突破。同时，明确规定“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用人单位不得设置妨碍职业学校毕业生平等就业、公平竞争的报考、录用、聘用条件”等，有助于消除对职业教育的社会歧视。
“过去有一些家长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读职校，就是因为职业教育受到歧视，现在这一现象有所改变。人有着先天禀赋的差异，有些孩子就适合读职业教育，在技能方面更擅长，应该对他们给予肯定。”周洪宇说，各地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也加大了，经费投入增加，师资队伍增强，整体上讲职业教育发展的环境更好了，这都表明职业教育比立法之前更受重视。
职教体系不能少了创新型技能大师
1999年，周洪宇曾去台湾地区南台技术学院考察，没想到几年之后，学校升格成了南台科技大学，竟然还培养硕士博士生。在他看来，这种升格其实是高等教育对社会多样化、多层次的人才需求的反应。
新职教法明确提出：“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由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层次的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实施。”
“可以预见，经过本科及以上层次职业教育的培养，职业教育中将诞生更多的创新型技能大师。”周洪宇补充说，职业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区域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职教体系里应该有培养创新型技能大师的通道。但是，也不能都往研究生教育的方向发展。盲目与普通教育攀比、忽视职业教育的本质与特点，是不符合规律、不可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2022年修订）解读与研究》一书里提出，职业教育里实施研究生教育的比例也不能太大，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在早期，职业教育的研究生层次教育比例一般在3%-5%，中后期在10%-15%；本科层次早期在15%-25%，中后期在30%左右；其他高等专科和中专层次在65%-70%。
建议增设“副学士”“匠士”学位
“目前，职业教育只有学业证书，没有学位证书。但学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不是一个概念。学业证书是文凭，学位证书是学历……”周洪宇认为，健全的证书制度是影响职业教育长期发展的一个关键一环。
对此，新职教法中这样表述：“接受职业学校教育，达到相应学业要求，经学校考核合格的，取得相应的学业证书；接受职业培训，经职业培训机构或者职业学校考核合格的，取得相应的培训证书；经符合国家规定的专门机构考核合格的，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且“接受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的，可以依法申请相应学位”。
周洪宇建议对整个学位条例的类型、结构、框架、体系重新的设计，把职业教育这个类型的学位先写入。比如专科层次可以考虑副学士学位、协学士学位或“工士”学位，本科层次叫“匠士”学位。他举例说，早在2014年，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就探索为毕业生授予工士学位，在当年的毕业典礼上，应届毕业生穿着学校统一定制的新学位服，按照正规的学位授予仪式，依次从院长和导师手里接过相当于本科副学士学位的“工士”学位证书。
“这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高职的吸引力，让高职毕业生和本科毕业生一样，既有毕业证，又有学位证，增强毕业生的荣誉感，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他说。
新职教法留有继续探索和创新的空间
新职教法实施以来，职业教育工作者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产生了哪些思考？提出了怎样的建议？采访中，多位专家进行了解读，给出了建议。
长江职业学院党委书记童静菊介绍，去年5月以来，该校多次开展新职业教育法学习宣讲专题会，师生振奋，反响热烈。学校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2022年修订）解读与研究》编写研讨会，并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2022年修订）解读与研究》编写任务，在推动职业教育各部门更好贯彻新发展理念中贡献“长职”智慧。
童静菊表示，“湖北提出了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二十条措施。这些措施的责任单位涉及到省委组织部、教育厅、人社厅等二十一个职能部门，且大部分需要通过跨部门协同的方式来落实。如果能够将其中的重点改革措施细化为职业教育地方标准，逐步构建起我省的职业教育标准化体系，不仅能够大大降低跨部门沟通与协调成本，而且能够通过标准化治理的引领与带动作用，较快地将我省职业教育改革纳入到规范化、长效化轨道。”
长江职业学院校长吴昌友表示，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既要抓示范引领，也应当抓质量达标。在当前职业院校正在开展创建“双高”“双优”示范工程建设的同时，也应当同步注重“普适性”标准的推广，通过标准化治理，加速引导湖北职业教育步入科学化、规范化，实现整省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职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李梦卿认为，新职教法既在类型定位、培养模式、体制机制等方面浓墨重彩，同时也给政府、职业学校、行业企业和相关社会力量等一切职业教育管理者、举办者、参与者、研究者和关心者留下了一些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和创新的空间。
他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2022年修订）解读与研究》通过对职业法修订前后两个版本的比较，呈现出职业教育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创新性，充分彰显了我国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的国家意志。勾画了我国职业教育未来发展战略蓝图，提出了贯彻落实职教新法、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方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