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大年三十还有半个多月，年近九旬的老父亲走了。我非常希望他能和我们一起在人世再度过一个春节，可上苍却伸手将他挡在了年关之外。除了内心隐隐的悲伤，我还想起儿时每年这种日子父亲为一家人忙年的情景，尤其是他带我去县城打年货的一些记忆。

童年时代，记不清多少回，我跟着父亲步行十来公里来到家乡的县城。每次都是从一条石板街走进城中心，记得沿街是成排的老屋子，青瓦黑窗，街心的石块都被行人踏得光溜溜的，两侧铺面的石头台阶上也摆满了杂货。年关前夕，狭窄的小街涌动着来来往往打年货的人，擦肩接踵，我必须亦步亦趋地跟紧前面的父亲。

父亲带着我走走停停转过几条街，按照他心里默记的“清单”采买年货，比如，要给家里每个人买一双袜子，有时还要扯几尺布，包括缝衣服的纽扣。家里过年要待客，需要添一摞粗瓷大碗。还有做菜的酱豆，店家是用裁成片状的旧报纸包装的，为了防止酱汁渗出，必须包裹几层，我观察也有店家撕下废课本做包装纸的。只有红糖是用粗糙而厚实的草纸包装，包成一个低矮的金字塔形状，有棱有角，再用一道红线捆成十字加以固定，包尖顶部都捆上一片小小的红纸，方方正正，十分讲究，商店知道这都是顾客买去作拜年礼品的。还有父亲买回的几摞类似月饼的甜饼，也捆扎得很好，我知道那也是用作走亲戚的礼物。

而我最爱走近的地方是县新华书店，虽然父亲从未带我进去过，但大门口毛主席题写的四个大字，一笔一画早被我记下了。

父亲念过多年私塾，当过教员，在乡村算是文化人，他一生穿戴整洁，晚年亦如此，每次出门都要把皮鞋擦得干干净净；直到他去世前些天，尽管腿和脚都肿得厉害，但他仍然要坚持穿上皮鞋去打针。想他当年，宁愿挑着一担竹筐去采购年货，也不愿像有些乡民那样拎着一只荆条编织的黑乎乎的菜篮子赶集。走出县城的归途中，看到他箩筐里的年画和写春联的红纸被寒风吹动，也能激起我莫名的兴奋，一点儿饥饿感也没有。

其他乡亲很少有带着“跟屁虫”进城的，所以直到如今，我都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愿意带上我这个累赘，当然他不会预料到我今天要写这篇跟随他赶集的散文，也不会料到县城会成为我离开故乡之后乡愁的寄寓之所。

后来，尽管我去过国内外很多大大小小的城市，但心中却时常挂念这座小城，它是我真正的故土，在这里的土地上生活着我的亲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我非常渴望了解外界知识的年龄，父亲反复带我来过县城。县城成了我最早见到的城市，我最早认知世界是从这座古老的县城开始的，是从这片山水开始的。后来，我发现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有两座城市是别人不可以轻易“触碰”的，一个是自己工作和生活了半个世纪的武汉，一个是自己故乡的小城。我对它们的发展变化怎么不满意都可以，但如果别人当着自己的面说它们怎样差，心里就会多少有些不舒服，认为那是对自己的一种不礼貌。因为，这样的情感都带有“唯一性”。

自古以来，人们通常将县级行政区看作自己“恰如其分”的故乡，说大了有点儿“不着边际”，说小到乡镇一级，外地人根本不知道，所以很多县名也成了历史上当地所出人物的别号，普通人也以县域为范围介绍自己的故乡。从而，县城在人们的故乡情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出生在我故乡广水的多少代乡亲，从问世开始，就和这片大约一千年没有变更的行政区域、和这里的县城有了一种天然的情感联系。我想，在中国大地上，很多人的心中都有这么一座县城。

然而，最初父亲带我见识的县城，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发生变化。而今的县城，城区规模不知扩大了多少倍，面积达3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30万，三分之一的农村人口成了县城居民。在县城买房，让孩子到城里学校就读，成为多数乡亲的起码奋斗目标，这也是当年牵着父亲衣角进城的那个男孩想都不敢想的人生梦想。

当年的“应山一中”坐落在一条偏街上，简陋的大门顶端用水泥做成的校名红字，曾让我仰望过好多次。后来，这座全县的“最高学府”迁至城区边缘，在刻着校名金字的长长卧石后面，是宽阔的校园和气势壮观的教学大楼。

每年春节我回老家，在每个村落门前都可以看到停泊的轿车，有的地方停着几辆。虽然年轻的车主都说打工辛苦，挣钱不易，虽然他们依旧把这里的乡村看作是自己的家园，但他们干净闪亮的“坐骑”告诉你，他们已经属于城市，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住进了县城的楼宇。他们用辛勤的双手“抹掉”了县城一道道延续千年的秦砖汉瓦的街巷，“抹掉”了尘土飞扬的混杂集市，包括这里污水横溢的河流和沟渠。他们改变了古城，成为这座现代新城的主人。

现代城市的宽敞街道取代了当年的一条条石板小巷，每年春节回县城我都会走错路，这是时代的进步，但我仍然怀念父亲带着我走过的县城。虽然那座集贸市场般的古城早已消失，可在它熙熙攘攘的杂乱老街上，走着那位每进一个店铺都有目的的乡村汉子，他身后是个茫然跟随却满眼都是新奇的男孩儿。

老街上，有我忙碌迎年的父亲，有我盼着过年的童年。

（作者：任蒙）

【编辑：王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