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福源

清末博山窑厂全景   佚名摄

光绪末年，清廷为缓和阶级矛盾，解决财政困难，主动实施新政。在“新政”的推行下，山东地方当局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博山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官商合营的玻璃公司。仅仅隔了1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山东维新派官僚以改良博山本地瓷器为目的，又在博山开办了全省第一个官办窑厂——博山陶瓷工艺传习所。

逆境中崛起

1905年，时任山东工艺局局长黄华上书禀请山东巡抚衙门，要求在博山下河一带创办博山陶瓷工艺传习所，山东巡抚衙门批准拨库银二万两为开办经费。开张伊始，黄华明确提出设立工艺传习所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大本地陶瓷生产规模，而是“欲改良本地瓷器”，因此“所有出品，只求精细而不求多”，旨在引进先进技术、培养技术骨干，运用最新技术对博山的传统陶瓷产业加以改造，提高当地陶瓷产品的质量和档次。

博山陶瓷工艺传习所性质系官办，归山东劝业道管辖，每年经费为白银三千两。为了办出成效，黄华委托济南古董商人王子久为总办，打理一切事务。王子久上任后推行一系列措施，首先是注重技术改进，招聘能工巧匠。据说，为了发现人才，王子久每逢博山大集就到窑货市看北岭、山头、八陡、福山等处窑户出售的产品，从器形到釉色、胎质，凡超群出众者，就想办法将制作人招录所内。山头著名陶瓷艺人陈希龄即是因作“红货”（即红泥制品）产品规整、造型多样出名而应聘入所。其次是改进制作工艺和技术。为改变博山陶瓷工艺相袭成习的落后状态，王子久通过各种措施引进、吸收各地的先进技术，特意从江西景德镇等地邀请了多名制瓷工人来博山传授技艺。再次，对传统的陶瓷原料、生产设备、制件工具等加以改进。如将烧窑习用的匣钵改为帽垫式笼盆，为生产满釉的净底产品（无沙圈支痕）创造了条件；产品成型改用手摇转轮，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

此外，王子久对艺术陶瓷和仿古陶瓷制作很重视，除仿造景德镇的古彩、青花外，在他的主导下，本地工匠陈希龄和侯相会先后研究恢复了失传多年的宋代名贵釉色茶叶末釉和雨点釉。

茶叶末釉色呈半无光状，又称“无光釉”，色泽黄绿掺杂，又密布黑色微点，类似茶叶细末之色，因而得名，有“养目”之誉。陈希龄恢复茶叶末釉品种后，博山窑所产茶叶末釉器件曾风靡省内外市场，当时的北京古玩铺以此充古，日本商人亦大批抢购回国，充当古瓷牟利。

陈希龄为博山山头人。陈家世代相传从事陶业，到他这一代主要以产红泥炉著称。陈希龄入博山陶瓷工艺传习所后，致力于新釉色和新造型试验。他经常与同行交流技艺，并利用当地原料致力于新釉色的试验。他用5年的时间，进行了600多次试验，于1910年试制成功失传已久的宋代名釉茶叶末釉——鳝鱼黄，被视为陶瓷艺术中的珍品。此后又试制成功鳝鱼青，均达到中国名釉的最好水平，投产后销往国内外。

茶叶末釉一经推出，即成为博山瓷器中的佼佼者，在省内外风靡一时。据谢惠《山东博山之陶瓷窑业》介绍说：“就茶叶色瓷器而论，当时销路颇佳，获利甚厚，六七年前（1927年左右，作者注）北平之古玩铺，尚有陈此以充古瓷者，即日人亦有大批购至其国，冒充我国古瓷以牟利。”

民国博山窑红绿彩花口小盆

博山陶瓷工艺传习所的另一贡献是研制成功博山红绿彩。因主要产生在民国时期，所以也称为“民国红绿彩”。

博山红绿彩其实并非仅仅指红和绿两种色彩，它是以红绿为主调，又辅以蓝、黑、紫等别的色彩。博山红绿彩的红绿颜料分为当地自产和进口两种，进口料主要来自日本和德国。自产的红和绿当地窑工称之为“大火红”和“大火绿”，而进口的则称之为“磁红”。博山红绿彩的绘画题材丰富，几乎涵盖了所有中国画的门类，无论是山水、花鸟还是人物，都充满着热烈的喜庆色彩，红绿对比鲜明、强烈，却又和谐自然，洋溢着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华。

虽然博山陶瓷工艺传习所在博山陶瓷业改良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主要还是讲求产品样式、色彩，对工艺设备的改进并不突出，其主要生产设备均甚简陋，生产工艺也不过是“半沿土法半用新法”，未有颠覆之举。

从工艺传习所到瓷业公司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王子久离任回济南，博山陶瓷工艺传习所由博山商会会长石冠英继任总办。传习所仍隶属于山东工艺局，经费亦如前。石冠英，原名石金魁，博山北岭人。清末武庠生，曾因军功赏戴五品蓝翎，补用为千总，做过湖南省桃园县的把总。卸任回博山后，曾经营福兴栈炭店，开办过“织布局”“草辫公司”“荆山村饭店”“博山浴池”等实业。石冠英有个同族兄弟叫石金声，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曾任山东咨议局佐办、山东劝业道黄河上游河工督办，在地方上声望极高。石冠英依托石金声的名望和关系，联合“同悦来”公司经理杨子材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4月成立博山商会，石冠英任会长，杨子材任副会长。

石冠英接手博山陶瓷工艺传习所后，针对其规模较大、经费不敷等问题，下令开源节流，并将工艺传习所更名为“瓷业公司”。为了学习外地名窑生产技术，派戴德禄、石竹轩二人赴江西、江苏等地考察瓷业。这些措施对当时公司制瓷工艺的改进和产品质量的提高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整个博山陶瓷业也起到了提升促进作用。《近代中国实业通志》评价说：“博山制陶工业，其经营均用个人资本。故规模狭小，不得称为工厂。……其制品以饮食器类为大宗，而形状恶劣，色彩不工，釉易脱落，质欠浩白，是为博山陶瓷之缺点，惟自博山瓷业公司成立后，制造花瓶及饮食器具，渐见改进。”

石冠英此前虽经营过诸多产业，但对陶瓷生产却是外行，而且其主要精力也不是放在办厂上，而是花大量时间在商会和政界其间活动，又因公司所用管理人员鱼龙混杂，多系不学无术之辈，正直之士和部分能工巧匠如陈希龄等被挤走。因此，博山瓷业公司不几年即出现经营不善，每况愈下，再加产品价格昂贵，销路不旺，经销商商贩乘机盘剥，造成连年亏累。尽管后来石冠英采取了裁减人员、压缩规模等措施，但终未能挽救危局。到后来，博山瓷业公司渐渐萎缩成一个只有二十多人的小作坊。据有关资料记载，经营后期，仅“厂地约数分，只有窑一座，公司中除总办外，余仅账房一人，工人十余名，学徒六、七人而已”。山东官僚见其大势已去，无利可图，即宣布不再拨经费，并交由博山地方当局接手组织经营。

繁花落尽

为了拯救博山瓷业公司，石冠英引荐陈尔延“以资购公司器具，改为商办”。以为这笔生意有利可图，陈尔延出资收购了博山瓷业公司的设备和其它资产，将其由官办转为民营。

陈尔延购下瓷业公司后，重新招兵买马，麇集了部分当地窑工，力图重整旗鼓，再创辉煌。然而事与愿违，瓷业公司每况愈下，仅经营了四五年即关门倒闭。究其原因，一是陈尔延为一政界文人，从商经验欠缺，尤其对陶瓷生产一窍不通，管理混乱；二是整体技术力量薄弱，缺乏技艺高超者带领。许多畅销产品不复生产，所出以黑釉产品为大宗，质量粗俗，远不如昔；三是民国时期，东洋瓷大量充斥博山，而质量、价格皆优于瓷业公司之产品，瓷业公司从各方面都不能与“洋货”竞争，最终于1923年关门，从此销声匿迹。

博山陶瓷工艺传习所从成立到关闭，虽然只存在了不到20年的时间，但在淄博陶瓷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期间，窑工们不仅掌握了利用当地原料生产日用细瓷的工艺技术，开拓了一大批前所未有的新产品，而且从此开始了与我国一些著名陶瓷产区如景德镇、宜兴等地进行技术交流和友好往来。同时，培养造就了一批有名的工匠，如陈希龄、赵生仁、李相君、王翠太、周庆增、陈希增等。这些人后来分散到博山各地，都成了当地陶瓷界的生产能手和技术骨干。

谭景文在所著《博山乡土教本》中评价博山陶瓷工艺传习所时说道：“……曾设立瓷业公司一处，泥胎加细，花样翻新，制法渐欲前趋江西的瓷器，很受雇主的欢迎。惜不久即以赔累停办，尽弃前功。但是，吾博山的瓷业，得到这一番的熏陶濡染，出品的提高，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实近来瓷业改良的一新纪元。”这一评价比较公允。